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历史与人情——读任溶溶散文集《浮生五记》

　　任溶溶先生的笔记体散文集新作《浮生五记》，我读得罢不开手。读完后细想，先生所记其实无非琐事的往忆，其中又大多寻常巷陌生活的题材，语言更是一贯的简白素朴，但在我读来，总有一种回味良久的醇厚和甘美。

　　这里面当然有历史和经验的厚度。任先生是上世纪20年代生人，亲历了现代和当代中国的历次激变，半个多世纪来又身处沪上文化事业的中心地带之一，他的许多琐忆，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口述史。《浮生五记》中忆及的作者与郭绍虞、刘大杰、林汉达、伍蠡甫、徐沫、草婴、陈伯吹等许多前辈及同辈文化人的交往，既富含文化史的细节，亦包藏着令人感慨的情谊和引人抚掌的趣味。

　　我极喜爱作者记写这些人事的笔墨，实到极致，亦朴到极致，其叙述从无虚化的渲染，而是一笔笔着实地描来，绝无半点夸显闻见的意思。这也是先生的人品。而在这样的实录中，却饱含着敦厚的温情。作者回忆自己在事业和生活上得到师友的点滴帮助与提携，一点儿不掩饰当年身为生徒与后学的懵懂；言及对故人的遥想与感念，语辞简白至极，落笔却自有千钧的分量。

　　任溶溶是经历过时世艰辛的作家，如果说他对这些年代的书写不自觉地承担了保存集体记忆的责任，那么从他的散文里，我们读到的首先不是艰难的生活本身，而是个体达观的人生识见、韧性的生命精神、幽默的生活智慧和淳朴的人文关怀如何穿越政治、权术以及困顿生活的迷障，在最日常的层面上坚执于生活中被许多人遗忘了的一些朴素道理。作为语言文字工作者，他在干校和“文革”生活的失意中，仍从语言的探索里寻找到了有意义的寄托。面对特殊年代风云一时的庸俗政治批判和站队，同样“靠边站”的他为难友间阿Q式的政治指责感到“实在丢脸”，他自己则毫不避讳向身边更落魄的人传达友善之意。先生秉性温厚，遇事通达，面对人事的某些丑态，他不惯作尖刻凌厉的笔伐，只是如实叙之，却令人感到笔力的重量。譬如由全聚德吃烤鸭忆及店员的倨傲，谈到“北京向来以服务态度好著称……而‘文革’后有一个时期就变成了那个样子”，语态平和，然意味深长。

　　借着这些文字，作者也记下了许多微小却温暖的人生故事。譬如，“文革”期间，当落魄至“人人可以叱责”的“我”在菜场散集后的肮脏摊头抢时午睡时，“我”得到的不是驱逐，却是一位菜场老工人的好意提醒：“这个摊头有点潮湿，你会睡出毛病的。”再譬如战争年代，时为中学生的“我”与一位犹太老者在黄浦江畔的简短偶遇、相谈和彼此致意，成为了那个灰暗的时代艰难生活中一抹温暖的亮色。此外还有困难时期并非营业时间的西餐馆里，服务员为我递上的那一杯热开水，以及北园酒家与两位陌生老华侨的怀旧畅谈，等等。“五记”之中，记游、记食、记趣的文字占去许多篇幅，看似只是好玩，却往往深藏这样的人情之美。正是这样一些日常而厚实的情感内容，使这些笔记散文读来有一种质朴浑厚的精神。读这样的文字，会深深感到我们天性中的友善、豁达与同情，才构成了人类历史和生命最坚实的质地。

　　“浮生”一词，暗含人浮于世的意思，宇宙之大，一己之渺，恰若芥尘，漂萍无定。生命借以抵抗这本能中的漂泊感与虚无感的要义之一，便是生之力量和欢愉。任先生的《浮生五记》，记流年，记故去，却无不充盈着积极的生的气象，未见一丝忆旧的颓唐。他对童年、青年和壮年的往昔充满感情，也热爱此一刻的生活，常会为个中乐事忍不住称道一声“太好了”。先生写这些文章时，已近90高龄，他有如此豁达而不倦的天性，真是一位天生的儿童文学家。

　　犹记得2006年秋天，任溶溶先生应邀专赴金华参加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揭牌仪式。仪式过后，嘉宾们赴茶馆吃茶聊天。其时我因参与会务的工作，有幸相随并叨陪末座。此前已读过先生的许多翻译和童话作品，心中有万分的敬仰，待见到真人，却只感到亲切。那也是我第一次当面领略先生风趣的幽默和天真的童心，毕生难忘。我自己也从事一些儿童文学的翻译工作，读到先生散文中谈及翻译的灼见，时有深切的感悟和灵光的启发。这于我而言，又是另外一种宝贵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