路遥小说的创伤叙事

　　中国当代作家中，路遥对创伤叙事的执著态度，给人们留下了强烈印象。这些创伤不仅来自肉身的饥饿、疼痛、病患，更来自精神尊严被侮辱的痛苦。“爱情”甚至被剔除了肉欲的成分，成为精神尊严创伤的某种浪漫证明。伤痕文学之后，创伤似乎被“治愈”了，创伤叙事也就作为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控诉的叙事模式，被作家们遗忘与放弃。但路遥是少数拒绝承认创伤治愈的作家之一。更有意思的是，他甚至拒绝对创伤的拯救。他不仅承认创伤还存在，还执拗地发现新的创伤，并在现实层面将对创伤的暴露当成文学创作的“惟一命题”。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想通过意识形态来治愈这些伤口，他拒绝意识形态的“询唤”，无论这种询唤来自官方，还是文坛自身纯文学话语场域的概念演进。这无疑让他成了“另类”。他需要用伤口表现真实而变动的社会，表现崇高的道德合法性，也需要用伤口来展现美学魅力，更需要用伤口来“掩护”不断激烈冲突的精神危机。他并不是一个“思想异端”的作家，但他对现实的忠实反映，却在启蒙、道德等表象之下，以“创伤”的方式，表达了他对“现代中国经验”的真诚思考。

　　创伤叙事不仅是路遥最深刻的生命体验，也昭示着他独特的文艺创作心理轨迹。这种创伤不仅是“文革”政治对生命造成的创伤，更是严峻的现实生活对无数鲜活个体所造成的创伤。回首路遥同时代的作家，很少有人像路遥那样固执地恪守创伤主题，狂热而持续地，以殉道者的勇气关注现实，关注创伤。他的小说中遍布着“创伤描述”，如“高加林一条胳膊撑着，慢慢爬起来，身体沉重得像受了重伤一般。他靠在铺盖卷上，也不看父母亲，眼睛茫然地望着对面墙”(《人生》)。 “创伤”之后，一大批作家走向了新的主题和题材，表现出了更广阔的叙事模式——无论是“改革”的宏大叙事，还是文化寻根、民间史诗、语言先锋探索、宗教救赎，而路遥的创作手法和叙事模式，甚至主题都有“单一”的嫌疑。这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受冷遇的重要文艺心理原因。路遥并没有“与时俱进”，他不能满足20世纪90年代仍未消失的，文学界对文学进化论的痴迷。他像一个倔强但真诚的农民，将创口不断地掘深，以真实的疼痛和无声的鲜血，昭示着大变革时代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给予生命个体的伤害。他对现代主义的排斥，也并不是方法论的，或美学意义的，而是出于一个偏执的，对现实问题敏锐却拒绝和解心理。对很多文化层次不高的农村青年而言，路遥小说中对农村与城市问题的表达，是如此朴实真切，而他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又如此魅力动人。很多批评家也突然发现，在经历方法论的狂热和大文化提升之后，很多现实问题，依然被回避和遗忘，却变得日益尖锐，如城乡差距问题，社会迁移“进城”问题，社会主义农村经验问题，知识分子话语领导权问题等。这些“伤口”并没有因路遥逝去而消失，而是在新历史语境下变得更生动而迫切。

　　然而，路遥一出道，却恰在“正统”的伤痕文学之外。伤痕文学和随之而来的反思暴露文学，有一个易被忽视的特点在于，这些小说对文革的批判，其主体性视角，大多是知识分子或老干部。如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所说，伤痕文学中，知识分子替代了农民、工人和解放军战士的形象成为主人公。“伤痕”被固化于苦难的返城知青、城市青少年、受迫害的老干部。即使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主人公是受迫害的农村姑娘存妮、荒妹，这种野蛮愚昧也被归于“文革时代”，而一定有外在的知识分子(容树)的反思。就创作主体而言，伤痕小说的创作者，大多是城市知青和右派作家(如张弦)。而路遥从未忘记“返乡青年”的政治身份。即使后来考上延安大学，被分配在《延河》做编辑，他也从没有将目光从那片给予他太多创伤与耻辱，也养育了他的土地中离开。他的“伤痕”有时代的共同记忆，也有他个人的烙印，即一个农村青年，如何在创伤和困苦中成为真正的现代个体。他的创伤经验主要有：(一)童年创伤。他出生于陕西榆林贫困农民家庭，从肌肤触及黄土地的那一刻起，乡村的贫困和生活的艰难，就像基因序列一样，在其精神血脉留下了印记。饥饿成为其摆脱不去的梦魇；他被寄养在别人家，“没裤衩可穿，只能偷偷在被窝里脱裤子”。家穷磨练其韧性、倔强、自负，也沉潜下了其潜意识中的自卑。(二)求学的创伤。求学期间，他的生活得益于同学们的接济。路遥中学毕业后，回乡村教书，后又到县文工团搞编剧，乃至后来被推荐读大学，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尝遍人间疾苦。(三)情感创伤。路遥与北京姑娘林红的初恋以背叛告终。路遥把招工名额让给恋人。然而，恋人却在他生病之时，离他而去。他的第二段恋情也没有善始善终。路遥逝世前，婚姻的破裂早就发生了。他和这两个女人的爱恨情仇，在其心底重重地刻下了创伤性印痕。

