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与传统文学

　　在最需要营养的成长与学习岁月，路遥却遭遇到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的双重匮乏。对食物、知识的饥渴感时时折磨着他。《平凡的世界》开篇孙少平背着人狼吞虎咽地吃菜汤、黑窝头的场面常被人称引，而小说中紧接着便描写了孙少平对课外书的渴求：

　　现在，他在学校和县文化馆的图书室里千方百计搜寻书籍……渐渐地，他每天都沉醉在读书中。没事的时候，他就躺在自己的一堆破烂被褥里没完没了地看……只有这些书，才使他觉得活着还是十分有意义的，他的精神也才能得到一些安慰，并且唤起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某种美好的向往——没有这一点，他就无法熬过眼前这艰难而痛苦的每一个日子。

　　《平凡的世界》具有“半自传”性质，这段描写也反映了少年路遥探求知识的心路历程。路遥在《答〈延河〉编辑部问》中更明确谈到：“在这些年月里，学习理工科是没有条件的。但文学书籍还总能找到一些，于是捉住就读，这样便产生了爱好。”即使时过境迁，他的生活条件和学习、写作环境改善之后，这种总担心“吃不饱”、抓住机会就“狼吞虎咽”式阅读的“补偿”心态仍然很明显，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如是说：

　　如果下午没完成当天的任务，便重新伏案操作直至完成。然后，或者进入阅读(同时交叉读多种书)，或者详细考虑明天的工作内容以至全书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问题……入睡前无论如何要读书，这是最好的安眠药，直到睡着后书自动从手中脱离为止。

　　路遥“狼吞虎咽”的书籍，大部分是长篇小说，但他阅读面很宽：

　　同时也读其他杂书，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著作等等。另外，还找一些专门著作，农业、商业、工业、科技以及大量搜罗许多知识性小册子，诸如养鱼、养蜂、施肥、税务、财务、气象、历法、造林、土壤改造、风俗、民俗、UFO(不明飞行物)等等。那时间，房子里到处都搁着书和资料，桌上、床头、茶几、窗台，甚至厕所，以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随手都可以拿到读物。

　　这不禁让人想起杰克·伦敦《热爱生命》中那位获救的主人公：他床铺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硬面包，“他是在防备可能发生的另一次饥荒”——以防备饥荒的心理进行阅读和写作，这或许可以解释路遥近乎偏执的创作方式，也可以说是推动他不断前行的动力。

　　在构成路遥知识体系的大量“杂书”里，也包括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学读物，再细说，则有古典小说、历史文学和古典诗词。

　　虽然以写作乡土味儿的小说见长，路遥的文学视野和文学趣味却是相当“西化”的。他钟爱俄苏文学，普希金是他最喜爱的诗人之一。朱鸿在《路遥纪念》一文中曾坦言，路遥不是一个追求风雅的文人，“在他身上，没有丝毫的中国传统文人的习气。他不会吟风弄月，也不懂棋琴书画”。不过，路遥固然没有传统文人习气，也没有系统的古典文学知识，说他不会“吟风弄月”，却未免绝对。虽然路遥不曾留下专门谈论古典诗文的文字，但由一些细节还是看得出来，他还是颇受古典诗词影响的。

　　路遥的创作，始于诗歌。1972年出版的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所编诗集《山丹丹花开》，其中收录了路遥的《车过南京桥》《农村销货员》《塞上柳》等多首诗作。他诗歌的代表作《车过南京桥》明显采用了传统民歌的形式，句式富于变化，押韵也比较讲究。而据其同乡刘凤梅回忆，1972年她上大学时心境不好，路遥曾特意为她写了一阕词：

　　未听惊蛰雷，却看桃花水，桑雨如雾雾如烟，春光似梦梦似醉。

　　此情多生劫，问君有几回？月下怀莫留恋，花前泪且收住。

　　解得其中无限意，人生路上不徘徊。一心随江流，向着海魂飞。

　　这并不是一首严格按词牌填写的长短句，但无论具体的修辞、意象还是审美意境，却毫无疑问是古典诗词所特有的。其中的“花”“月”“梦”“泪”等用语，很难说不是在“吟风弄月”吧？如果刘凤梅回忆无误，这实在足以改变我们对路遥早期创作皆“革命文学”的印象。

