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琐忆

　　回顾过去，常为走过弯路而遗憾，事物的规律性都是事后认识到的。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随着不断的实践而深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战争年代，成为革命军人，开始认识我军的性质；做了宣传员，开始认识我军文化工作的必不可少；接触文艺，慢慢知道文艺的规律。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军队创作人员，开始认识革命作家的使命，并开始感受和摸索文艺创作的规律性和我军宗旨之间、我军纪律性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和为人民服务总目标的一致性。

　　“文革”期间，我改行做了文化行政工作。新时期以来又逐渐熟悉了我军文化工作的历史，并多次参加军内外戏剧作品的评奖，看别人的戏，讨论别人的剧作，于是有了剧作者、观众、评论者多种体验，也学会了换位思考，对我国文艺工作走过的路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我军自建军起就有文化活动。走路唱歌，北伐军传下来的《打倒列强》是一首外国歌曲填的词，旧军队传过来的《射击军纪歌》也是旧调填的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填的词甚至不断更新。还有前苏联歌曲填词的《霹雳拍》《上前线歌》等。除了这类军歌，文化活动中大量采用了“五四”以来学校流行的歌曲曲调，如《可怜的秋香》《春深如海》等填写新词，后者还被填词记述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同时也把民间小调填写新词用来鼓舞士气，如《八月桂花遍地开》等。

　　再就是演戏。在封闭的农村环境，红军的文化生活只能自己解决。红军中来自城市看过话剧的领导人，便带头编演话剧用来活跃部队。这方面的事例在许多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中多有记述。

　　有了文化活动也就有了负责文化活动的部门，有了领导文化工作的机构，有了文艺会演，有了艺术交流，有了艺术教育，有了付诸文字的剧本，有了用大家熟悉的曲调编演的歌剧。小歌剧《亡国恨》一直演到抗日战争初期。

　　抗日战争时期是革命文艺蓬勃发展的时期。大批文艺人才汇聚于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红军的文化传统和国统区左翼文化活动得以融合。穷乡僻壤有了各类文艺团体，有了群众文化活动，有了正规的艺术教育，有了作曲家和新歌剧，有了戏曲改革。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中文化活动最活跃的地方，党如何领导文学艺术的问题开始提上日程，党中央和各分局都有了主管文化的“文委”。

　　那时的主要矛盾是，来自大中城市的文艺工作者对新的服务对象即广大农民和他们的子弟革命军人还很不熟悉。因此，党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同时，提出了“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方针。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标志，开始了我国文艺的新的征程。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已为历史所证明。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文艺进入新的时期，从战争环境进入和平环境。从农村扩展到城市，服务对象扩大了，有了文艺工作的统一战线，有了国际交流，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的需求已不同于战争时期，党如何改进对文学艺术的领导问题提上日程。此时我军的文化工作已从宣传部门分离出来，有了各级文化部，但用一般对宣传工作的要求来领导文艺创作的习惯做法仍然继续，这方面产生的矛盾，在习惯于下级服从上级的我军文艺创作中也就比较突出，以致当党中央为改进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时候，我军文化部门竟有4位同志联名发表文章提出异议，担心失去党的领导。记得当年在我军整风座谈会上，总政治部原主任肖华同志曾就此事严肃地指出了当年我军文化领导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包括由于对党的领导的肤浅认识而对文艺创作过多行政干涉的缺点。

　　军队文化工作中出现这种偏差有其历史的原因。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了自身的解放而把文学艺术作为宣传工具，这已成为革命者的共识。长期革命战争对宣传鼓动的需求形成的“工具意识”，在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行程中已根深蒂固。依照“双百”方针来发展我们的文学艺术，则要求改变一些同志已养成的习惯，提高大家对文学艺术自身规律性的认识。这种伴随实践不断提高的认识过程，不久被“反右派”运动所阻断。上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贯彻“双百”方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又为“反修”、“防修”重提阶级斗争所阻断，直到开始文化大革命。

　　把文学艺术创作等同于一般宣传工作，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简单地理解为出题目、提要求、审查把关，而漠视文学艺术作为创造性精神产品的规律性，甚至把创作者的艺术追求视为个人主义。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在从事文艺领导工作的同志中并不鲜见。而由于长期以来文艺创作理论研讨的缺失，使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矛盾一直延续下来，而突出表现在对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的干预上及一些同志对题材问题的认识上。

