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路遥的“遭遇”

　　阴霾10多年，“文革”方结束，那些岁月真的令人不堪回首。可是对我本人来说，却时或愿意回首，因为彼时有令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忘怀的3年知青生涯。

　　忽然有一天，觉得格外天朗气清，待在苏北某果园知青连的我居然有了报考大学的机遇，于是紧张地复习，更紧张地考试、体检，终于在1978年岁初进入了此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某大学，成为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届大学生，成为所谓“新三届”中的“天之骄子”。然而，那时候的读书人能够读到的书其实很有限，许多教材都是久疏于学术的老师们匆匆忙忙新编的，且多是没有正式出版的，质朴而又便宜。又忽一日，在传阅中兴奋地读到了已经引起全国轰动的路遥的小说《人生》，这算是我与路遥的第一次“遭遇”。

　　读《人生》，说人生，争议颇多。那时候的大学生几乎人人都在谈论路遥的《人生》，特别是在电影《人生》上映期间，掀起了全社会的关于人生的大讨论，这也许可以视之为一次实实在在的“人生启蒙运动”吧，文学的魅力或文学的伟力由此可见一斑。当时的我也和大家一样，因读和看《人生》的小说及电影，引起了很多思考，真的是触动了灵魂。其中，敏感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面对年轻人无法回避的爱情、婚姻。这个问题在当年绝对已经成为人生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人生》将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的“三角”难题生动地展示出来。我曾经在一篇论述沈从文《边城》的文章中说，人世间总存在着复杂的性别关系，但基本的“民间原型”却是“三角”模式。与“难婚原型”相应的“三角”模式诚是普遍存在的把握人类性别关系的基本方式，但庸俗低能的作家必会将情恋三角写成非常低级庸俗的故事，可是那些深刻和熟谙人性的作家，却能从情场三角中，展示出人生中那支扣人心弦、动人肺腑的情场哀乐，将一种人生方式中蕴含的丰富多样的人情人性及其承受的“生命之重”表现出来，使之真正成为人们审美观照的对象。显然，这样的“民间原型”也出现在《人生》中，还唤起了很多人的强烈共鸣，引发了许多人内心深处的纠结。

　　作为主人公的高加林，他所面对的严峻问题就是：选择刘巧珍还是黄亚萍？当时，在认定“个人奋斗”的必要性上，人们实际比较快便取得了心照不宣的“共识”，但在爱情婚姻方面，选“刘”还是选“黄”却成为一个迄今仍难以解决的“真题”。包括路遥本人，是否很好解决了这一人生真题？似乎也很难说。而在当时就读中文系的我看来，选“刘”也就是选“留”，意味着要留住淳朴的“初爱”和由此建立的家庭；选“黄”也就是选“惶”，意味着要陷入情感的挣扎，尽管这种感情会有色彩、有浪漫，却极有可能会“惶”的，惶惶不安，痛苦不已，凄艳迷离，且最终大抵也是要“黄”的……这种选择上的区别对很多人来说无疑都是非常艰难的。对男人如此，对女人也是如此；对高加林们如此，对路遥和笔者也如此。幸运的是，当年笔者受到了《人生》的启发，且基于自己的人生体验，在大学毕业后，仍宁愿选择在乡下当知青时结识的那个“她”(巧的很她也姓“刘”，排行老三，友人戏称刘三姐)，于是好人一生平安，并建构了属于常态的且能够基本体现岁月静好的“情感金字塔”。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要衷心感谢路遥和他的《人生》的。

　　第二次与路遥的“遭遇”，是因“窥视”而结识了路遥，研究了路遥。与第一次的文学阅读之“遭遇”不同，这一次是“奉命”行事，要从创作心理学角度“窥视”路遥了。

　　我从大学毕业后曾在故乡亦即淮阴地区任中学教师年余，也许仍受到“个人奋斗”的启发和激励，勇敢地报考了西安某大学的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即留校当起了高校教师。当时，“下海潮”渐渐涌起，心下羡慕却还是坚持在讲台上、书桌旁打发时光。

