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大·厚·硬

　　陕西作家是中国文学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也是将中国乡土叙事推向高峰的一股重要推力。我试图用四个字简单地表述一下：慢，大，厚，硬。

　　陕西作家在应对时代潮流的变化时都有慢的步伐，比如1985年的文学新潮、现代派、寻根派，贾平凹正是那个时候崛起的作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尽管说1985年之前他已经有不少作品，但是他真正让人们感觉到惊异的还是因为“寻根文学”思潮中的独异性，恰恰贾平凹比它慢了半拍。他依然秉持着上半期的人道主义，写人性，写性情，在这种延续下与他的商州文化结合在一起，所以他才独树一帜。在寻根历史中，我们会发现两个人，一个是贾平凹，一个是莫言，他们是狭路相逢的，但恰恰又是这两个人呈现了1985年新潮文学大的转型。整个中国要跃跃欲试地向西方欧美的现代派发起一次对话，但是这次对话却转向了寻根，转向了中国乡土叙事。中国的乡土叙事实际上从鲁迅提出之后，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一项没有完成的现代性的伟业，所以在这30年，陕西作家、河南作家、山东作家他们完成了这个伟业。这次伟业其实是一次不期而遇的撤退，在撤退中他找到了一条路径。尽管今天和30年后我们对这条路径的评价可能会得出一种不同的结论，但是我们依然会看到贾平凹和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学高峰的代表人物。我认为这是中国乡土叙事中我们不期而遇的两座高峰。中国文学本来要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向西方现代派致敬的，后来却成了“寻根”，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贾平凹、莫言他们都仍旧埋头写他们的作品。

　　90年代长篇小说的长足发展始于1993年的“陕军东征”，这一浪潮卷起了中国乡土叙事的现代性表达，这是一个关键点。在这个点上为什么说他们慢了一点？当80年代后期先锋派向现代派进军时，莫言本身表现出现代派的一种愿望，但是他有他的在地性，我说莫言的在地性是说他是一个异本土，莫言是背离他的本土写作的；贾平凹的创作是扎在本土上，伸下去，挖下去，挖出他本土怪异的本色。从这一点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慢在历史的转型中的陕西作家养成了他的浩然之气。

　　陕西作家有他的硬气，他们的作品是有骨架的，这是陕西作家的一个特点。《白鹿原》中我非常欣赏的一个细节，就是鹿三把田小娥杀掉的细节，太伟大了，它恰恰颠覆了陈忠实想用传统文化来替换革命历史的一个叙事，是非常了不起的细节，这是作家服从了人物和文学本身。我认为刚才几位陕西籍的前辈和朋友都对陕西的现状表示了一种忧虑，这种忧虑是很可贵的，但我个人认为这不一定值得忧虑。今天文学的生命力很长，但是今天恰恰是文学面临的一次大的转型，要知道中国文学的变化永远是以一种“二手货”的方式来进行的，它的选择不是我们最佳的选择，最佳选择都是退其次的选择。在“八五”新潮的时候我们完成了乡土的选择。这一次，网络文学的挑战恰恰完成了又一次中国文学另外的转型，而在这样一种转型里，我们传统文学剩余的想象力、剩余的力量、剩余的精气神都可能造就中国文学最后的景观。这种景观、这种气氛在世界其他国家中也将是富有盛名的。当整个世界都是一种浪潮化，都是被不断地复制、不断地被席卷的时候，我觉得陕西作家能够再次以他们的慢，来完成自身的内在的一种蜕变，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