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歌曲建立“中国气派”的精神内核

　　中国艺术歌曲建立“中国气派”的精神内核

　　——纪念王洛宾诞辰100周年                                         

　　和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于欧洲的艺术歌曲相比，20世纪20年代开始起步的中国艺术歌曲显然十分稚嫩。然而，中国艺术歌曲尚在总角之年，其皇冠上就闪现了一颗灿烂的明珠，这就是王洛宾于1939年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当然，奠定年轻的王洛宾中国歌王地位的，不仅于此。1938年至1939年左右改编创作的《达坂城的姑娘》《青春舞曲》《半个月亮爬上来》《玛依拉》《黄昏里的炊烟》《暮色苍茫》《阿拉木罕》等亦一样，脍炙人口地流行了半个多世纪，且作为“经典”跨世纪而不衰。

　　王洛宾的作品大多改编自民歌，且来自时人不熟、现代文明尚未照耀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他正是在这样的土地上耕耘，开出了一片崭新的音乐天地，不仅将中国的西部民歌打造成世界“流行”，而且将其提升为跨世纪的艺术“经典”，让年轻的中国艺术歌曲响彻中国，传向世界。显然，王洛宾实现的是我们梦魅以求的：“流行”和“经典”的完美统一。当代中国艺术歌曲追求民族特色，渴望“中国学派”的崛起，那么“王洛宾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尤其是思考：“流行”和“经典”，灵魂在哪里相遇？

　　艺术作品的诞生和艺术家的成名，不排除偶然因素的触发，王洛宾和他的成名作亦是。1939年，由于偶然听到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即兴而唱的几句新疆民歌，王洛宾便在一夜工夫整理改编了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达坂城的姑娘》，并且不胫而走，传遍了大街小巷。看似偶然，但是，为什么成就的是王洛宾而不是他人？显然，王洛宾有一颗别人没有的“心”——那首用维吾尔族语唱出的断断续续的歌词，没人在意，然而王洛宾却有“心”，如获至宝地登门求教……用他那颗敏感的心，抓住了特殊的韵律和曲调。其实，王洛宾对边疆民歌的用“心”早从1934年就开始了。当年王洛宾随西北抗战剧团去新疆工作受阻于兰州，而“有心”的他则去熟悉哈萨克族民歌的音调、民族性格、生活习俗、历史状况，记下了《流浪之歌》《我等你到明天》《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等民歌。而1938至1939年间，他又追着迁居青海的哈萨克民间歌手和东不拉的能手，仅用了三天半的时间，就记录了大约20多首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民歌。因而能够整理、编创出《玛依拉》《达坂城》《黄昏里的炊烟》《都达尔和玛丽亚》(即《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暮色苍茫》等十几首民歌，并推出巅峰之作《在那遥远的地方》——之前他在甘肃酒泉从一位新疆维吾尔族小商贩那里听来并记下的民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则是奠定这首歌的音乐基础。王洛宾是把心终生奉献给音乐的人——即便含冤在狱中，亦千方百计收集民族音乐，无论是耄耋艺人，还是同监犯人，只要听到他们在唱民歌，王洛宾就跟着记，没有笔，就用芦苇棒写在砖坯上……王洛宾成为一代歌王是其人生的必然。他将那些被掩埋在民间荒原中粗粝的朴玉挖掘出来，经过精心打磨，成为艺术精品，让其闪现出耀眼的光芒。由此可见，王洛宾热爱民族音乐的心是让“流行”和“经典”灵魂相遇的先决因素。

　　在中国现代音乐兴起的初期，“改编”成为歌曲创作的普遍方式。由于艺术创作推崇“原创”，因而，有时无论是改编者，还是欣赏者对其创造性都认识不足。然而，在人类发展史上，“改编”则是创新的一种重要方式，或者说，人类文明的进展与其是靠“从无到有”的创造，毋宁说是“从旧有到新有”的革新共同形成的两条腿走路，尤其是民歌这类艺术的发展。王洛宾的创造属于后者。