　　几年后的一日，大概是1990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曾给我授过课的畅广元突然召集五位年轻教师布置任务说，经与省作协朋友商量，决定编撰一本《神秘黑箱的窥视》，要搞个“三极对话”，立意要对陕西五位知名作家的创作心理进行“案例分析”，即作家、评论家和青年学者共同针对作家创作心理展开对话。年轻学者率先“发难”，主要针对作家创作心理特别是创作心理障碍等进行剖析(他认为陕西几位实力作家有水平却仍需要新的突破)；接着，作家在看过年轻学者论文后，自由自主讲述自己的创作经验和体悟，有表白，更希望有辩驳；再下来，知名评论家出马，在阅读前两者文章之后，写出自己对二者论述的见解，颇有“摆平”或“升华”的意味。总之，这种“三极对话”的好处，是能让读者透过对话，感受到一种相对客观的立体化“呈现”，从而有利于从不同的方面把握作家的创作心态。

　　畅广元宣布，选中的5位知名作家是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和李天芳；担任先期文学批评任务的5位年轻学者是李继凯、屈雅君、吴进、李凌泽和陈瑞琳；5位评论家是肖云儒、费秉勋、孙豹隐、陈孝英和李星(即著名的“笔耕组”几位骨干)。为了进一步完善该书，后来畅老师请王愚撰写《创作与批评的多向审视》放在全书的前面，算作“序言”，自己写了“前言”，还特别请刘建军写出“总评”《作家创作心理猜测》，进行理论总结。这番策划可谓非常精心，即使放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大工程”。经过3年多的努力，该书终于完成，并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93年9月出版。此时，路遥已经病逝，遗憾未能看到本书。作为主编的畅广元在后记中提及，“特别是路遥同志，放弃率团出国访问的机会，写了长达6万余字的创作随笔，这种对文学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令人敬佩。路遥英年早逝，我们用这部书纪念他。”

　　路遥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一位作家。带着敬佩和任务，我阅读了能够找到的路遥的全部作品，还专门到省作协大院请教路遥，有时还到路遥家中去拜访，在相关座谈会上认真听取大家包括路遥的发言，当面询问过路遥若干问题，包括在餐桌上都愿意坐在路遥身边，询问他吃酒席和当年饥饿至极的不同感受。总之，经过数月的艰苦努力，我在1991年4月即完成了一篇4万余字题为《沉入“平凡的世界”——路遥创作心理探析》的论文。畅广元后来撰文追念路遥，还特别提及路遥读过我的论文，并由此产生颇多想法，酝酿很长时间才决定认真撰写长篇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

　　有人介绍说，《早晨从中午开始》是路遥的绝笔之作，他之所以写此长篇随笔与陕西评论家想编一本独特的文学评论集有关。换句话说，《早晨从中午开始》是陕西评论家促成的。路遥看了李继凯的论文《沉入“平凡的世界”——路遥创作心理探析》一文后，对畅广元说：“文章写得很认真，有不少话说到点子上了。当然，我也有我的想法，我一定要认真写一篇文章作答。”又说：“畅老师，你主编这部书，我鼎力支持。这次我下决心回答评论界朋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之后路遥通过一段时间的充分酝酿，并去陕北寻找创作灵感，期间放弃了率团出国的机会，以每天1000字的速度，用一冬天的时间，终于写出了《早晨从中午开始》。此时离他的大限还有8个多月。我那篇尝试性的评论确实被路遥看到了，且引起了他的关注和思考。能如此，我已经很满足了。

　　第三次“遭遇”路遥，是近期不期而然触及了“路遥文学奖”这个话题。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最感兴趣的作家是鲁迅，1983年考取研究生后即开始研究鲁迅、茅盾、郭沫若、张爱玲、丁玲等作家，但对所谓当代文学及陕西作家确实关注不多，只是停留在一般阅读层面。自从畅广元下令研究路遥以来，情况改变了，我对陕西文学和整个西部文学都有了相当浓厚的兴趣，除了时有相关论文发表之外，还曾参与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撰稿，写成了专著《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

