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的陇东

　　高凯，鲁迅文学院第六届高研班学员，甘肃省文学院院长。从事诗歌创作30余年，出版《想起那人》《心灵的乡村》《纸茫茫》和《乡愁时代》等多部诗集。曾获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1983年《飞天》文学奖、甘肃省文艺突出贡献奖、第六届敦煌文艺奖一等奖、首届闻一多诗歌大奖、第二届《芳草》汉语诗歌双年十佳等。

　　陇东黄土高原，是地球上黄土沉积最厚的地方。这个地质上的世界之最，因为是生我养我的故乡而成为我根之所系的精神厚土。尽管诗歌的镢头至今掘出的可能只是一孔浅浅的窑洞，但却也使我苍凉的身心此生有了一个暖洋洋的安妥。

　　陇之东，古称北豳，《诗经》中吹动了几千年的豳风就来自这里。周祖于此教民稼穑，休养生息；先民肇始，天地苍黄，历史辽远，文化灿烂。因为这份自豪和骄傲，我一直把《诗经》当做自己诗歌的源头。守着地球上最厚的一块黄土写诗，不仅是我的姿态，而且是我的归宿。我甚至觉得，这块古老的黄土其实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块坟茔，深埋着我们黄皮肤的先人，而我是后世一个忠诚的守墓人。

　　让我欣喜的是，在知天命之年，我经营了32年的诗垦地，仍然生机勃勃，诗意盎然。看来，到了本应该把一切都放下的年龄，仍有像诗歌这样一些东西还是放不下。其原因，一方面它已是生命的一部分，自己难以割舍，另一方面总是感到自己被黄土里一个招魂般的声音牵引着，不由自主。

　　由此我深信自己是一个宿命的写作者。为诗至此，如果还没有一点宿命感的话，那么我可能真的是一个行迹可疑的诗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没有故乡的诗人是可疑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没有故乡的诗人的写作是没有来路和去路的写作，其诗歌的态度十分可疑！

　　我虽然离开陇东20年了，但陇东的万千气象一直起伏于我的内心深处，让我魂牵梦萦。此文的题目《掌上的陇东》，本是我1994年参加第十二届青春诗会发在《诗刊》当年12期上的组诗的标题，因为初衷未改，所以再次拿来这里点题。此前还有一大组《黄土里的陇东》发在《诗刊》上，此后标识“陇东”的诗就更多了。其中，组诗《陇东：遍地乡愁》2009年还获得了首届闻一多诗歌大奖，产生了较大影响。一些诗题虽未作此符号，但它们无疑也属于我的陇东。不仅如此，代表着我几个创作时期的《想起那人》《心灵的乡村》《纸茫茫》和《乡愁时代》等4部诗集，也都是我的“陇东诗”阶段性的成果汇总，彰显着我一贯的精神志向。

　　我之所以给我的诗歌标识“陇东”二字，无疑是对一种地域性写作的执著坚守和公开宣示。我一直坚信“越是地方的越是世界的”是一句久经考验的文化箴言。因此，在文学世界里，我一直痴迷于那种连续不断而又有普世意义的地方性风情画卷。沈从文的湘西、陈忠实的关中、贾平凹的商州、阎连科的豫西和莫言的高密等等，都给了我很多的启示和动力。他们共同的一点，都是通过取得写作的深度而后达到文学的高度和广度。大尺幅的小说都能如此，微雕的诗篇更应该对此有所建构。在现当代中国文坛，我追随的就是这样一些根深叶茂的乡土作家。

　　在我的理解中，所谓地域性写作，就是写作者长年累月在一块地方围绕一个大命题的挖掘，像一个足不出户的农民，面朝黄土背负青天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命。对于我来说，因为首先需要的是一种深度，所以总是在陇东踏步摸索。而且，我最关切的是人的命运，乡土只是一个抓手；我也并非始终是一个路数，而是时常注意变换着姿势，悉心处理“挖什么”和“怎么挖”两者之间的美学关系，不断提醒自己思变创新，并竭力避免雷同别人或复制自己。我企图通过这样的挖掘，使自己真正在陇东乡土落地生根，进而绘出属于我的陇东生灵长卷。

　　我的诗歌是高天厚土陇东留在我身上的“胎记”，它是我和故乡之间相知和相认的基因密码。我写给故乡的诗，当然不是直白浅薄的歌唱，而是发自灵魂深处的真诚吟诵。我因此很欣慰，一个被游子如此深深眷顾着的故乡，也应该是温暖和幸福的。

　　我们的时代，涛走云飞，日新月异。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正在急剧变革的农业国度里，随着乡村的背影渐渐地远去，一个根性的诗人可能要比别人承受更多更大的阵痛。洋诗人里尔克好像说过：“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果真如此，精神还乡则是一个诗人宏大而永恒的命题。我当下的乡愁写作，无疑就是对这一命题的践行。而且，我还企图以自己的乡愁写作为这个惆怅万般的时代命名。

　　言而总之，我半辈子把陇东捧在掌上放不下来，乃命运使然；怀乡病是一种幸福的疾病，其必将使我遭受不尽的精神煎熬而同时又享受不尽的心灵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