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精神：刺穿“无物之阵”的思想长矛

　　贾植芳在给孔海珠的著作《左翼·上海》序中讲了一个细节，让人唏嘘不已。1990年，贾植芳被邀重访日本的时候，当时东京大学教授、日本共产党的老党员丸山昇对他说，“中国的30年代‘左联’文学，你们中国人现在不研究了，而我们日本人还在研究。”对此，贾植芳很受触动地说，“左联”的学术资源并非已被我们开采殆尽，“左联”的意义还远没有穷尽，其复杂性和历史的深远性甚至大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其它文学现象。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新时期以来，在追求文学自主性和本体性的过程中，“左联”研究一度陷入困顿，左翼文学的价值曾因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度关联而被极度贬低。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新世纪人们重新发现社会贫富分化、两极对立严重，乃至处于一种新的阶层“断裂”(孙立平语)的时候，当到处都是“中产阶级”、“成功人士”的声音，诗歌、哲学、爱情被金钱和物欲所践踏在地、人们只关心眼前鼻子底下那一小点利益的时候，学者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开启了对“底层”(蔡翔语)、“岗位”意识(陈思和语)和“新意识形态”(王晓明语)等新概念、新语汇和新意识的思考和探讨。在学者思考如何命名这种“新意识形态”的时候，作家们也开始拿起了文学的武器，进行“底层叙述”的文学写作，以此来寻求抗衡“新意识形态”的精神武器。“左联”、“左翼文学”重新成为新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批判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我们在采取“拿来主义”态度的同时，也要进一步厘清“左联”的精神内核，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思考“左联”、“左翼文学”的精神价值、意义和局限，从而为新世纪中国文学提供精神支撑和思想启示。

　　左翼文学的发生和“左联”的成立不是偶然的，从某种更深层的意义而言，是“士志于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思想的继承、延续和新的演化，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国际、国内历史文化语境逐渐形成的。中国士大夫自古就有为民请命、为底层劳动者疾苦而歌的人民性思想传统。在“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传入中国之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实现了从传统士大夫到新型知识分子的历史性转变，不再是自发的、感性的吟咏，而是具有阶级性思想意识的文化自觉和使命担当。可以说，左翼文学的书写和“左联”的成立，正是这种源于中国知识分子内在的人民性精神血脉和外来阶级性新文化理念的有机融合与崭新创造。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渐渐占据了思想界的先锋性位置。李大钊不仅是最先把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先驱者，而且还是最早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积极召唤“左翼文学”的革命先驱者。1917年，李大钊在《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一文中提出了“革命文学之鼓吹”的新主张。1921年，郑振铎发表《血和泪的文学》，提出“我们现在需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似乎要比‘雍容尔雅’， ‘吟风啸月’的作品甚些吧：‘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诚然有时能以天然美来安慰我们的被扰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然而在此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的世界上，我们的被扰乱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恐总非他们所能安慰得了的吧。”提倡表现“血和泪的文学”的文学观是以郑振铎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作家对文学审美功能的新理解。1921年，耿济之在《〈前夜〉序》中，通过对《前夜》作者屠格涅夫革命倾向性与写作姿态的分析，阐明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改造社会、人生的功用与价值的新认知：

　　屠格涅夫实在是厌弃白尔森涅夫和苏宾两人学问和艺术的事业，而推崇段沙洛夫这种切志救国，铁肩担道的精神。然而读者不要误会：屠格涅夫并不是反对学问和艺术的事业，他也知道这种事业在社会上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俄国“当时”所最为需要的并不只是这种事业，却是需要实地改造的力量和精神。他在自己小说里不但对于白尔森涅夫和苏宾表示蔑视的意思，并且一再否认与他同时的各种人。小说里有一处可以证明出他的意思，他说：像放沙格夫这种人现在是没有的了，所有的只是喧嚣者，鼓锤子，和从空虚移到虚空的人。这句话真是骂尽俄国当时的人，形容尽俄国当时社会的情形！所以这篇小说实在是俄国青年的兴奋剧，凡读着这本书，便明白自己的责任并不在于空虚飘茫的言论，而在于实地去做改造社会的工作。此书一出，俄国不少青年男女都觉悟过来，争着学段沙洛夫和叶林娜的榜样大张“争自由”“谋解放”的旗帜，以做各种民间的运动，而促成社会的改革。由此可见文学与社会和人生实在是很有关系的。中国有句成语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现在可以换一句“文学造时势，时势造文学”的话了。

　　屠格涅夫这种遗弃“学问和艺术的事业”写作姿态和“切志救国，铁肩担道”的精神追求，得到了异域翻译家耿济之的深刻理解、精神共鸣和行动响应。这与后来的中国左翼文学家宁肯牺牲文学的“艺术性”，也要追求文学的“革命性”的文学理念，有着内在精神理念的一致性。耿济之的认识与阐释，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屠格涅夫”们和左翼文学提供了一面基于更高的利益、更高的理想、趋向终极性价值——“止于至善”的精神之镜。