　　题材是作者在生活中随着对周围事物认识的深化而萌发创造欲望的产物，并不是客观存在任人取用的现成材料。但长期以来人们谈论中已将题材理解为所描写事物的类别，如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军事题材，或直指某一事件、某类问题，如辛亥革命、反腐倡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军队文艺创作特别是戏剧创作中，在写什么题材上遇到的问题最多。战争年代为了宣传鼓动，对象是战士和农村观众，写什么倒没什么限制。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向社会，顾忌就多了。主管文化工作的都是责任心很强的同志，惟恐宣传上产生不良影响，为抓好创作，往往根据自己的体会，在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上向创作人员提出要求。如“三结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如“四边四比”(边想边写，边演边改；本单位比，全军比，全国比，全世界比)，“集体攻关”等。在题材上把关最严。那时有一种共识，似乎写什么就是提倡什么。如我军的辉煌战果平型关大捷，听说该不该打这一仗上边有不同看法，不能写；又如百团大战，据说暴露了我军的力量，让敌人转过头来对付敌后的八路军，不能写；后来认为平型关、百团大战都应该写了，又因为平型关是林彪指挥的，不能写，百团大战是彭德怀指挥的，不能写。还有沁源围困战是敌后战场人民战争的典型战例，本应大加宣传的，写出来却不让演，理由是该战斗指挥者是“彭德怀分子”，该地区由某某受批判人物领导，而该战斗受到过林彪表扬，不能演。

　　以上是在题材问题上由于我们认识的局限而自己束缚了自己。到了文化大革命，军内外描写我军历史的文艺作品几乎全被否定，甚至许多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推出的军事题材文学艺术成果也被批为“毒草”，如小说《保卫延安》《红日》，话剧《李国瑞》等都被扣上“文艺黑线”的帽子。林彪委托江青炮制的那个《纪要》中列举的八条“黑线”论点，就是针对着长期以来探讨文艺创作规律性的现实主义理论的。遗憾的是粉碎“四人帮”后，只是控诉其罪行，对这一理论是非的争辩竟不了了之。

　　其实，毛泽东同志当年的《讲话》中，作为前提已经讲了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的道理，而且也讲了“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根据文艺工作中出现的矛盾，提出了“创作上百花齐放、理论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作为《讲话》的重要补充。如能切实贯彻，“文艺黑线”的提法原本是不该出现的。

　　而文艺创作作为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最重要的就是题材的萌发、酝酿和形成过程，这是和作者的个人经历、个人性格、个人情感的关注、个人对艺术形式的追求分不开的。这种个人性质和个人主义是两码事。文艺创作最应该保护和扶植的，就是这种独立思考和探索精神、独创精神。正是这种独立思考和独创精神，使我们拥有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使我们拥有《红楼梦》《阿Q正传》和《雷雨》《日出》。这些作品都独一无二无法仿作。“文革”前后，长期把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当作“黑线”来批，把创作上的个人追求当作个人主义来批，使我们走了多么久的弯路。

　　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正反实践的检验，终于使更多的人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1979年10月举行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了《祝辞》，祝辞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十七年文艺工作的成绩，推倒了林彪、“四人帮”对我国文艺队伍的诬陷，重申了文艺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他根据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着重讲了正确理解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并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段话博得了全场长久热烈的掌声。这段话使新中国成立以来长久困扰着我们的、特别是党提出“双百”方针以来长期纠结不清的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终于有了结论。

　　此后，我国文学艺术工作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了新的局面。我军的文艺创作变化最为明显，表现在：

　　一是题材的解放。我党我军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许多重要人物陆续进入军队文艺家们的视野，带来军事题材文艺创作的大解放。这类作品由小说、戏剧开端，并带动了电影和电视剧；二是对题材认识的深化。军队文艺家们的思路更为开阔，已彻底摆脱为单纯宣传目的去写事件、写问题的老路；三是作家艺术家历史使命感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军队文艺家的创作动力出于对国家命运、人民命运的关注，即使描写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也是用以表达作家的感悟、认识，感染震撼读者、观众的心灵，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