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代的不同抉择——重读路遥《人生》

　　路遥是20世纪80年代极为重要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比如《人生》《平凡的世界》曾轰动一时，影响至今不衰。可惜路遥不能节制，不能养生、护生，“早晨从中午开始”，起居无常，消耗过度，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人生》发表于1982年，是路遥典型的作品。若想看清楚《人生》这部小说，须将它放在历史的脉络中去解读，尤其须与柳青的《创业史》进行对比阅读。路遥说，有两个作家对其有巨大的影响，其一是柳青，其二是秦兆阳。在《人生》开篇之前，路遥曾引用过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口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柳青的这段话作为路遥的开场白高悬于《人生》之前，可谓指南针，借此可以知道《人生》要说些什么，这段话也是理解《人生》的钥匙，由此可以打开《人生》及其背后的世界。《人生》可谓路遥为演绎柳青这段话之作，只是《创业史》写1953年前后的中国，《人生》则是写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时代已变，故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也随之一变。

　　这段话出自《创业史》第15章，柳青关于人生的话语重心长，也颇为抽象，这段话是针对《创业史》中的改霞而言。其时，改霞正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她瞻前顾后，颇为犹疑，她或可报考西安的工厂，或可留在农村。前途的抉择中还掺杂了爱情的选择，改霞若留在农村，可与梁生宝在一起，若去了城市则须与梁生宝分离。柳青这段话似警告，似劝说，归根结蒂意思是人一定要做对选择，否则人生就会受到影响。所谓正确的抉择，就是识时务，就是看懂或者加入时代的大潮，亦是智慧；不正确的抉择就是不识时务，逆潮流而动，就是不智。

　　柳青是一个有志向的作家，《创业史》是宏大叙事，柳青试图总体上写一个村庄蛤蟆滩。蛤蟆滩是当时中国的缩影，柳青围绕着互助组问题，写了诸多路线之间的较量，写了不同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情况。梁生宝和改霞是《创业史》中的两个重要人物，梁生宝是社会主义新人，他公而忘私，体现了新一代共产党人的风采；改霞则是“梁生宝和郭振山矛盾的连接点和推动力”，她连接着两条路线。梁生宝看懂了时代，跟上了时代的潮流，他甚至都不必抉择，就是留在农村，一心一意带领群众走互助合作之路；改霞虽欲离开农村，进城市当工人，但是这个过程一波三折，改霞时而动心，时而后悔、自责甚至反悔。改霞最终痛下决心进城当工人并离开梁生宝的原因在于她觉得两个人性格不合。小说写到：“改霞想：生宝和她都是强性子年轻人，又都热心于社会活动，结了亲是不是一定好呢？这个念头，自从5月之夜不愉快的幽会中从她脑里萌起以后，她就再用铁镊子也夹不出去了。她想：生宝肯定是属于人民的人了；而她自己呢？也不甘愿当个庄稼汉的好媳妇。”如此一来，改霞离开梁生宝进城当工人，原因就不是因为农村和城市之间有差距，而只是因为两人性格不合。在柳青那里，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只是工业和农业的区别，在理论上二者并无高下之分，工人和农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工业和农业都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创业史》写1953年前后的农村，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于农村而言，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这一年开始了互助合作运动，农村以工业化的方式组织了起来，而此前的农村如同孙中山所言是“一盘散沙”。在小说中，1953年的春天被描述为：“1953年的春天，庄稼人们看做亲娘的关中平原啊，又是万木争荣的时节了。……但1953年春天，人的心情可和过去的1952个春天，大不一样。……1953年春天，是祖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春天。……1953年春天，中国大地上到处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画、交响乐和集体舞。1953年春天——你历史的另一个新起点啊！”柳青的语言激情澎湃，非常类似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似乎农村自此之后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样的大时代，在一个亘古未有的时刻，梁生宝肯定不会离开农村去城市，农村会给其足够的发展空间，他在农村也可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之下，进城似乎都是落后与自私的表现。

　　《人生》较之《创业史》已极为不同，路遥接着梁生宝和改霞的抉择来写，他只是以村庄为衬托写高加林的个人抉择，他要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做出抉择，同时也要在巧珍和黄亚萍之间做出抉择。抉择就是心之所之，个人所之的方向就是这个时代的趋向，所谓人往高处走，其时的高处已经是城市。做出什么样的关键性抉择，走了哪条路，就是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因此这部写抉择的小说，被冠以一个沉重的名称《人生》。高加林的最终选择是去城市，放弃农村，相应地在爱情中他选择了黄亚萍，抛弃了巧珍。高加林抉择的过程不再一波三折，不再遮遮掩掩，不再伴随着后悔或者反悔。高加林与梁生宝的抉择不同之处在于时代已变，处境已变，因此抉择亦随之不同。《人生》中的高加林的抉择好比梁生宝走了改霞的路，梁生宝不再待在农村，他进了城。20世纪50年代，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是一体的，所以梁生宝可以以不必抉择而抉择；20世纪80年代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已经二分，所以何去何从就有了痛苦的抉择。