　　正是在这种新认知、新理念之下，1923年茅盾发表《“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的文章，批评中国知识阶级中了名士思想的毒，主张“附着于现实人生的，以促进眼前的人生为目的”的现代“活文学”，大声呼唤“我希望从此以后就是国内文坛的大转变时期”。1926年，郭沫若在《文艺家的觉悟》中，从法国大革命谈起，认为现在进入了“第四阶级革命的时代”，进而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地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地，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除此以外地文艺都已经是过去的了。包含帝王思想宗教思想的古典主义，主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都已经过去了。” 1928年，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和李初梨的《怎样建设革命文学》不仅表达了创造社作家左翼化的思想转变和明确的“革命文学”要求，而且对革命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进行了理论探索，提出“讽刺的、暴露的、鼓动的、教导的”四种革命文学形态，同时把暴露黑暗的现实主义文学视为革命文学的障碍，必须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鲁迅对此提出了批评。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单一维度强调追求光明、反对暴露的左倾幼稚病和非此即彼的思想模式，在日后的延安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艺政策中得到了延续、发展。

　　在中共的指导下，在鲁迅、茅盾等人的批评下，“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及时调整文艺路线，并取得了鲁迅等人的理解与支持。在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审美理念的思想共识下，1930年3月2日，鲁迅、郑伯奇、冯乃超、钱杏邨、蒋光慈等人发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成立使“革命文学”从狭隘走向更为宽广，在承继和断裂中使五四文学从平民文学发展为具有新型性质的“左翼文学”。因此，阶级性是“左联”及其左翼文学的工具理性；而人民性，即止于至善的、让中华民族获得独立、中国最大多数底层民众获得解放与幸福的精神理念，是左翼文学的价值理性之所在。在这个短兵相接、不容犹豫的时代，在这个“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峻急迫切时代里，左翼文学呈现一种近乎无奈而又毫不犹豫的“速朽”美学，即哪怕这种文学是工具性大于审美性，是革命性大于艺术性，是“速朽”的文学，只要有益于时代、民族、国家和底层大众，文学速朽又如何。所以，对于“左联”和左翼文学，我们衡量和评价的尺度，不仅仅是文学、艺术和审美的尺度，而且更应该是 “以身殉道”、燃烧整个灵魂至身体和生命的革命尺度、精神尺度和“大善大美”的哲学伦理尺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左联”及其左翼文学是内容、精神远远高于审美、艺术的，是突破了文学疆域的“爱的大纛”的文学，是鲁迅所言“文学，是战斗的”艺术。这正是“左联”及其左翼文学的精神价值所在，是其在新世纪重新复活的精神生命基因所在。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从《诗经》和《离骚》分别发展出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五四新文化先驱者同样建构并形成了“新文学传统”。“左联”和左翼文学所形成的“左联精神”就是“新文学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的大会上，茅盾以书面发言的形式，阐释了“左联”精神传统：“‘左联’在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旗手，在30年代，在继承‘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创导无产阶级文学，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培育一支坚强的左翼、进步的文艺队伍等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以及全国解放以后的文化艺术事业中，到处可以看到当年‘左联’的同志在起着骨干的、核心的作用。因此，‘左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它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播种者。”对此，茅盾提出了“接班人的问题”，“相信年青的一代一定能继承和发扬‘左联’的革命传统，继承党所领导文艺的传统，而且后来居上。”茅盾的希望是殷切的，提出的问题是很现实的。在这次大会上，胡乔木从根源上，直接指出当代社会主义文艺与左联、左翼文化的内在承继关系——“我们现在的文艺和文化仍然是左翼文艺和左翼文化，是30年代的革命的文化的继续”，“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今天全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最革命的文化，也就是最左翼的文化，可以说是很普通的常识。”但是，正如胡乔木本人说的，“可是也许因为这是很普通的常识，有的时候却会被人遗忘，被人忽略。”毋庸讳言，左翼文学理念是有一些问题的，存在着对文学本体自觉认知的深度缺失；但是，其忧国忧民、为天下苍生“代言”的人民性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也是从十七年文学到新时期文学所绵延不绝的艺术精神血脉。

　　新中国建立初期，尽管存在意识形态的质的差异，存在着文学力量新与旧的更替，存在着文学书写对象与内容的新要求，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和左翼文学精神是一脉相承，渊源不断的。新中国向何处去，古老的乡土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这是新中国作家所殚精竭虑思考的时代大问题，承载着源于古老文学传统、五四新文学和“左联”精神传统的共通血脉。从新中国成立前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新中国成立后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从柳青的《创业史》到新时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从张炜的《古船》到贾平凹的《高兴》，从莫言的《红高粱》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无不呈现了一种关于乡土中国如何进行现代转型的宏大思考，无不呈现出对封建文化、资本势力和现代性内在悖论的巨大警惕和深刻批判，是“左联”精神及其人民性思想传统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审美书写和精神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