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士君子文化

　

　　中国的20世纪是动乱的世纪，革命的世纪，批孔的世纪，康有为的世纪。

　　自太平天国以来，普遍以为只有宗教能够唤起民众，拯救人类，于是邪教漫延，恶魔遍地。康有为势力蒸蒸日上炙手可热时，只有一个章太炎敢骂康有为，骂他是“丧心病狂”，骂康有为的学生们是“蜣螂转丸”。

　　19世纪末，张之洞认为章太炎是个人才，企图召至麾下，于是章太炎来到武汉。张之洞同道梁鼎芬与章太炎谈话，说到康有为想当皇帝。章太炎说：“帝王思想，人皆有之。吾闻康有为非为皇帝，欲为教皇耳，想入非非矣。”一句“帝王思想，人皆有之”，吓坏了张之洞、梁鼎芬等人，决定要逮捕章太炎。章太炎闻讯急奔上海，说：“张之洞非英雄也！”堂堂张之洞，《书目答问》的作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出者，主张改革，发展实业，学问不错，实践也可以，看来还是不行，“非英雄也”！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世上只剩了转丸的蜣螂而已。

　　现在可以首先讨论孔子的思想学术同宗教的关系。人类依赖宗教，包括人为的神道设教，已是盖有年矣了。就在20世纪下半叶，汤因比和池田大作还在鼓吹宗教，说没有宗教是不行的，没有宗教人类的精神将没有安放处。而古代的中国恰恰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此点他们似乎不愿注意，甚至不予承认。对载在《论语》中的孔子的言语，他们竟然熟视无睹。“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不能事人焉能事鬼”，“敬神如神在”，等等。如在，不是真在，是如同在。这不能说很难懂吧。

　　那时的中国人，沿着上古传下来的风俗习惯，按时按节祭祀山川之神和祖宗之鬼，这不是宗教。第一，它没有信教不信教之分；第二，没有异教徒；第三，没有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第四，在社会行政和家庭之外，没有单独的宗教组织和教职人员等等。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和这种社会背景下，孔子才说了上述那些话，才有如此明确的违背一切宗教根本原则的言论，“敬鬼神而远之”。不仅如此，子贡问：“人死有知乎？”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死有知无知，灵魂是否不死，这是神学的核心，神学的立足点。如果死而无知，灵魂有死，神学就一风吹了。而西方的哲学，请不要忘记，恩格斯说的，不过就是神学的婢女而已。孔子对子贡说：“尔死自知之，犹未晚也。”等你死了你就知道了，那时候再考虑这种问题，犹未晚也(《家语》《说苑》)。

　　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神神鬼鬼的事情到处都是，孔子为什么硬要扭着这股劲，硬是不承认灵魂不死呢？在这里孔子也可以问你，既然中国自上古以来就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为什么非要制造一个宗教来麻痹人民呢？这是在帮谁的忙呢？要知道，两千五百年以前，正是全世界各种宗教(包括各大宗教)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整个西方，没有一个人，具有孔子这样清醒的智慧，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孔子这样的话，他们也不敢。就是到现在在西方包括那些口头上反宗教的粗俗不堪的唯物主义者们，也没有孔子这样清醒的智慧。没有清醒的智慧，哪里来清明的政治呢？

　　《礼记·檀弓》说：“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也，不智而不可为也。”此处标明是孔子说的，也只有孔子才能说出如此铿锵有力的言论。这看似矛盾却非常统一和谐，非常自然非常实际的言语，正是东方智慧发出万丈光芒的地方，而那些号称研究辩证法的人却反而不能理解，这是因为他们心灵深处的宗教情结太根深蒂固的缘故。这不仅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仅是今人古人之间的差异，不必讳言，它也是革命和不革命之间的差异。

　　不要忘记，孔子死后十年，苏格拉底才出生。有些中国人一张嘴就是“伟大的苏格拉底教导我们认识自己”。好吧，他认为自己是真龙天子……袁世凯找几个大鱼鳞扔在自己洗过澡的浴池里，怎么样？普天之下自命不凡的狂徒有的是，在大街上一抓一把，怎么样？你能教他认识自己吗？

