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歆长篇小说《陕北红事》：“现实”平台上，“历史”是真正的舞者

　　武歆近年来专注于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他倾尽心力，孜孜不倦，显示出强劲的爆发力。在五六年的时间里，武歆通过阅读、查阅资料、行走、采访等多种方式进行写作储备，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间始终贯穿着深刻的思考，终于厚积薄发，在2010年以来相继推出了《延安爱情》等红色题材的系列长篇小说，引起广泛的关注。最近，他又推出了以陕北红色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陕北红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这部24万字的长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他的“陕北行走之作”。小说形式新颖，表现力强劲而独特，写作手法不落窠臼，被冠以“游记体长篇小说”的名头。

　　平易而感人的叙述基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似乎很难写出新意，其中最令作家焦虑的就是如何选取写作视角。这就犹如钢琴弹奏中的定调，以怎样的腔调发声，决定了这部曲子将呈现出怎样的姿态。所谓“挑战写作难度”，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小说路径”的选取。

　　在《陕北红事》中，作家以“我”的身份出场，明确而清晰，不做任何遮掩。小说开篇就阐明，“我”是一个肩负采风任务的作家，也是第一次来到陕北的“外乡人”，准备一路行走，在陕北大地四处漫游，从中寻求红色长篇小说写作的素材。于是，“我”在行色匆匆中接触三教九流，遍看红色遗址、百姓大院、庙宇佛寺、古代遗迹……“我”貌似带着一双好奇的眼睛，“走到哪里说到哪里”，实际上这种漫游却有明确的指向，那就是搜集、整理红色故事，将其写成“小说”。这个直接点破主题的开场看似平淡，却带有“单刀直入”的意味，甚至有些“胆大妄为”，于平淡中制造着阅读悬念。

　　作者既然如此“毫无城府”，那么，叙述的进程中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和奇遇？这一悬念仿佛是“温和的招手”，平易近人地把读者招呼过去，就像小说第一章中开头写到的，“他站在黑色越野车的旁边，朝我热情地挥手”。这种平淡、低调的姿态，从小说开篇贯穿写作始终，表现为一种平静的叙述姿态。武歆用他惯常的平静语调徐徐讲述着陈年旧事、红色往事，读来却让人心驰神往、欲罢不能。

　　这片“厚重的黄土地，演绎着千万百姓的革命史，惊心动魄，气壮山河”。平静、平和的叙述是外壳，内里却是感天动地、山河变色。《陕北红事》这种独特的叙述风格，是由作家“用现实观照历史”的叙事策略决定的，是巧妙而煞费苦心的。平易的现实路径，将我们带入厚重的历史维度中，得以掀起历史的面纱，看到远比教科书、历史著作更复杂、更激烈、更本真的红色故事，其中既包含着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充分展现着人性的美丑善恶。这种叙述基调下的“游记体”小说，使得“现实”这个“观照物”非常容易地获得了多重视角，更使得“我”轻而易举地掌握了视角的“转换器”。

　　从“现实”进入“历史”

　　《陕北红事》中的“红事”，都是由当下人讲述的革命战争年代的往事，而当下的叙述者又或多或少地与当年的“红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他们的父辈都曾经在过去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不同的历史角色，有高尚的，也有卑微的；有纯洁的，也有龌龊的。在独特的叙述视角和语调下，小说没有直接切入过去的红色历史，而是通过当下人在讲述现实——历史故事的过程中，不露声色地展现出几十年前的红色历史。

　　于是，“现实”成为叙述的平台，“历史”才是真正的舞者，“历史”穿过时间的隧道，慢慢呈现在“现实”面前——

　　叱咤疆场的红军团长段兴安，因为一时大意没能从风水先生口中问出传令兵牺牲后的埋葬地而自责了半辈子，最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壮烈牺牲。远近闻名、会说外国话的富家大少爷折双秦为了追求爱情，宁愿散尽家财，变成一贫如洗的穷光蛋。经过曲折历程，他最终走进了革命队伍，爱情也有了完满结局。以驴贩子面目掩盖共产党员身份的谢尚文，暗恋着乡绅的女儿——教师马梅，但他知道马梅和进步青年谢崇武的关系，便将爱情藏在心底，默默地做他的地下工作。后来为营救谢崇武和马梅，他竟被匪徒残酷杀害。而对他一直有误解的谢崇武，在知道了他的身份和事迹后受到感召，也参加了革命，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马梅则珍藏着谢尚文的一缕头发和谢崇武送给他的银镯子，终生未嫁，不知所终……

　　《陕北红事》一共写了6段故事。每段故事都在平静的叙述中表现出百转千回、摄人魂魄的传奇性，既惨烈悲壮，又柔情似水。小说中不仅正面人物感人肺腑，具有英雄的风采，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就是那些不光彩的人物也有血有肉，上演着有声有色的活剧，显露出思想的卑微和人性的弱点。

