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 果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11月04日08:08 尤凤伟

　　1956年春，我从老家完小转到烟台解放路小学就读，婆婆(祖母)对此耿耿于怀，眼见在“镇反”中“排”(枪毙)了那么多城镇人，她给吓掉了魂儿，宁肯自己的晚辈一世从土里刨食，过穷日子，也不愿他们进城“吃香喝辣”，末了落个性命不保。只是我和大哥都不听她的话，坚持“出外”，先后走出小村。现在看，婆婆所担心并没在我俩身上成为现实，没被“排”，还活着。当然，我俩这一“个案”并不说明什么，在后来漫长岁月里许许多多人死于非命，足以印证婆婆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我的逃脱实不足为凭。

　　换了天地，在面临大海的解放路小学读了一个学期，夏天考入了背靠青山的烟台一中。已记不得当年考试状况，也不记得成绩如何，可我记得心情很好，自豪而骄傲。当时烟台有四所中学，在市民中流传这样几句顺口溜：一中的冬青，二中的片松，三中的无花果，四中的大粪坑。说的是校园外观，在教学质量上一中也是名列前茅，凡是进入一中的学生，都想当然以为自己会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包括我这个刚从乡下进城的学生。现在想来，那时候的城乡不像现在横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我爹“闯关东”到大连，一放下铺盖卷就成了城里人。我呢，经过在解放路小学的半年过度，进入中学便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城市生，往日的痕迹荡然无存，包括口音、穿着、发型，也包括那个“地龙”外号。只是新同学给起的“油葫芦”新外号令我很不爽。

　　中午，老师和学生都在食堂吃“伙食券”(饭票)，老师学生分属两个食堂。不知怎的，有个黑胖老师不去教工食堂却在我们食堂吃。知根知底的人说这是教导主任任劳老师。说法很多，有说他孩子多，生活困难，吃学生饭一月能省好几块钱；有说在这儿吃饭是为监管学生方便。

　　不久，后面的说法便得到证实，他一边吃饭，一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有大声喧哗，便端着碗过去，说来也奇，他简直就像根“消声棒”，往那儿一站立刻鸦雀无声。

　　有一回改善生活，馒头、炸黄花鱼。那是我有生头一回吃炸鱼，吃得心满意足。走出食堂，听到校园喇叭通知：请就完餐的同学立刻回到食堂来，有重要事情。我们惊讶，心想刚刚吃了好饭，难道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返回食堂看见任劳主任像块黑石头似的立着，一动不动，脸板得吓人。他开口训，说现在生活好了，但不能忘本，要节约，反对浪费。他又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户财主十分奢侈，吃包子不吃夹(尖)，丢弃掉。一日让邻居看见了，捡起来，晒干保管好。不久来了灾年，人人饿肚子，财主家也同样，这时邻居把收集起来的包子夹还给了他，救了他一家人的命。从此……说起来这个“教人方”流传很广，不新鲜，细细琢磨，也有许多不真实处：就算财主口刁，不吃的东西可以喂鸡喂猪嘛，再说了，都晓得那些土财主积攒起的那点家产，无不是省吃俭用从嘴巴里抠出来的，有谁舍得如此暴殄天物呢？所以同学们对任主任的故事不以为然，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反倒被他越说越激动的表情给吸引住了，他拧着眉头，眼光闪闪逼人，指着饭桌上的一堆鱼头，道：要是鱼天上有灵，看到自己这样被人对待，那是死不瞑目的！我们想笑又不敢笑，拼命憋着。只觉得这个敢“造句”的主任很搞笑。

　　讲实话，那天跟别人挨训，很冤，鱼头我全吃了，这么好的吃食怎舍得白白丢掉呢？在老家，村里常来鱼贩卖鱼，我们家从未买过。有回爷爷下湾捞麻，抓了几条泥鳅。婆婆把鱼放在碗里，上面淋点油、酱，和地瓜一块放锅里蒸。这饭是我这辈子头一回吃，只吃得回味无穷。

　　有句话叫歪打正着，不承想这桩由任劳主任引发的“鱼头事件”却为我呈现出一种人生走向，就是说后来立志写起了小说，应与这桩事有关。

　　事情是这样：为了让学生树立节约精神，任劳主任给学生布置了一个作文题：《幸福生活得之不易》。我灵机一动，就把小时候吃泥鳅那段事“添油加醋”地写出来了。不料得到班主任(教课文)的冯锡铭老师的表扬，还当成“范文”让我在班上念。只弄得我热血沸腾，想入非非，觉得自己是个当作家的料。而在私下里，冯老师也是对我另眼看待，不断鼓励我，说我行。还找书给我看，其中的《唐璜》《上尉的女儿》及《普希金抒情诗集》后来被我带到军营里，在“大革文化命”的年月里，这几本书成为我和战友们爱不释手的“地下读物”。

