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近真武庙

　　15年前曾借居在西便门，位置就在南礼士路再往南一点。

　　居室离真武庙很近，就想请朋友替我刻一枚闲章“家近真武庙”。念头才闪出旋即打消了。其一，我在这里是暂住，说不定哪天就要搬走的；其二“家近真武庙”算哪般？如果想告诉人家我住的地方，倒不如说“家近南礼士路”更来得清楚呢。念头转过，终于还是放不下来。不是我风雅，要像杭州的诸乐三先生那样，住清波门外那会儿非要刻一方“家在清波门外”，让我念头挥不去的，是因为真武庙这地方曾是一代印人邓散木的终老之地。这是我来西便门后，读邓散木的印谱才知道的。

　　散木20世纪60年代后的印章，边款里常提到真武庙。像壬寅冬刻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就记着“壬寅(1962年)冬月，一足刻于北京真武庙”。那时候的真武庙大约不像现在这么热闹，当时还很偏僻，有点荒凉。粪翁在“奇悍无等伦”这枚印章的边款里记着“壬寅岁阑大风中琢此，刀声然，与窗外风声相应和。奇悍之气，不觉自腕肘间崩跃而出”。作者发奇想，把在呼呼的北风中挥动刻刀发出的凿石声，说成是跟窗外风声的合音。不能确定这是艺术家的通感还是真实的表达，多少带有点北方冬天的苍凉。粪翁1963年去世，那年我刚出生。他真武庙的故居如果还在，经过那么多年，还会留下来什么呢？没有想过要去寻访粪翁旅京的萍踪。只是每每经过真武庙那个地段，总忍不住想起粪翁。

　　粪翁是上海人，原先生活在上海。他早年好像就有狂名。据他女儿邓国治写的《邓散木年谱》记载，30岁那年就自称粪翁，还把书斋取名为“厕简楼”。古往今来，像他这样拿自己的名字开涮的，可能还不多，也可能他这样做是很认真的。有人解释说，粪翁和厕简楼是一回事，寓意吐故纳新。按解释，散木倒是有辩证唯物主义头脑的。但一个舞文弄墨之士，这样做不免就被人家视为“怪人”。上海滩因此记住了这个年纪不大却自称为“翁”的书法篆刻家。在常人眼里粪翁行为有些离经叛道，写的字倒是传统正路子。

　　粪翁早年的书名比印名更大一些。据沈禹钟文章记载：“吴江金天翮，负文章雅望，不轻许人，一日于广座中见散木新为草书楹帖，以为明之京兆孟津不能过之；又尝为文论次当代书家，草书列散木第一。”散木的草书是不是列名第一，姑不论。从沈的这段话倒是可以看出，散木早年让人看重的是书而不是印。纵观粪翁的一生，他印章上的成就，恐怕还是要高出书法一头。他的印章从师虞山赵古泥，风格却比老师来得强烈。如果拿清代印坛的印人来举例，赵古泥和粪翁就好像邓石如和吴让之。人们承认吴让之的成绩，对粪翁的业绩，现代人就没有那么恭敬了。也许粪翁离我们太近了，缺少神秘感。他少年有名，又狂劲太足，物议不免就多些。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在探讨现代印人创作时，还把粪翁大大地贬了一通，指责他的程式化倾向太严重。其实一个成名印人有自己的程式，甚至有点过，本不是坏处。粪翁的印艺，平心静气而论，还是有大家风范，“厚、重、拙”都沾上了。他成为新时期被批判的对象，原因在于“文革”后，他的印风太盛了，许多人学他，还有一部课徒稿《篆刻学》留下来。树大了，难免招风。

　　我曾经看过他的照片，长得笨头笨脑的，样子憨直。穿着一本正经的中山装，戴着高度近视眼镜，那张脸敦敦实实的，表情木讷。这是他晚年的仪容。他铁笔驱使下的印章，也是起棱起角的。