　　忽一日，我接到西北大学杨乐生的电话，说要开一个座谈会。我与乐生兄相识多年，他向来善于独立思考，言谈不俗，不会随便虚应和妥协。而我本人虽误入行政近20年，但秉性大抵也是不苟且，敢直言，于是乎终于弃政从文。当我参加座谈会时，发现大家果然能够坦诚直言，并在乐生兄引导下认真讨论了“路遥文学奖”设立的必要性、可行性及目前筹备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我当时在表达自己真实的关切和担心之后，主要提了6点建议，后来又有记者打电话给我，说是要继续采访，我便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但到了报纸和网络上则往往都是片段或不合本意的表述。这里且比较完整地表达一下吧：

　　其一是认同。即要努力形成共识，让更多的人认同这件设奖的事，对其必要性、可行性有充分的了解。为此要做充分的准备工作，不能霸王硬上弓，简单从事的结果肯定会不了了之，很快成为过眼烟云，有不少已设的文学奖，尤其是民间贤达人士资助的文学奖往往因为先天不足、后天不慎而很快陷入困境并终止了相关活动。

　　其二是正视。即要正视已经存在的各种矛盾，努力克服面临的各种困难。其中最为明显的矛盾是发起人一方与路遥家人一方的意见相左，不能有效化解这样的矛盾，要想成功举办“路遥文学奖”是很难做到的。事实上，路遥家人的态度已经得到不少人的赞同，这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作用。同时，如何合情合理合法地推出该奖，肯定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正视其间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困难，要准备好申报材料等。

　　其三是必要。即在强调“为了文学”的同时，还要将设奖作为“必须要完成”的一件大事来看待，要用实际行动表明这是发起人志在必行的一件大事；同时将设奖的必要性包括设奖目的、形式、机制等进行更为深入的论争，要对文学与人民、民众与评价、价值与公益放置于学理层面进行认真思考和阐述，这样才能找到兴善励志的“行为学”意义上的支撑点，为设奖奠定理论基础。由此也才可能拿出好的方案，并完成设奖的各种程序。

　　其四是调适。就目前情况看，该奖的设计和思路尚不够成熟，有明显不够完善的地方，主要是在可行性方面缺乏考量，因此要进行调整以达到适中可行的程度。比如不能过分理想化，可以划定合适的范围。仅奖励严肃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或仅奖励平民作家创作的小说杰作，不要顾及各种文体，要少而精，要重奖，要努力建构“路奖”的特色。不要包打天下，要有适度的限定，才会有为人们所理解的可行性，并由此得到多方面的支持。

　　其五是坚持。既然已经在北京和西安等地向全社会发布消息，启动“路遥文学奖”的相关工作，那么就要义无反顾，全力开展细致的工作，要为信誉、尊严和承诺而坚持，要把好的初衷付诸实践，在复杂的国情、人情、文情中，必须要有咬牙坚持、勇于奉献的劲头和精神才能有所作为。

　　其六是公平。评奖难，难在真正做到公平，要想设奖成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就必须通过建立公正稳妥且公开透明的评选机制，以独立于投资人的机构、机制来运作，不受出资人乃至权势者的制约，完全从评选宗旨和标准出发。要公益化，不能商业化，要有相应的监督机制，还要慎选评委，不能草率从事。是国际化的评委会，还是本土化的评委会？是老中青的结合，还是专家库的随机组合？是文学流派的选择，还是多元多样的整合？是临时选聘，还是任期聘请？等等，都要进行认真考量。“诺奖”、“茅奖”都经历很多年头了，依然存在问题，但基本的规矩确立了，声誉还是有了起码的保障，其经验教训值得借鉴和吸取。

　　我与路遥的三次“遭遇”情况大致如此，但愿这不意味着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