　　其实那时候冯老师已经是校园里的名人，他写诗，不断在《烟台日报》上发表。他在班上说任主任也爱好文学，也发表过作品，因用的是笔名，所以大家对不上号。当时我想，发作品不让别人知道，不成了那句“锦衣夜行”的话吗？在我心目中，任劳主任很怪，很神秘。

　　城里的学校不放秋假，但要“学农助农”，拉队伍到附近农村帮老百姓收庄稼。我们一中由任劳主任带队，浩浩荡荡开到南郊一个小村，开始让我们刨地瓜花生，城市学生不懂要领，一镢头下去，愣把好好的地瓜拦腰截断，刨花生嘛，偷偷捡了往嘴里塞。弄得人家很不高兴，后来就让我们往地里送粪。这活计又脏又累，让人吃不消。同学们纷纷抱怨。我们班外号“大嘴”的于相金怪声怪气地说“助农”主要是学农，成天叫咱推车送粪能学个啥？另一个叫赫金亭的同学说：老巴子(农民)不让咱刨地瓜花生，是怕咱们偷吃。我问赫金亭你吃了没有？他满不在乎地说：吃了又怎么样？他们自己还吃哪。我说人家是吃自己的，咱们是吃人家的。赫金亭说共产主义，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分那么清干啥？

　　原计划三天，校部为在“助农”上超过其他学校，临时决定再延长两天，带队的任主任不同意，理由是不能影响教学进度，但校部不认可，坚持做出的决定，任主任一怒将队伍拉回学校。我们欢欣鼓舞，高呼乌拉，却不晓得任主任把校领导给得罪了。高校长(兼书记)私下里阴阳怪气说：这个任劳还真“各色”哩。后来晓得，任主任的“各色”在教育系统是出了名的。

　　我们断断续续从冯老师嘴里知道任主任“各色”标签的由来：他的家是昆嵛山下的上夼村，那里在抗日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都是“革命根据地”，任劳的爹是村干部，打小日本打老蒋都立过功。任劳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叫任民。日本人投降从北海乘船撤走那年，两兄弟在抗日中学一齐毕了业，又一齐参加了工作，任劳在学校当老师，大哥被县武工队选去，当了一名“地工”，往来于解放区与敌占区之间传递情报。因工作性质缘故，家人很少能见到他，而一年之后暴出成了叛徒的惊天新闻：是个雨天，任民在县城一家饭铺等线人，不知怎的“线人”一直没出现，他只得回山，在出城时被敌人抓获。后来的情况就和电影电视上一样，不同的是这位叫任民的“地工”没能经受住敌人的酷刑逼供，变节了，说出了所知的秘密。他自知罪过深重，不敢回家，留在敌人那里。尔后事情竟向另一方面发展：敌人断定县武装不知道任民叛变的事，便没按任民提供的情报抓人，也将任民放了，条件是今后为他们工作，提供情报。不然——任民自然晓得“不然”后面是什么，只得答应下来，回到了队伍，潜藏起来。开始确实瞒过了部队领导，并依照任民带回来的“情报”制定下一步行动方案。后因“行动”出现纰漏，造成重大损失，方怀疑起这份情报，又从“情报”怀疑任民。立刻将他控制，令其交待问题。任民知道瞒不过去，便如实交待了自己叛变投敌行为。如果当时上级能想到这件事尚可兹利用，也就不会立即将任民处决。人死了，才意识到操之过急，失掉一个将任民打造成一个双料间谍的机会。当然事后诸葛也于事无补，只有遗憾的份儿。

　　冯老师说到这里也是感慨万分。又说总算是还有高人，高人总能想到常人想不到的。一位见过任劳老师的首长道出他的想法：鉴于敌人尚不知晓任民已死，可让其弟弟做他的“替身”，潜回去。听的人也觉得可行。俩兄弟站一块，连爹妈都难辨，何况两姓旁人。将计划报于上级，上级也同意，指出要严加保密。然而对于当事人任劳，这新“身份”就不单纯是能不能保住密，而是凶险万分。一旦踏上路程，当视为不归。

　　冯老师不愧是语文老师，知道故事该怎样讲，怎样开头，怎样叙事又怎样结尾，当然还要“点题”。他说任劳主任的“各色”在于：他接受了上级派给的任务，却又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这“条件”“各色”得不能再“各色”。