　　路遥1987年初冬为榆林一些文学社团题词中，写给清涧宽州文学社的题词是：“三边都豪气，芦河有锦情。”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谈创作方法优劣时，有这样一段评论：

　　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一个成熟的作家永远不会“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他们用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杰出的篇章。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这两句，出自李白的讽刺诗《嘲鲁儒》。在众多的李白名作中，这首诗并不算出名，这两句也并非传世名句，或许只有李白研究专家或特别喜爱李白的读者才可能注意到此诗——而路遥显然不是这种人，那么，他怎么会知道并随手引用这两句诗呢？由他的成长经历，这样的推测或许是合理的：在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初，正好经历了所谓“儒法斗争”，而李白这首诗，当时是被视为法家批评儒家的作品特别提出的。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机缘，使路遥牢牢记住了这两句诗。他最初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实由此类“运动”所开启，这在下面还会谈到。也缘此，他的传统文学阅读和知识是零散的、不够系统的。

　　与古典诗词修养相比，路遥对中国古典长篇白话小说的阅读要更为系统，也提出了一些较为明确的评论意见，尤其是对《红楼梦》甚为推崇。在回答“最喜欢谁的作品”这个问题时，路遥的答案是“喜欢中国的《红楼梦》、鲁迅的全部著作和柳青的《创业史》”。而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他更展开地谈到了关于《红楼梦》等古典长篇小说的话题：

　　从现代小说意义来观察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在成就最高的《水浒》《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四部书中，《红楼梦》当然是峰巅，它可以和世界长篇小说史上任何大师的作品比美……这次，我在中国的长卷作品中重点研读《红楼梦》和《创业史》。这是我第3次阅读《红楼梦》，第7次阅读《创业史》。

　　对《红楼梦》的推崇，与路遥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思考有关。他主张在民族伟大历史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出真正具有自己特性的新文学成果：

　　如果一味地模仿别人，崇尚别人，轻视甚至藐视自己民族博大深厚的历史文化，这种生吞活剥的“引进”注定没有前途……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当代西方许多新的文化思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甚至已经渗透到他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而我们何以要数典忘祖轻薄自己呢？

　　在他看来，《红楼梦》显然代表了中国传统博大深厚的历史文化，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杰出，足以与他喜欢的世界一流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肖洛霍夫、司汤达等人的作品相媲美，其作者“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而他对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肯定，则是他乐于接受传统文学熏染的基础。既然“当代西方许多新的文化思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那么他的“西化”阅读倾向与向传统文学汲取营养也就并行不悖了。

　　他清楚地谈及，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第三次阅读《红楼梦》。那么，他最早是在什么时候阅读《红楼梦》的呢？他本人并没有谈及。不过，我们同样可以据他的成长经历作出些推测，他很可能也是由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场全民评《红楼梦》运动而得到知识普及，开始接触这部名著的。始于1973年的这场全国性评红热潮，其中心意旨是将 《红楼梦》定性为一部形象地反映封建社会末期阶级斗争的政治历史小说。这场运动同样围绕毛泽东对《红楼梦》的“最高指示”展开，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这些评论也成为许多人对《红楼梦》的“第一印象”。

　　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引用到《红楼梦》：“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不能在成都开一万年的会。《红楼梦》里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这是真理。”而《平凡的世界》里也引用了《红楼梦》这句话，应该不是凑巧：

　　孙少平回家以后才知道，父亲是因为分家的事才写信让他回来的。

　　比起他想象的其他灾祸，这件事看来并不特别严重。《红楼梦》里的凤姐说，没有不散的筵席。弟兄分家，或者父子分家，在农村已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不过，须指出一个细节问题，《红楼梦》里的确多次出现类似的话，却都不是凤姐说的，《平凡的世界》这里所说不确。

