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守良知的研究和发声——读《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

　　从1992年出版的《中国乡土小说史》到2013年出版的《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丁帆的“乡土小说”研究已经开展20余年了。这中间，他修订出版了《中国乡土小说史》，还出版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连同《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一起，一个时间上自上个世纪初开始迁延至今百年，空间上涵盖大陆和台湾两个互相关联却又不同的“汉语”写作——华语乡土小说，被丁帆进行了“文学史”的充分厘定和澄清，并对“乡土小说”这个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拥有最多写作人口和最重要写作成果的门类予以考量和衡估。

　　丁帆的“乡土小说”研究开始并且贯穿了整个中国知识界剧烈分化的20多年，这20余年，尤其是上个世纪末至今，丁帆对知识分子20世纪90年代以来精神溃败的持续、激烈的批判，以及对人文知识分子与所处当下中国精神联系的重审和再造，都使得他的“乡土小说”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着强烈的“当代性”。“五四”至1949年之前的文学貌似已经不很“当代”，但由于“五四”所提出的诸多问题迄今仍未完成，而且这些问题又往往关乎一个国家民族和每一个国民的精神再造，我们研究这个所谓的“近现代”仍然是“当代”的。因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一门可以让我们观照当下中国问题，同时又能返观研究者自身不够“纯粹”的学问。质言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应该有自觉的当代中国问题意识。某种意义上，许多研究者对自己所处世界的陌生、隔膜和疏离可能是窒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致命问题。如丁帆所说：“批评家和评论家却没有理由在这个物欲时代放弃‘社会良知’的直接发言权！也不能用形式主义批评、美学的批评来消弭思想的表达！”

　　事实上，《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就是按照这样的学术路径，“参与到公共领域的社会生活中去”。《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对“乡土小说”研究观察的过程，同样是对乡土中国深入勘探和抵达的过程。在丁帆的文学史观察中，乡村和农民不是凝定在当下静态的没有深度的乡村和农民，而是有“历史意识”和“文化感”的乡村和农民，丁帆不是所谓的“三农问题专家”，也没有具体地参与到当下中国“乡建”运动，但客观上，他却借助他的“乡土小说”研究成为当下中国知识界对中国乡村和农民观察和批判有力的“发言者”。

　　《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不只是世纪之交中国乡村问题的发微者，而且是批判者。“来自人文学者、评论家和作家艺术家的‘议论’，多为批判之声，据以进行批判的主要价值尺度是社会公正、平等、民主、自由和现代人道主义等，而这些价值理念正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所缺乏的。”建基在“社会公正、平等、民主、自由和现代人道主义等”价值尺度之上，学术研究成为一种知识分子面对现实发声的批判实践。《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是一部中国乡村和农民的忧思书，同时又是世纪之交中国乡村和农民有着自己态度和立场的批判书。在“社会公正、平等、民主、自由和现代人道主义”的价值尺度下，《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对乡村尤其是农民的批判不是“冷血式”的，丁帆时刻警惕着农民在今天沦为“时代催生的‘无公德的个人’”，但当他意识到农民在我们今天不公的社会里同样彻底沦为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和穷人时，他又自觉地选择了“代农民”言。

　　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考辨了“乡土小说”这个有着自身传统和谱系的文学现象的当代流变，其意义和价值当然体现在找到“变”为何和因何而“变”？世纪之交的“乡土小说”之变如雷蒙·威廉斯评价哈代的小说世界，“既植根于这个世界，同时又充满了流动性”，“既是熟悉的，同时又具有新的意识和自我意识”。这中的“变”不只是大而化之的观念之变，也会落实到具体的审美细节上。世纪之交的“乡土小说”不只是对百年传统的认祖归宗，而且回应着“我们的当代”，发生着深刻的转型和变异。

　　《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是对“良知”的谨守和发声，“文学良知”应该是题中之义。作者有自己的文学态度和价值立场，使其能够获得“社会良知”发言权的价值尺度是“社会公正、平等、民主、自由和现代人道主义”，说到底是“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使其获得“文学良知”的发言权是“21世纪的中国批评应该正视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这一不可逾越的人类精神标高”。“俄国‘知识阶层’的那种执著地关心社会与人类的献身精神，是尤其值得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借鉴的。只有形成这种特殊的‘知识阶层’才能产生出真正的巨人与大师，从而使中国的文化与文学批评走向真正的繁荣，走近人性化的批评轨道。”缘此，学术研究可以取得“社会良知”的发言权，研究者亦缘此凿穿了有限生命和无限辽阔世界之隔，通向完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