　　《人生》就是写了这样的抉择。1950年代，梁生宝义无反顾地留在农村，组织农村互助合作，1980年代初梁生宝为什么要走改霞的路？这就是时代的信息，其中有惊天动地的变化。关键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包产到户意味着农村互助合作的终结，1953年的春天曾是划时代的时刻，但是1978年冲淡了1953年，1978年成了新的历史起点。1978年的梁生宝在农村会作何感想？新一代的梁生宝在农村已经没有空间可以发展，农村与城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于是他们只好进城。城市和农村若在20世纪50年代仅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差别，它们之间的对立尚比较隐蔽；而在1980年代初城市和农村的对立已经日益公开化，而且差距日益扩大。

　　《人生》中有一个细节写得非常好，能够传递出时代的信息。小说写到：“她显然已经记不得他是谁了。是的，他现在穿得破破烂烂，满身大粪；脸也不再是学生时期那样白净，变得粗粗糙糙的，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以前只去过克南家两三次，她怎能把他记住呢？既然是这样，他高加林也就不想客气了。但他出于对老同学母亲的尊重，还是尽量语气平静地解释说：‘您不要生气，我很快就完了。这没有办法。我们在晚上进城拉粪，也是考虑到白天机关工作，不卫生；想不到你们晚上在院里乘凉哩……’旁边那几个干部都说：‘算了，算了，赶快装满拉走……’但克南他妈还气冲冲地说：‘走远！一身的粪！臭烘烘的！’ 加林一下子恼了。他恶狠狠地对老同学他妈说：‘我身上是不太干净，不过，我闻见你身上也有一股臭味！’”克南他妈的进攻底气十足，高加林的反击则没有力量。底气来自哪里？来自时代精神的认可。为什么底气不足？因为不被时代精神认可，因为高加林以毛泽东时代的话语为根据。《人生》中的这个细节却是对革命话语的颠覆，彼时脚上有牛屎者干净，1980年代变成了脚上有牛屎者臭。农民和工人，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等级在1980年代公开化了。没有等级的时代，梁生宝在农村和城市都可以，但是有了等级，城市当然成为新一代梁生宝的首选，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梁生宝走了改霞的路，而且义无反顾。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可以理解为《创业史》的第三部，高加林只是梁生宝走了改霞的路而已，路遥接着柳青写农村的情况，只是《人生》写了1980年代农村的情况，而1978年前后的农村已经截然不同。

　　高加林对城市与农村的抉择尚伴随着对不同女性的抉择，高加林之于巧珍似乎始乱终弃，在道德上，高加林须遭到谴责，但是路遥对高加林似乎没有过多的责备，他甚至对高加林的态度比较暧昧。路遥的暧昧体现在隐含叙述者的态度中，也体现在他对各个人物的安排之中，路遥甚至故意制造高加林与农村环境之间的对立，为高加林离开农村寻找合理性和借口。在与人的谈话中，路遥也说：“至于高加林这个形象，我写的是一个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中的人，在生活里并不应该指责他是一个落后分子或者是一个懦夫、坏蛋，这样去理解就太简单了。现在有些评论家也看出来他身上的复杂性，认为不能一般地从好人坏人这个意义上去看待高加林，我是很同意的。像高加林这样20来岁的年轻人，生活经验不足，刚刚踏上生活的道路，不成熟是不可避免的。不仅高加林是这样，任何一个刚走上生活道路的年轻人，也不会是一个成熟的、完美无缺的人，更何况高加林处在当时那么一种情况下，对任何事情都表现出正确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个青年人的身上，绝不是一切都应该否定的。……我抱着一种兄长般的感情来写这个人物。因为我比高加林大几岁，我比他走的路稍微长一点，对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优点，或者不好的东西，我都想完整地描写出来。我希望这样的人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最终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年轻人，目前出现在作品中的这个人物，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这并不是说我护短，在作品中可以看到，我对他思想感情上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批评是很尖锐的。对于作家的倾向性，咱们已经习惯于看他怎样赤裸裸地去赞扬什么，批判什么。我认为，一个作家的倾向性应该包含在作品的整体结构中。我的倾向性，表现在《人生》的整体中，而不是在某个地方跳出来，把加林批评一顿。”

　　柳青对梁生宝充满着赞美和肯定，因为梁生宝是社会主义农村的新人，但是柳青对改霞的态度却有些暧昧，在他的解释中改霞进城也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社会主义建设而已。路遥对于高加林的态度却极为暧昧，为什么？或许路遥并未看清那个时代，他或许不知道高加林离开农村进城意味着什么，他只是看到了有人进城，于是写了下来。而且，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个转折时期，社会主义的消极经验让知识分子尚心有余悸，大家都在观看，路遥暧昧的态度或许恰是当时大多数人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人生》之所以能够吸引人就是因为路遥写出了问题的复杂和人物的丰富，若路遥立场鲜明，他或者批判高加林背弃农村进城，或者他支持高加林进城，这都未必能见出20世纪80年代暧昧的总体心态。中国何去何从，当时大家的态度多是恍兮惚兮，模模糊糊。在局势尚不明了之时，在大家都似懂非懂之际，文学恰可以施展其长处，写出这样的状态。

　　梁生宝是20世纪50年代农村的社会主义新人，高加林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两个人的不同抉择传递出不同时代的不同信息。路遥写出了当时抉择的方向和人心之所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信息似乎一直延续到现在，高加林的寿命就附着在80年代以来的信息上，这么多年高加林之所以广受欢迎，就是因为时代的基本精神一直延续着，从未有大的改变。除非有朝一日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生》才会被遗忘，高加林才会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