　　他到底提了啥条件呢？我们问。

　　冯老师说：他说他哥俩从小怕疼，叫小虫子咬一口都哭半天。做“地工”难免让敌人抓住，不讲敌人肯定要动刑，他说自己是挨不过去的。哥哥的昨天就是自己的明天。

　　当听到这里，我震惊了，这是自己从来没有想到的问题，当烧红了的烙铁贴上胸膛，滋滋冒青烟，单凭信仰就能通过这一关？就算精神挺住了，肉体会不会败下阵？

　　后来呢？

　　他提出代替哥哥可以，但不要把重要秘密让他知道，也不要把“线人”的情况告诉他。就是说他只管传递情报，对“内容”“相关人”一概不知，这样即使被捕，受刑也没得秘密讲，既不会给党造成损害，自己也不会被“锄奸”。

　　那么，上级答应没答应他的要求呢？

　　答应了。

　　后来他被敌人抓住了？

　　这倒没有。上级从工作需要出发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但也对他存了戒心，把他当成随时会变节的人，不让他接触重要机密，也不把重大任务派给他。敌营的情况知多少算多少。你别说还真传递过几回重要情报，为部队歼敌作出贡献。只是仗很快打完了，整个胶东解放。他又教起了学。因为有这段革命历史，当干部了。

　　后来呢？

　　冯老师一笑，后来？不就在咱一中当教导主任。

　　再后来，我，我是说我，当我胡编“故事”又看了许多胡编的谍战片，我就不自觉回忆任劳主任，心想他经历的事要是弄出个电影电视剧来，会多么“各色”又发人深省啊。

　　总而言之，知道了任劳主任这段“奇特”经历之后，我们更对他另眼相看了，他断不是个常人，就算够不上英雄也是条好汉。我们不时议论起：

　　你们说，任主任向上级提出的条件合理不合理？

　　合理的。

　　我不这么认为，干革命应该无条件。

　　明知道自己抗不过酷刑，倒不如把丑话说在前面，这样对革命对个人都有利。

　　还没受刑，咋就知道自己一定受不过？

　　我没受过刑，也知道自己受不过。我怕疼，你不怕？

　　怕？怕的是孬种。

　　这么讲，是因为烙铁还没烙在你身上。

　　嘻嘻，反正吹牛不上税。起哄的永远是大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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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咋的，我倒渐渐喜欢上了这个不着调的大嘴，大嘴没爹，不是没爹，是死了爹。妈在鱼市场割对虾头，挣钱养活他和上小学四年级的弟弟，生活很困难，大嘴常常连铅笔橡皮都买不起，我家开文具店，时不时接济他，他也投桃报李，他对我继母讲买虾头找他妈。我继母也不客气，过几天就让我去鱼市场买虾头，虾头(虾肉出口)5分钱一斤，便宜，煮汤做打卤面很鲜美。多少年后我的女儿挑食连整条大虾面都不吃，我就想起在烟台那年月，想起大嘴。都说男人嘴大吃四方，女人嘴大吃谷糠。这话在大嘴那里不“贴”，他没有福气“吃四方”，初中毕业在一家铁工厂当钳工，一辈子没离烟台一步。

　　不过，上学时期的大嘴倒是“吃四方”的，他在学校四周乱窜，寻觅一些可吃的东西，地上的山托盘(草莓)，树上的无花果、山楂。有一次从外面回来，兴冲冲地问想不想吃苹果，我们不信任地看着他，等下文，大嘴卖关子，不讲，只说放了学别回家，带你们吃苹果，管够。

　　我们——赫金亭、王世忠、隋强，当然还有向导大嘴，出了后校门，开始爬山，这时我们已晓得大嘴的动向：到果园偷苹果，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只觉得没信心，平时我们常结伴进山，一次也没看到苹果树，连杏、梨也没有，只见过栗子树，种栗子的是一个有点神经的老人，扯着嗓子喊山：张立功种栗彭，蒸饽饽吃！喊是这么喊，可也明白他的栗面饽饽指望不上(若干年后在一家自助餐厅吃过，还真的可口)。

　　到现在我也叫不上位于烟台东部那座山的名字，当时大家叫南山。俗话说“望山跑死马”，山看上去不高，可就是爬不到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几次要打退堂鼓，可经不住大嘴的一再蛊惑，说翻过山有苹果园，钻进去谁都发现不了，吃多少都没有关系。苹果像明灯在眼前闪耀，引导着我们向更高处进发。

　　终于踏上山顶，眼前豁然开朗，与阴冷潮湿的北坡相比，南坡阳光明媚，空气清新。而让我们欢欣鼓舞的是那一大片结满果的苹果树，我们顾不上别的，一头钻进去，大吃特吃。

　　对我而言，没将偷苹果与“劣迹”挂上钩，孔乙己说偷书不算偷，一个小孩子在树上摘几个果子吃，也不觉得算偷，没当一回事，大伙还合计着再来第二回第三回，要不是因为与任劳主任扯上边儿，这码事也就永远失落在忘川中。