　　除以上几点外，路遥的“政治创伤”容易被忽视。他的政治创伤，不同于同时代很多作家，是因政治迫害(如王蒙、张贤亮)的创伤性反思，或远距离的政治反思(如刘心武)，而带有尴尬暧昧的痕迹。他曾一度在19岁以造反派的身份，当选为县革委会副主任，曾“穿着破棉袄，但翻江倒海”。虽然在清查中被退回乡村，但曾有的政治辉煌留给路遥的，并不是受左倾政治迫害的肉身痛苦，而是被抛弃和排挤的“耻辱”。虽然，很多小说里，路遥也反思左倾思潮，但他没有采取控诉加揭露的方式，也没有因此走向对革命政治的怀疑主义(如王小波)，而是“移花接木地”以新政治体制的合法主人公，受迫害的干部为假象英雄主体，完成了自我创伤的“移情”。一方面，他同样批判了左倾政治和四人帮；另一方面，他又试图通过另一种殉道般的政治勇气，以合法政治形象取得新道德崇高感。同时，他的这种老干部故事，也不同于右派作家讲述的故事。《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作品中，老干部们的道德合法性，是通过自叙传式的政治理想主义实现的。他们的道德殉难，大多有“忠心无悔”的特定政治训诫，而路遥的关注点，则在于老干部肉身和精神的“惨烈创伤”，及老干部和青年们之间的精神继承。甚至可以说，他的小说核心动作即在“展示创伤”，而非政治指向。

　　因此，《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成为理解路遥创伤叙事的关节点之一。《惊心动魄的一幕》之所以获得秦兆阳的共鸣而获奖，又被很多人冷落的关键，并不仅在于路遥对群众派性斗争的揭露，对伤痕文学主旋律的违背，而在于路遥通过对殉道者马延雄，为新旧两种政治的过渡，修通了一条心理暗河，并以此象征性地完成了“‘文革’闯将王卫国”与“文学家路遥”之间的形象过渡。“苦难”成了路遥回避自我反思的途径，而“创伤”则强迫性将苦难赋予自我，并成为与苦难相联系的惟一理由。尽管马延雄在“文革”中也做过错事，虽称不上有崇高政治理想，但他以肉身的死亡，形成了再度崇高化。小说强调的不是对造反派的批判，也不是马延雄的政治水平，而是马延雄为调和两派群众的殉难情结。路遥小说缺乏政治批判的勇气，试图融合政治主流意识与个体意识的努力，无疑表现出了其内在逻辑的紧张。

　　路遥面对创伤的态度令人玩味。他对创伤的展示，并不是希望被救赎，而是在悖论性冲突中找到某种历史本质力量。他的创伤言说是主观的，而他对待创伤的态度确是历史的、客观的。他对普通民众的亲切感，他对于当代文坛和知识分子的疏离狷介，他对不公平和非正义的反抗，他对于土地、人民等理想主义人格的自我塑造，似乎都在言说着伤口的来源，即丰富的体验性敏感和由此而来的痛苦。路遥将政治热情变为文学热情，成为一种升华性、区隔性的代偿。这是一种利用文化权力，试图间接达到“自我认同”的焦虑。然而，问题也在于，文字的权力幻觉后，就会陷入更大的有关“内容”的焦虑。文学的认可并没有导致满足感，而是更大的焦虑。这种奇怪的情况，在路遥的《人生》获奖之后，表现得很明显。当人们认为他应志得意满的时候，他竟痛苦万分，甚至想到了自杀。这种反常的人生思维方式，其实正是创伤心理无法得到缓解的表现。

　　而对待女性的态度，也可看作是路遥创伤叙事的独特策略。路遥塑造了一系列美好女性形象，如巧珍、田晓霞、润叶等。有意思的是，曾多次遭受爱情创伤的路遥，并没有展现出对女性的厌弃和否定，而是以美好的女性形象，呼应了他性格中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结。女性成为理想人格的寄托，即使那些抛弃了男主人公的女性，如黄亚萍，路遥也给予充分理解与同情。这种女性至上意识，又是理想主义的，排除了性欲，不同于张贤亮笔下的女性拯救者。短篇小说《姐姐》中，温柔善良的姐姐爱上了插队知情高立民，然而，回城后高立民抛弃了姐姐。不论《人生》中的刘巧珍，还是《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大都甘愿为“高加林们”默默做出牺牲，她们身上隐忍的等待、真诚的处事和善意的呵护，恰恰指向了作家情感生活中的诸多创伤。路遥的作品总是出现这样一个女神，在男主人公的关键时刻，给予其爱和帮助。