　　“这片看似静默的黄土地，不止埋藏着秦砖汉瓦、王朝废墟，更唱彻高亢悠长的信天游，激荡着信仰的尊严和骄傲，革命的理想和忠诚，滋养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精神。”黄河流域是我们民族重要的起源地之一。悠远的秦汉文明、盛唐精神滋养着我们，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刚勇血性、正直不阿、反抗强权在这片深沉的黄土地上得到最强烈的释放。在共产主义理想点燃革命火种的战争年代，陕北，演绎了太多的红色传奇，留给后人无穷的精神财富。

　　今昔互动的叙事结构

　　其实，真正地深入这部小说中，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历史”和“现实”，究竟谁是谁的“背景”，谁在“观照”谁？既然是当下的人讲述过去的红色故事，那么，“历史”是“背景”，当下的人在用“现实”观照“历史”。然而许多时候，当下人的面貌、性格、思想在唱主角，“红色记忆”又转换成为现实的“背景”，往昔峥嵘岁月的爱恨情仇、思想观念又成为当下的一种“观照”，令今日的人们无处遁形。红色时代的人物和现如今的“当下人”互为观照。“历史”和“现实”，在小说的叙事推动中，二者并没有割裂开来，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缠绕前行，是互动的关系——“现实”观照“历史”，同时，“历史”也在俯视“现实”。

　　正因为这样的结构，这部小说才拥有众多的叙述视角：有“我”的视角，有故事讲述者的视角，还有“我”直接走出故事的氛围、成为独立在外的“第三者”的视角，甚至还有故事中的人物的视角……众多的叙述视角、众多的人物，还有“现实故事”和“历史故事”的相互穿插，听上去纷繁复杂，但是读起来却又清晰分明，丝毫没有混乱之感。

　　譬如第四章《瓦窑堡爱情》中，有这样的一段叙述：“可就在谢桃李准备实施自己计划的那天，听说政府外面有一个姓马的老先生来找谢崇武，谢崇武怔了一下，急忙走出去，步伐有些慌乱。”短短的几十字中，就有两种叙述视角的转换，第一分句是叙述者以谢桃李的视角来叙述的，而第三分句立刻转换成了谢崇武的视角。如此转换形式在整个小说中比比皆是，但在阅读中，读者丝毫没有感到疑惑，没有造成任何的阅读障碍。

　　另外，小说中所有的故事，无论是当下的还是过去的，都被当下的陕北风景、风情、风俗等“隔断”。这些“隔断”穿插进故事中间，使小说形成“游记的样式”。可贵的是，小说的整体性并没有因此而被破坏和打乱，其整体结构反而因此更趋稳定、合理。这一切都体现了作家强大的叙事能力。

　　“红色叙事陌生化”

　　《陕北红事》书写往昔的红色故事、红色记忆，书写革命战争年代的理想豪情、艰难曲折，塑造共产党人的英雄形象、精神魂魄，由于其叙述结构不是“历史”——“现实”的割裂和二元对立，使得当下情境中的人物也同时树立起自身的形象，他们的性格、品质、所思所想无不鲜活生动、纤毫毕现。无论是医学院的高才生，后又成为风水先生并兼做司机的上官文品，还是“狡猾”的生意人、无所不能的谢兵；无论是红军后代、忧郁的县城干部段红梅，还是一直陪伴“我”走完旅途的多才多艺的小加；无论是能够大段背诵小说《人生》，追寻父亲死亡谜团的司机宇文长山，还是靖边的文物贩子老折、写书的老史；无论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呼延如，还是看了8遍《红楼梦》、拥有极强自律感的米脂姑娘；无论是开着“霸王车”的绥德司机，还是用抄写经书来赎罪和复仇的老人……他们生活在你我中间，因袭着前辈的历史基因。他们身上的故事及其故事的延续，使得这些有着立体感的小人物，真实地反映了当下陕北的风土人情，延伸、拓展了“红色故事”。武歆的“陕北红事”，不仅只有“事”，还有“人”；不仅有“过去的人”，还有“当下的人”。

　　武歆曾在访谈中谈到，他在讲述红色故事时，努力想使“红色叙事陌生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陕北红事》中，又有意识地将“传奇、民俗、神话、口传”等元素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让红色叙事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具有更加令人可信的“陌生”面貌。也正是这样的原因，促使他使用了“游记体”，以期能够拥有更大的叙事自由。

　　当然，“游记体”这一形式本身并不新鲜，刘鹗的《老残游记》、斯诺的《西行漫记》等，都曾经使用这一文体。问题不在于用哪种文体书写，而在于如何最大化地使用一种文体。武歆用作家一路采风的叙事视角、叙述方式，使得“游记体”的效用最大化。如此一来，充分地打通“历史”和“现实”，既能尽情书写当年发生在这片黄土地上的“红事”，为老一辈革命者的理想和热血、精神和风采立下历史存照，又能反映出同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后人们的生存、生活和思想，更能写透几代人的血肉相连和血脉传承。

　　武歆在《陕北红事》的“后记”中讲，他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过程中“重新认识了‘现实’与‘虚构’的关系”，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跨越，相互激励”。诚哉斯言，武歆在使用“游记体”时，充分调动了小说的手法和元素，在陕北真实的风景、风情、风俗的基础上，让虚构的小说血肉丰满，更加接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