　　孔子只教人“反诸身，求诸己……”一切社会罪恶都在自己(领导者自己)身上找原因。这其实很简单，很好办，只是统治者们永远做不到。老实说，苏格拉底也做不到。西方产生了数不尽的圣贤，却无法产生一个孔子。所以，康有为以及他的“蜣螂转丸”的后学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至今也未能把孔子的思想学说转化为宗教。不仅如此，以至于所有宗教情结深固的人都无法接近孔子。他们从前是批孔家，现在不批了，却来个峻拒，有的则开始赞美孔子，赞美自己不懂的东西。

　　不仅如此，两千年来，在没有宗教的中国，西方的各种宗教(包括在西方已经没落的各种宗教)都可以到中国来自由传教。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领域，却没有任何宗教的任何活动余地，这就是科举试题。还有什么比科举试题更重要呢？这是全体士人追逐的目标。全世界哪个国家的文化能有中国文化的如此清明，如此纯净，如此一以贯之呢？批孔家们咒骂科举，是在科举废除多年以后，这就证明他们都是小丑。他们咒骂科举，咒骂了将近一百年，却不知道科举是什么。他们工于漫骂，长于诅咒，善于呐喊，却用不着知道什么东西，尤其不需要知道他们所反对的东西。他们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无知即无畏和恬不知耻的良好基础。他们是有所凭借的，遵照韩非的教导，他们凭借的仅仅是势而已，势也者，权势也，暴力也。此之谓文化上的痞子运动。

　　辛亥革命后，从外国留学回来的西服革履的学子们，整天出入衙门，不久变为官僚，满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百姓不了解他们所说的主义，后来证明连他们自己也不了解他们所说的主义。还有比这更可悲的吗？老实说，西方的任何主义，都无法解释孔子，这是为什么，绠短汲深，无可奈何也！批孔将近一百年，只是暴露了批孔者的浅薄与无耻，难道不是吗？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这谁都知道。但仁是什么，仁的界定，仁的意义，仁的解释，其说不一。两千年来，帝王思想占着上风，依靠权势，压制智慧，假仁假义，践踏道德，迷信暴力，好话说尽，坏事干绝，千方百计掩饰他的“三无”(无知、无能、无耻)。这是仁学不得伸张的根本原因，至于思想文化上的原因还在其次。仁的外貌是柔弱的，而它的内涵和实质却是无比坚强的，它经受了两千年的蹂躏，如今依然矗立在东方，依然令世人瞩目，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仁者人也，仁者爱也，仁者爱人也”……这都是通俗易晓、任人皆知的常识。但是，关于仁，关于爱，始终没有得到深刻全面的阐述和发挥，我们只熟悉外国的五花八门的新名词，什么人道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等各种西方“主义”。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着救国的良方，却不认识自家文化的价值。

　　仁者二人也；二人者夫妇也；夫妇者两姓也，两族也，亲戚也，这就是天下也。有了夫妇，才有父子，才有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最后才有了君臣。自有皇帝以来，总是把君臣摆在首位，帝王文化最善于强加于人。其实，在有皇帝以前，君臣是次要的，“民贵君轻”，孟子的话谁都知道。孔子还有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有的学者对这句话硬是不懂，说什么“狭隘民族主义”。他们硬是把自己同中国文化隔膜起来，这点功夫着实令人佩服。周天子见诸侯，同姓一律称叔，异姓一律称舅。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也就是中国的仁学。谭嗣同不懂这一点，枉写一书。“同姓不婚”发源于何时？不得而知。它和“五亩之宅”一样，其发源已无从可考。无从可考，不等于没有。“多闻阙疑，慎言其余。”阙者，存而不论也。不要勉强谈论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20世纪讲究“拿证据来”！一个人站在那里，自然他有父祖曾高，以至始祖，这不用问。一定要他拿出父祖曾高，以至始祖的“证据”(也就是地下发掘的实物)来，他到哪里去找？老实说，他本身就是“证据”。至于同姓不婚和五亩之宅，它发生于尧舜之前，你若不相信，你拿出“证据”来，而我有根据。因为，舜就是一个标准的士人，标准的自耕农，而且也是同姓不婚。我们看到了同姓不婚和五亩之宅的事实，这就足够了。不必勉强去谈论他们的源渊，也不能因为不知其源自何代就否定它们的存在和价值。五亩之宅是士君子文化的根，同姓不婚是仁学的根，它们构成了儒家学说，也就是古代经典的基础。