　　“改编”的意义在于“改”中之“编”和“编”中之“改”，而非只是记录和照抄。那么，创作者的阐释和再创造，以及主体性便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王洛宾成功地将一首首民间歌谣演变为一首首经典的艺术歌曲，不能不说他所具有的音乐家的天分、艺术家的功力，尤其是那双在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不平凡事物的眼睛。王洛宾的成功亦在于他对西部民歌的审美风格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喜爱，他敏锐地发现了其中和汉族民歌间的巨大差异，在民歌普遍具有淳朴、热情、率真、粗犷的共性之外，他还抓住了西部民歌在情感表达和心声吐露方面更加奔放、自由、热烈和浪漫的特点，并运用特殊的音乐将其表现出来。

　　“艺术歌曲”作为一种特定的体裁，是一种高度融合了音乐与文学、声乐和器乐综合性的声乐艺术表现形式。王洛宾十分注重艺术歌曲的这一特质，在多种艺术交融中呈现戏剧性，因而使其作品以特有的魅力深受人们的喜爱。同时，诗歌在他的歌曲中总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歌词的“诗”性色彩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趋向完美，他的歌词充满着诗的律动，其音乐的旋律跳动着诗的脉搏。可以说，诗人的身份成为王洛宾得以将民歌成功改编成艺术歌曲的重要条件。

　　曲式结构是艺术歌曲构成的主要框架，框架搭配得是否合理决定着一首歌曲是否能符合人们的审美标准及艺术要求。因此，民歌改编过程中作者深入地把握曲式结构，包括调式、调性及和声等等，对于在改编中阐释和演绎民间歌曲，并使其上升为优秀艺术歌曲至关重要。显然，如何让这些精彩绝伦的跟汉族民歌绝然不同的西部民歌，受到更多人的喜爱；如何保持它特殊的音阶、调式、风格，以及淳朴、热烈的音乐表达，而又使其乘上时代的列车，这些都依赖了王洛宾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音乐家的才华、素养、功力以及艺术家的主体性创造 “在场”。例如，他将民歌《阿拉木罕》中像绕口令般密集的快板式唱词，改编为目前流传的七言换气的唱词，便于传唱。再如，他将当时拗口的青海民歌改编成顺口、有特色，并大胆追求爱情的《康定情歌》。而民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被他改编成“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另外，王洛宾做得最多的是，将少数民族语言转化成汉民族的四声，并将其和少数民族曲调、音韵、节奏达成完美的融合，从而让这些民歌既成为“经典”的艺术歌曲，又拥有“流行”歌曲的魅力。

　　王洛宾改编民歌的另一重意义与价值在于：它为音乐艺术找到了能够站得更高、走得更远并凝结了传统精粹的阶梯和基础。作为一个民族千百年来用生命吟唱的诗歌，民歌虽然粗糙，但却是生命厚重的沉淀，其中那些关于“爱情”的主题和“结婚”的母题，更是生命欲望鲜活的源泉。王洛宾的“情歌”，不是私人化的无病呻吟或滥情，而是一个民族“大爱”的追求和隐喻。学者贾漫曾评价王洛宾在北风、冰雪、屈辱、孤单、凄凉、铁窗做伴中，以及在苦难与绝望的重压之下，并没有变成一个“断肠人在天涯”，而是化绝望为自信，化孤单为充实，化凄凉为热烈，化屈辱坎坷为磨石，磨砺出一颗霞光万道的艺术家的善心。 

　　王洛宾的音乐作品处处显现了一个民族的乐观与大爱的精神，作为一种精神的符号，尤其是在民族处于屈辱和危难的历史时刻，强调着一个伟大民族的自信、自强和自尊。无疑，这就是王洛宾让“流行” 音乐和“经典” 音乐灵魂相遇的根本，亦是中国艺术歌曲建立“中国气派” 的精神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