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萧三致鲁迅的一封信

 　为“执行主编”文学馆的《钩沉丛书》，几年前通读过高陶著《萧三佚事逸品》书稿，同时也匆匆翻阅了馆藏目录能显示与萧三有关的各种文献资料。受益匪浅是“必须的”，而最大收获则是见识了萧三的几封亲笔信，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封(影印件)是写给鲁迅的：

豫翁：　　

　　关于我公西来疗养事，我们曾从各方面去信促驾，迄未得复，至以为念！兹与同人商，以为我公出境各种手续，如北上比较困难，则最好南去，然后西来。现已得友人讯，称可由南部派专人前来趋赴左右，面谈一切。我已另写一信给  翁，由来人面交，恐犹唐突，特此先容。信至请即准备携宝眷启程。如路费不够时，来人可代为设法筹措，是勿为念。耑此

　　敬祝健康并颂沿途平安！　　

　　E.S。议启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廿六日　　

　　　　再：决定行期及路程时请即示知，以便托人在各埠站欢迎，照料一切。          三又及

　　萧三与鲁迅建立联系，始于1930年。据《萧三佚事逸品》记载：“1930年11月，第二次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苏联朋友希望萧三并通过他邀请几位中国作家来与会。那时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已于3月在上海成立。萧三立即与鲁迅联系，告知这一好消息。无奈当时客观环境恶劣，国民党封锁极严，鲁迅无法出席。鲁迅给萧三回信说：‘由中国现代派作家出国去苏联，碍难实现。即请你作为我们的代表出席’……”

　　此等结果，应为萧三所始料不及。他原本是一位职业革命家——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成立，与会者签到簿中有他的名字；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街头的游行队伍中有他的身影。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1924年毕业回国，长期在共青团系统担任中、高级领导职务。从1926年秋天到1927年春天，他刚刚撤离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战场，又立刻赶赴武汉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长年累月奔波劳碌中，一次失足摔倒致颅脑损伤，严重的后遗症让他无法再工作，不得不离开岗位去苏联疗养。谁知此一去就是十年。为个人生存计，他凭借娴熟的俄语功夫走上莫斯科的讲台，当起了主讲“中国文学”的副教授。其间结识了不少文化、文学界的苏联朋友——正是这些朋友的友好与热情，以“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名义邀请中国作家与会的工作，才成为一项“任务”落在了他肩上。

　　挺重要的一件事情，一来一往两封信就轻松搞定，说来似乎很简单，但支撑于其中的那种相互间的理解、尊重、帮扶、信任之人性人情，却以其至纯至美的品格给人光明催人上进。鲁迅的无条件全权委托，让萧三不仅作为“代表”正式出席了会议，会后还让他参加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并应《世界革命文学》(此刊后来易名为《国际文学》)编辑部之邀，为这份用英、法、德、俄、西五种文字出版的刊物编辑了两期中国专版。当时没有条件向国内作家约稿，萧三只好自己动手亦诗亦文且写且编。凭着天资灵智与深厚才学，“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后的萧三犹如一匹黑马横空出世，一跃而入世界文坛，在苏联及东欧名声大噪。这是萧三的文学生命之始，多年后他在致郭沫若的信中写道：“我是你的成千成千(万)的最早的读者之一。说最早，因为我们都是五四运动初起时代开始自己活动的人(我的年纪比你只少五岁)——但是直到国外——苏联，我才决定拿文学作为终身的事业。”

　　此后数年中，萧三始终坚守在“‘左联’代表”岗位上，兢兢业业恪尽所能。他不断地写诗作文，宣传“左联”，宣传鲁迅，宣传中国土地革命和工农红军……一面接二连三在《国际文学》等革命报刊上发表著作，一面又把外国作家支持中国作家的诗文、书信寄回国内发表；他推举鲁迅与郭沫若“作为《国际文学》的名誉编辑”，他以他的真诚与热情为“左联”广交天下作家朋友；1935年9月间的《真理报》上，他用俄语“为文介绍我公(指鲁迅)于苏联读者”；1934年8月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他代表“左联”到会祝贺并担任了苏联作家协会党委委员……他用斐然卓著的工作实绩，回报了鲁迅的慷慨重托——他无愧于“左联代表”的身份，他不辱使命。只可惜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他对“左联”——特别是对1935年初上海左翼文化界遭受大破坏前后的“左联”，实在是知之甚少。所以他能够无视中共驻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王明的强权，连续两次“抗命”拒不写信“主张解散‘左联’”，却无法抵御康生一次“很长的谈话”中提供的“解散‘左联’的理论根据”，终于不得不以“共产党员必须要听党的话”为由，说服自己替王、康捉刀代笔。