　　路遥的创伤叙事，与张贤亮、王蒙等作家的苦难叙事是不同的。张贤亮的性爱颠覆叙事，一直在文本中与政治叙事形成内在对峙，而王蒙则以少年布尔什维克的青春气质与真诚的政治反思形成理想主义风格。在张承志等作家笔下，苦难则具有了宗教拯救意识。而路遥一开始就不是批判性的，或者说，这种批判仅是面对外在环境。路遥的内心其实从未改变，他所做的，就是不断诉说苦难的创伤，进而形成超越性狂想，他在文本中呈现出来的所有内心分裂与悖论，挣扎与矛盾，既非常真实，又融合了宏大叙事的概念之中。这种充满了启蒙魅力的话语方式，既契合新时期主流话语，也转喻了时代青年内心的苦闷与个人化追求。《平凡的世界》中，作家将这种创伤叙事，从自叙传式的个体化创伤，扩展到了城乡转型乃至中国现代化转型这一历史背景下的内在心灵创伤，具有了更深厚的共鸣性历史体验。创伤不是被治愈了，而是被延迟和分裂了，高加林被分为少安和少平两个人。少安承担乡土的守望之责，而少平则充当开拓城市的冒险之任务，而使二者存在内在联系的，还是作者设计的一系列创伤，而少安的负重前行，少平的殉道激情，其实还来自创伤叙事的内在规定性。而此时，这些创伤更强烈地成为叙事的悲剧性推动，这里不仅有田福堂的政治欺压，生活苦难，爱情背叛，也有一系列肉身的更惨烈的创痛，如润叶的丈夫瘫痪，孙少平毁容，田晓霞溺水而死，秀莲肺癌而亡。这里的爱情创伤，无疑是《姐姐》《风雪腊梅》《痛苦》等系列小说的延续和深化。路遥试图摆脱个人化伤感情绪及道德批判，而赋予少安与润叶，少平与田晓霞这两对爱侣的情感之路，具有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意义和更崇高美好的人性宽容。这无疑是《平凡的世界》在境界上胜《人生》之处。

　　有论者认为，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走向了“儒家化的道德理想主义”，是将路遥的创作文艺心理简单化了。他从没有将道德作为最后的皈依，道德理想主义只是路遥面对伤口时的一种崇高化的平衡手段。从路遥的人物成长谱系而言，从马建强、高加林到孙少安、孙少平，道德的救赎总作为“阶段性解决手段”，被路遥生硬地放置到了结尾，并为下一个重要作品打下了铺垫。这些所谓“解决和超越”，或许正是路遥的“装置性”策略，用来提醒读者和批评家，伤口的治愈，不过是一个“文字假象”。路遥的小说，永远是对创伤模式的现实主义深化。他的小说主题，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高中生马建强和城里的吴亚玲等同学的互相尊重，并没有解决回乡青年高加林的精神痛苦，而高加林在德顺老汉的劝慰下，扑倒在土地上，也并没有让少安和少平获得内心安宁。同样，因建造窑厂成为富裕万元户的少安，毁容后回到矿山的少平，也不可能变成心平气和的成功者。据回忆文章，路遥下部长篇小说《崩溃》的设想，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整体影响为历史背景。我们可以设想，那些不安现状的孙少安、孙少平们，必将走出乡土，在广阔的城市舞台有更精彩、更加惨烈的表演，而诸如高明楼、黄亚萍的父亲黄部长，田晓霞的父亲田省长这样大大小小的红色贵族家庭内部，也必定在意识形态转型和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有激烈的震撼和变化。

　　由此，路遥的死亡，也可以看作一种症候，即他为这种理想主义化的现实主义话语，制造了一个终结神话。一个有趣的现象是，1990后，描写进城农民和城乡转型似乎成了时髦题材，但没有一部作品能像《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样引发持续共鸣。路遥看似笨拙、悲壮，有几分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似乎给了所有深受创伤的底层青年一个美丽但遥远的希望。《平凡的世界》的出现，是历史的拐点，小说讲述时间下限是1985年，正是市场经济刚进入中国之时，小说出版则在20世纪90年代初，恰逢国内新一轮改革开放正在酝酿。20世纪90年代之后，再从这类文本中塑造理想主义的表述，似乎已变得不可能了，而类似的进城题材，则变得更繁复、更文人化。可以说，路遥创伤叙事的独有形态，有深刻的中国当代史逻辑。这种伤口既是青年成长的精神创伤，更是当代中国语境下，成长的农村青年所要面对的道德困窘和实践选择。路遥很少对现实政治体制提出尖锐批评。他揭示了矛盾，但并没有提出解决方案，而是以创伤性苦难体验形成自我升华式的超越模式，进而将问题导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可控范围内。他的创伤叙事表现为宏大话语的杂糅，这种杂糅中既有启蒙的个性主义，也有来自俄罗斯文学系统的集体主义情愫，还有党派文艺的内在规约性。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路遥的创伤叙事，尽管在主体反思和艺术手法上存在缺陷，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真正的“中国经验”。他没有西方期待的政治批判，也没有文坛期待的艺术创新，却写出了变迁的中国乡土社会真切的人生体验。这是“平凡的世界”，也是“真实的世界”，甚至还有各种话语杂糅的笨拙痕迹，但也许那就是转型时代的深刻现实，不容回避，也不容忽视。由此，作为具有精神分析症候的路遥小说的创伤叙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学内部潜在的“经典可能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