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学的传统与创新

　　“文学陕军再出发”是一个大题目，实际上包含了中国当下文学所面临的所有经验与问题，这也是由陕西文学的重要地位和典型性所决定的。什么问题？在传统与现代转型冲突的大背景下，文学面临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乡土文学的扬弃与开拓问题，陕西新一代作家的培养、成长，从而续写辉煌的问题，等等。这一切难道不也是中国当下文学亟需解决的问题吗？

　　在我看来，陕西文学有这样几个大的特点：

　　一是由于它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层，它的整个发展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丰富和革新起到了很大作用。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还是大于浪漫主义传统的。陕地包括渭河流域及北部游牧区与南部汉水流域，古有诗经、乐府、汉代大赋、盛唐诗歌气象，无数名篇产生于此。陕西是13代古都所在之地，有中国文学和哲学的深刻根源。另一大的传统是延安文学传统，以贴近劳苦大众，高度重视作家的生活体验，投身火热生活去汲取灵感为根本。陕西文学就是在此两大传统资源的背景下发展的，怎能不深厚？所以才有柳青的《创业史》以及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李若冰等人的优秀作品。新时期以来，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三人或写城乡交叉地带，或写关中，或写商州，写城市也不脱乡味。他们是农民的儿子，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后代，所谓农裔城籍。虽各有个性，但他们身上都表现出强烈的人民性、生命强力、乡土情结和底层意识，以及道德理想主义和文化上的乌托邦倾向。路遥既是十七年文学的遗响，又是新时期的开启，承前启后。陈忠实的《白鹿原》，从文化角度思考民族秘史，揭示文化秘密。贾平凹从写实到表意，“商州系列”是早半拍的文化寻根，《废都》直面知识分子的心灵挣扎，裸露知识分子的灵魂原色，《秦腔》表现了现代转型中的乡土式微过程中的丰富的人性悲喜剧，它们共同丰富了我国现实主义创作。

　　二是陕西文学持久地关注着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不竭地进行着乡土灵魂的探索，我们可以举出《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村子》《大平原》《最后一个匈奴》《老县城》《青木川》等一大批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厚重的文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开拓乡土文学的新空间、新篇章，这与现代性、与城市化，恐怕无论如何是分不开的。我不同意经济上和文学上的“乡土文学终结论”，但我同时认为，乡土文学面临着吐故纳新的迫切问题，陕西尤甚。

　　三是经过几代作家努力，形成了陕西文学特有的人文和美学风貌。这是见仁见智的。但比如，共有的底层立场和民间情怀，形诸创作便产生了一些大的主题：如人与土地的关系，现代性与传统情感之激烈冲突。再如，在美学上，有无把沉重劳动诗意化，把生活苦难神圣化，把道德伦理崇高化的倾向？——这是双刃剑，既有升华，也有削弱。在他们笔下，是否确有美化乡土伦理的乌托邦倾向？在路遥笔下，乡村是父慈子孝，好人有好报，有为青年实现梦想；在陈忠实，是学为好人，自种自耕而食，自纺自织而衣；在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里，则是民间乐土，尽喝尽饱，分文不取，井闾相错，婚姻相通，任恤相感，庆吊往来，因而是抱朴守真，恬淡适意。这些都表达了作者们的美好愿望，但是否也有所遮蔽？他们是否缺乏精英意识和启蒙意识，且绝不属于贵族化写作？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正如有人指出的，是否存在着现代意识与批判立场的空缺或薄弱，是否缺乏现代性，以及过分依赖生活经验的问题？在比较年轻的一代如红柯、冠挥、方英文等人的写作中，许多小说是以意象构成，他们的小说重视感觉、变形、超验，呈现突出的陌生化的艺术效果。事实上，现在的陕西作家正在去除过分的“同质化”，逐渐成为一个多样化群体，其价值判断开始多元，创作方法也多样了，既有现实主义的，也有现代主义的。这是非常可喜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