　　1935年11月8日，萧三永难释怀的日子——那一天，他的荒唐长信出笼。1935年11月26日，萧三大概也会永记不忘——那一天，他写下了给鲁迅的最后一封信——即本文开头所录文本。两信一前一后相差半月，是否别有深意的刻意安排？莫不是萧三以为解散了“左联”就“解放”了鲁迅，这位以毕生心血疗救社会的文化巨匠就能得“闲”来疗救自身病痛，因而不失时机地向鲁迅发出了“西来疗养”的最后敦请？历史之谜，无从破解，只知道萧三此信写得言辞恳切语气中肯，所谈之事思虑缜密计划周详，出境手续、行动路线、路费筹措、沿途接待，方方面面可以说都想到了而且都安排妥当。其殷殷之情，读之如见写信人正跂足而望翘首以待，似乎鲁迅成行已是定局，只须“托人在各埠站欢迎照料一切”了。岂料天玄地黄风云突变，满腹无奈情一纸荒唐话，终结了一段历史也终结了一条邮路，萧三致鲁迅的最后一信竟一去便如石沉大海。虽然后来得知“1936年4月20日”鲁迅还曾有一信回复，但不知为何始终没有收到，所以留给萧三的，就只有不无痛楚地喟叹了：“自从我1935年去了解散‘左联’的信后，他(鲁迅)不再与我往来了……”

　　1936年10月，鲁迅辞世。萧三得悉噩耗，满怀悲痛，立即多方奔走，在莫斯科组织起一场由苏联作协负责人法捷耶夫担任主席的追悼大会。萧三在会上作了鲁迅生平与创作的报告，苏联演员在会上朗诵了鲁迅的作品。会场外展览了俄文版的鲁迅著作；会后还为鲁迅出了一本书，书中收入了萧三的一篇纪念长文。1937年10月，鲁迅逝世周年，萧三再次组织会议纪念，会议主席由苏联作协的另一位负责人绥拉菲莫维奇担任。由于准备充分，纪念会与追悼会开得一样成功。事实上萧三早已把宣传鲁迅当成了自己的一份工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但有一件事他是坚决不做的，那就是宣传他与鲁迅的友谊——这就要谈到他的另一封亲笔信了。先看释文：

单演义同志：　　

　　您的第三次来信也收到了。谢谢。　　

　　告诉您，对第一次来信和大作我没有作复，是因为我觉得，您那样写文章，写鲁迅和我的什么“战斗友谊”，将我和伟大的鲁迅并举，我实在不敢当！我只是文学战线上的一名小卒。在苏联侨居的年月，由于“左联”的关系，和鲁迅先生通过信，互相寄过书刊；他死后我写过几篇文章和作过报告，向苏联文学界和读者及国际朋友们介绍过鲁迅的生平、思想、创作……这是我应该作的，只可惜作得还不够。其他，如劝鲁迅去苏联治病、疗养等事，也都是组织叫做的，我自然也极愿意他去苏联走走，所以写信、布置旅程。像这些工作，怎么能称作他和我的战斗友谊呢？

　　是的，鲁迅是很重视战斗友谊的，比如他和瞿秋白同志的战斗友谊。至于您想写的鲁迅和我(或还有别人)的战斗友谊，其实只是一些来往关系罢了。我不知范文澜同志的意思怎样(您已写鲁迅和他的战斗友谊)，我可是不能赞成。　　

　　您收集到的材料倒是不少，这样钻研的精神值得钦佩。就作为研究鲁迅和人们的联系的材料好了，那是有用的，您觉得怎样？

　　大作原稿奉还，但请不要发表，至于您问我有无补充，我只能告诉您，在北京和上海的鲁迅纪念馆里还可以找到一些。匆匆不尽，敬祈谅恕。

　　寄上《革命烈士诗抄》一本，请登(察)收惠存。

　　敬礼！

　　萧三　　

　　(19)59·5·12

　　收启此信人单演义(1909～1989)，生前为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1940年代专治先秦文学，1950年代转向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尤因创办《鲁迅研究年刊》在国内享誉盛名。曾著文《鲁迅和萧三的战斗友谊》《鲁迅和范文澜的战斗友谊》等寄给萧三，萧三“看了书名”“就觉得惭愧”，处理结果便是写信坚辞不受。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可有谁会相信这封信是真的呢？如今这年头，可以不懂亷耻，却不能不会钻营；只要有利可图，就认了秦桧做干爹又有何妨？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能贴上什么什么人物让自己跟着过把鸡犬升天瘾那才叫本事！而萧三这是在做什么呢？送上门的“暴名”机会都不要，十足的儍帽儿行径，真真让当代地球人匪夷所思！然而萧三就是萧三，他是第一代共产党员，他是鲁迅亲自委派的“左联”“代表”，他从那个时代走来，挺胸昂首，正气浩然。“拉大旗做虎皮”的龌龊事，他连做梦都不会想到。他尊重鲁迅，敬仰鲁迅，那种感情是由衷的因而是纯粹的真诚的，不掺杂一星半点儿功利目的。惟其如此，他的拒绝才为单演义教授理解、接受，从而再不见提起被萧三彻底否定过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