　　路遥接触《水浒传》，很可能同样是由1975—1976年间那场“评《水浒》运动”而开始的。《平凡的世界》第1部第29章中比较明确地述及此事，孙少安出远门回来，他二爸向他传达报纸上的事：

　　他二爸走到他当前，扬了扬手中的报纸说：“你大概知道了，《人民日报》8月31日发表了评《水浒》的重要文章。”少安说：“我不知道这些事。批《水浒》的什么哩？”他二爸胸脯一挺，说：“嘿，毛主席都发指示了！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还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除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红楼》《水浒》之外，路遥对其他中国古典小说也零散地发表过一些看法。叶广芩回忆，路遥曾跟她谈过《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吕布和貂蝉；《平凡的世界》中也有孙少安打算投资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情节。

　　中国传统观念里，“文史哲”没有绝对的分界线，诗词、小说固然是文学，《史记》《汉书》等史传作品和《庄子》《老子》等哲人之作同样是文学。路遥没有详细谈及他所研读的历史著作，但《史记》应该是他推崇的经典著作。他虽没有专门谈到过《史记》，《平凡的世界》里却特意描写了田福军读《史记》的情节：

　　进窑后，他在书架上摸出一本《史记》，从折页的地方打开，但又不想读，背抄着手，踱到墙上的那张大开的世界地图前面。

　　事实上，这也是小说中惟一写到田福军所读的书。路遥自己讲过，这部小说主要有3条人物主线，即分别以孙少安、孙少平为中心的两条“近景”上的主流和以田福军为中心的一条“远景”上的主流。田福军是一个寄托了作者诸多理想色彩的人物，这样一位理想人物，书架上有许多历史书籍，经常翻读《史记》，可见历史著作和《史记》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有意无意地，路遥也继承了《史记》及其作者司马迁的思想和精神力量。司马迁的不幸遭遇，反而促使他更加发愤著书，终于写成皇皇《史记》。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坦承，自己之所以隐忍苟活，只是因为还有未竟的著述事业；他引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人的事迹激励自己，“《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所谓“发愤”，指身处逆境而不消沉，反而更加激扬奋发有所作为。也缘此，司马迁对《史记》寄托了极高的期待：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对照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对自己创作动机和价值取向的阐述，与司马迁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暗合的：

　　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

　　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

　　在我的想象中，未来的这部书如果不是此生我最满意的作品，也起码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作品。

　　应该敢于把触角延伸到别人没有到过的地方，敢于进入“无人区”并树起自己的标志。每一个思想巨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法认识这个世界，揭示这个世界的奥妙，为什么你不可以呢？你姑且认为你已经发现了通往华山的另一条道路。

　　这样的时刻，所有你尊敬的作家都可以让他们安坐在远方历史为他们准备的“先圣祠”中，让他们各自光芒四射地照耀大地。但照耀你的世界的光芒应该是你自己发出的。

　　甚至两个人选择的具体写作方式都是相近的，司马迁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而路遥则决心“完全掌握这十年间中国(甚至还有世界——因为中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世界的一员)究竟发生过什么。不仅是宏观的了解，还应该有微观的了解”，他在堆积如山的资料间没明没黑地翻看、记录，“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在《平凡的世界》最终完成的那天，路遥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

　　这是一次漫长的人生孤旅。因此，曾丧失和牺牲了多少应该拥有的生活，最宝贵的青春已经一去不返。当然，可以为收获的某些果实而自慰，但也会为不再盛开的花朵而深深地悲伤。生活就是如此，有得必有失。为某种选定的目标而献身，就应该是永远不悔的牺牲。

　　无论如何，能走到这一天就是幸福。

　　这不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吗？写作带给他们的痛苦和写作完成时的巨大幸福感，也是相似的。在写作道路上，路遥仿佛与2000多年前那位同样生活在陕西的伟大历史作家再度“心有灵犀一点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