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地” 个人 史诗

　　李西岳的《血地》书写的是“旧日”传奇，他的笔伸向那个激情燃烧、血火喷涌的时代中，书写着富有血性、人性的英雄史诗。

　　然而，掀起这一“宏大叙事”帷幕的却是一个人，那个叫李长生的、从红色陕北归乡的青年“团长”，他带回的“抗日队伍”显得窘迫而寒酸：“一个人，一条枪也没有”。读到这里时我不禁为这个李长生担心：只身一人？一个人的抗战？他该如何在山头林立、日寇盘踞、斗争复杂的冀中“血地”建立起革命武装和根据地，他的战斗将会如何进行？

　　是的，李西岳这部史诗性大书是从一个细节的微点切入的，是从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和一个恩怨纠结的乡村——“老井镇”切入的，是从“一个人，一条枪也没有”的窘迫支点切入的。这部史诗的聚光打在这一个人、一个家庭以及被李西岳命名为“血地”的老井镇上。恰因为这个微小，《血地》的故事才显得那么风生水起，人物才那么鲜活而真切，也从而获得了直击人心的动人力量。

　　李西岳懂得赋予，李长生是一个特点鲜明的“代表”，他让这位重情重义、有着博大胸怀的英雄承担，也让他和他的队伍承担，让他和他们在一起经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发展壮大的同时，共同面对在联合抗战的前提下，个人恩怨和“阶级矛盾”将如何布置？怎样团结？怎样在保持队伍的纯洁性的同时又能够兼容和吸纳更多的人、更多的有识之士？这种团结是出于权宜还是恒固？钱粮枪从哪里来？如何说服那些普通群众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抗争中？还有，基层的民选该如何进行？有怎样的效果？在日掠地域“经济报国”究竟有多大的可能，面对强大敌人的报复和仇杀，这支队伍和生活在血地的民众如何生存，如何积聚更大的力量？作为作家的李西岳关心的还有，作为“生活的文艺”和“战斗的文艺”，在这支队伍中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我们该如何理解？

　　李西岳关心的问题也是阅读者关心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到故事的说服力——如果在上个世纪的烽火年代，某些问题是完全可以自证的，它不是问题，可以不成为问题；而数十年后，对于未曾经历过战争的我们和更为年轻的读者，则会生出疑问：为何如此，非如此不可？有无另外的可能？

　　《血地》始终贴着人物，让他们有血肉、有质感、有性格、有命运，让我们信服，他们曾经活着，如此精彩而鲜明地活着，生动而丰富地活着。李西岳成功塑造了李长生、李长在、香梅、郭文广、小白鞋、老黑头、郭文秀、吴桂兰、小刺猬等诸多鲜活形象，这些人构成了一幅百态众生的画卷。

　　从风起云涌的《血地》中足见李西岳对故事的掌控能力，足见他在质朴叙述中的艺术匠心。更让人佩服的是，他是在对人物的塑造和故事讲述中悄悄完成了前面我列出的问题，且毫无说教感、拼贴感，它们自然而妥帖地融在叙述中、故事中。《血地》讲述的是故事，是民族传奇，是波澜壮阔的一段历史，而潜在地，他还用最直接、最具体的时代样态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何以兴、国民党何以衰、侵略者何以亡的内在动因。能够做到如此，是因为李西岳对故事素材的有意选择。

　　《血地》没有曲媚也并不回避，李西岳“正面强攻”，致力写下的是一部具有史诗感的华北抗战正史。所以他努力求新，求实，求厚重，求丰富。宏大叙事选择一个狭小的切口进入是他精心的设置，无疑是新颖的；给英雄人物更多窘迫，让其面对情感的欲发不能，时时经受不得不的痛苦和煎熬。无疑，这是旧有的小说中所没有的，在构成故事波澜的同时又有着相当的新颖。在一部小说中，像有考据的专业文本那样通过一个乡村、一支队伍的壮大发展来展示一段历史真实，勾勒历史发展，而又全然不见半点儿“贴入”痕迹，所有写作者都知道其中难度巨大，而《血地》做到了。

　　第二十章“看戏风波”，郭文秀带着新成立的火线剧社排演了一场大戏《日出》。风波是由它的演出开始的，以司令员李长生的骤然发火而终止：“什么乱七八糟的，别演啦！”“我们的文艺是要打击敌人、鼓舞民众，而不是发现什么黑暗糜烂，倒腾窑子里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不相信那些窑姐的糜烂生活，能潜移默化地教育战士去跟鬼子拼刺刀！”

　　李司令有他的理由。我知道，在战时，诸多战士、群众和指战员也与李司令的想法类似。《日出》被终止，它还导致郭文秀的一度负气出走。在小说中，李西岳有意设计了后来前去参加整训的李长生再次接触到这出话剧，接触到它的剧本，慢慢地，发现了它的好，它的意义，有了和之前不同的判断——它是新的，在《血地》之前的抗战小说中似乎从未出现过类似的内容。它，当然也是有深意的。李西岳在《血地》中给我们开出了一片新的场域，我记下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