　　于是，顺着又想起他在上海的一些事情。那时，朱复戡在上海的印名颇不小。粪翁看到朱的印章，也觉得很好，以为朱是个老先生，就请张大千做中间人，要拜朱为师。大千游戏人间，满口答应。等到行拜师仪式那天，粪翁才知道朱复戡是个年轻人，而且年纪比他还小。这事郑逸梅的《艺林散叶》有记载。“专直在雄”这是粪翁刻过的印语，其实从邓散木的为人也可以看到他印风专直的一面。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从上海来到北京，为高教社写字模。“京”、“海”是两个概念不同的城市。“京派”以官为本位，“海派”以商为本位，本位不同，作派自然相异。刻过《高士传印谱》的邓散木，崇尚古代高士，以此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当他带着在上海的生活习惯进入北京，迎接他的除了天翻地覆后的欣欣向荣，还有连风带雨的运动。粪翁头脑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让他无法适应面临的现实环境。

　　粪翁在北京生活，他的社交关系还在上海。他的好友白蕉、唐云是当时上海艺坛年富力强的中坚。他们在社会性事务外，用满腔热情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邓散木北迁后，依然是书法篆刻界的活跃分子。他勤奋创作，同时还应上海《新民晚报》之约撰写艺评。各地闻名向他求教的爱好者影从。散木向他们施以函授。这些人当中，后来不乏成名者，像余任天、苏白和孙正和等等。

　　1957年，粪翁为书法篆刻向文化部请命，被划为右派。他失去了工作，生活回到他原来的轨道上，靠鬻艺来维持生计。这以后他为各界知名人士刻了不少印章，从他留下来的印，知道有茅盾、章士钊、吴作人、李苦禅、许麟庐、邵宇、黎雄才、关良、来楚生等人。这是粪翁为谋稻粱的手段。的的确确讲，也为印坛留下了一笔不算大也绝不算小的财富。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齐白石的弟子许麟庐，当时他在煤渣胡同开了一间“和平画店”。粪翁一生中最后一个展览就是在和平画店举办的。

　　同一时期粪翁的好友白蕉也被划为右派。郁闷中，粪翁学画竹子。竹和梅兰菊合称四君子。象征着“高洁”，而“竹”大概还另有“宁折不屈”之意。他以画竹来排遣愤懑？以画竹来明示自己的心曲？

　　从1957年到1963年，这7年里粪翁真是祸不单行，身心两困。

　　1960年63岁那年，左腿血管堵塞，失去一腿，自号“一足”，“蘷”。他自嘲独脚为神话里的“蘷”。他的名号从钝铁、粪翁、散木到蘷，一直在升腾，等到他听什么都耳顺的年龄，他只存下一条腿了。

　　1961年邓散木的右手受伤。下一年因胃溃疡切除了三分之二胃。至此，邓散木也不得不认命，他在印章的边款里也以残人自许。但以他的性格，还是不肯完全服输。从1960年到1963年他完成了《一足印稿》。这部印稿收入94枚印章，内容极具革命性，只需稍稍举几例，如“团结就是力量”、“永远跟着党走”、“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就可知道。但这无妨粪翁艺术才能的施展，在艺术上《一足印稿》里不乏上乘之作。

　　这部印稿是粪翁寓居真武庙时的作品，是他作为印人生涯的压卷之作。这里寄存着他的骄傲、自负、无奈、屈辱及不甘等等。他的朋友，著名的南社诗人沈禹钟为印稿作序。白蕉为《一足印稿》撰写了跋文，他对粪翁的艺术分阶段作了概括和总结。跋文是友谊的见证，是真情的凝聚，也是他们作为搭档最后的一次合作。白蕉写跋后的3个月，邓散木便撒手西归。

　　邓散木从上海开始了他的艺术征程，他最后的一部作品评介是由海派艺术家来填写的。

　　这部印谱的题签出自粪翁另一个好友唐云之手。

　　邓散木在真武庙这个地方带着他的倔犟、踏天割云的理想走了。

　　去世那年，粪翁为自己刻过一方肖印，边款刻：“庚子残人，生于戊戌，画虎不成，守此蛾术，其人则残，其技则末。癸卯(1963年)鸡日，一足自名。”这是他临终前对自己走过一生的回顾。

　　34年后，我来到邓散木曾经住过的地方。当年冷清的真武庙如今楼宇林立，我又一次想起邓散木晚年在呼啸的北风里刻印的情境，风乎石乎抑或是应刀而落霏霏石屑，迥旋飞舞，渐渐模糊了视线。

　　我问从这里经过的路人，他们反问：邓散木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