　　仁者二人也，二人者夫妇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第十二章》)“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周易》)仁就是天下。所以“以仁为己任”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同国家不一样，顾炎武分得很清。

　　仁学是士君子群体的旗帜，是士君子文化的核心，是古代中国礼乐文明的主干。士君子文化产生于上古，后来在尧时代后期，士君子大舜掌权，在他领导下，治理了洪水，然后降丘度土，分田而耕，发展了农业，并且建立了东方礼乐文明的雏形。

　　天经地义的五亩之宅，是士君子全体赖以存活的物质基础，从而他们可以耕余而读。他们是自古就有的自耕农。正是他们传承着东方的礼乐文明。这个文明已有五千年的历史。自西汉以后，五亩之宅变为“廛居一亩半”(《说文》)(小亩变大亩，百步为亩变二百四十步为亩)。最后逐渐消亡，继之以察举、选举、科举等等，士人群体依然存在着，并且顽强地发展着。这就是后世耕读传家的那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根在农村，他们很少受到城市小市民市井文化的污染。他们是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农业文化。这是西方历史上所没有的。正是他们同帝王思想、帝王文化做着坚忍不拔的斗争。

　　历朝历代在建国初期遇到的反抗，都是由统治者的不仁不义造成的。不仁不义，不讲道德，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正是帝王们的流氓土匪性决定了的。他们在仁面前，现了原形，真是暴露无遗。仁成了他们的克星，他们越不仁，仁越显得伟大，越深入人心，这是有根据的。在伯夷看来，如果周文王在世，决不会兴兵伐纣。纣再坏，你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你怕什么。所以孔子说：“大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的思想可以引出现代最高级的战略思想，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就再一次证明了仁者无敌。

　　章太炎说了一句“帝王思想，人皆有之”，张之洞等人慌恐万状，这是可以理解的。帝王思想以及帝王文化，两千年来占着统治地位，它之深入人心，深入骨髓，也是可想而知的。以秦朝为例，从“人人自危”到“人欲为帝”，只有两三年的时间，这算什么过程吗？这用不着口传心授……多么严酷的历史，多么残酷的现实。每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人，都逃不脱帝王思想的悲惨命运。天下有比这更严酷无情的吗？帝王思想如此普遍，如此彻底，就是我们，现代人，也深受帝王思想的感染。我们遇到问题，考虑解决它的时候，总是首先想到利用政权的强大力量。我们的语言也总是“我们要”、“一定要”、“必须要”……甚至要求立法，立法再立法，严惩再严惩。其实，“法定则奸生，令下则诈起”，这是老话，任人皆知，说什么“法制不健全”，它什么时候曾经健全过？依靠法制“免而无耻”，等而下之。孔子和儒家从来不这么考虑问题。儒家主张“反诸身”，“求诸己”，“不能反躬，天理灭矣”(《礼记·乐记》)。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所以仁学不是闹着玩的。

　　西方有农业，而没有农业文化，或者有农业文化而没有士君子文化。士君子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骨干，这就使中国古典学术文化得以延续，从而也就决定了仁者无敌。这一点，用不着大惊小怪，也用不着义愤填膺起而辨别，先去看看自家的古书吧。有空儿战斗，没空儿读书，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老习惯了，没法说。

　　一百年来，中国的事情一直受着世界形势的决定性的影响，身不由己，在所难免。个人，个性，权势，偶然，偶然加偶然……说是“在劫难逃”，也对也不对，从事后看，是在劫难逃。九九八十一难，劫波渡尽，老哥还在，怎么说？不管怎么说，中国没有亡，中国文化没有亡，儒家经典还在，仁学还在，汉语汉字还在，两次焚书坑儒之后士君子并没有死光。这是为什么？难道这不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吗？

　　(摘自《遐思录》，林鹏著，商务印书馆2013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