　　在饱餐苹果的第二天，中午在食堂吃饭，任主任虎着脸走进去，开口就说：有人去南山偷吃老乡的苹果。边说边把手里的一个纸包展开，放在饭桌上，跟句：空口无凭，苹果核为证。

　　饭厅里顿时鸦雀无声，眼光一齐盯着桌上的“物证”，我悄悄看看身旁的大嘴，他头不抬眼不睁，该咋吃还咋吃，像这事与他无关。我看大嘴，倒不是怪他把我们领上歪道，而是后悔不该把苹果核乱扔，这才被果农发现，并以此为证告到学校。

　　干这种事不光彩，要认识到错误。任主任态度有些和缓地说，希望干这事的同学饭后到教导处找我。

　　意想不到的是任主任并没在这事上大做文章，说句继续吃饭吧，便去碗柜拿了碗筷去窗口打饭。

　　从饭厅出来我们凑成块，赫金亭先埋怨大嘴不该出馊主意，惹来事端，王世忠附合，也怪罪大嘴。大嘴有口难辩，垂头丧气。隋强说光埋怨没有用，问题是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挺着，还是去教导处认错挨批。我说主任没点名，说明他并不知道是谁干的。赫金亭说油葫芦说得对，主任有苹果核为证，只能证明有人吃了苹果，却不能证明别的什么，苹果核又不会说话。隋强摇摇头，说：你不晓得任主任是什么人吗？他干过“地工”，“地工”就是特务，特务手段高明，无所不能。我问你的意思是任主任能查出是谁干的？隋强说对。王世忠拼着哭声说这下完了，叫人知道是小偷，多丢人啊。赫金亭说丢人是小事，说不定要开除学籍呢。隋强说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去自首。我说对，不能去，再说主任说希望犯错的人去教导处，希望这字眼说明什么？是自愿。大嘴把眼也瞪大了，说油葫芦分析得对，主任暗示可以放犯错的人一马。赫金亭说要不等几天，看看任主任是否追查下去再说。

　　任主任没再追查这件事，我们松了口气。

　　虚惊了一场，我们对任主任很是增添了几分亲近感，每逢他倒背着手挺胸腆肚迎面走来，我们便齐行注目礼，恭恭敬敬呼声：任主任好。直到有一天——

　　唉，你们发现没有，好几天没见到任主任的面了。那天隋强从食堂出來说。

　　噢，对呀，大家恍然大悟。果然好多天没见到任主任了。

　　在学校这个大家庭里，除了开大会，校领导平时是不大露面的，而任劳主任，不仅能见着，还天天见，且一个锅里摸勺子，在我们心目中，他就像将师生维系起来的家长，是一种特殊的存在。

　　大家纷纷猜测任劳主任出了什么事。不久，便传出消息：任劳犯错误了，停职，在家里写检查。

　　具体情况还是由冯锡铭老师透露给我们的。冯老师一直和任主任走得近，私下称其为益师良友，能说清楚任主任的事，非冯老师莫属。

　　任劳主任被停职检查是立场不稳，替敌人鸣冤叫屈。这个敌人是他的前任，许家驹主任，许主任在“镇反”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刑入狱。他前脚走，任后脚来。按说是井水不犯河水，不搭界，谁也想不到不搭界的事就是搭上了：在任劳上任不久，许主任的老婆来学校替男人喊冤，校领导避而不见，她就找到教导处，任也晓得这事不归自己管，也不能管，可经不住许主任老婆哭哭啼啼，硬着头皮听，听着听着，听出这里面确实有冤情，开始同情起许主任，答应向上级反映情况，且说到做到，写了份材料，呈报给教育局……

　　应该说，对于少不更事的我们，对冯老师讲的这些事情弄不大明白，惟有一点清楚：任主任有麻烦了。停职检查就是证明。

　　时光匆匆，上课下课，放假开学，就在我们快把任主任淡忘的时候，他又出现在校园里，这时已转过年来，是1957年的春季。见到他我们当然很高兴，迎面碰上还像以前那般行注目礼，喊主任好。他亦一如既往地笑笑。他似乎没有多大变化，还是那派头：黑着脸，背着手走路，腰板挺得笔直。可谓“倒驴不倒架”。

　　主任职务给撸了，还留在教导处，没有具体工作，让他回来是参加运动，大鸣大放。运动已进行一段时间了，成效不大。干部和教师不肯提意见。说一切都好着哩，提不出什么来。这当然不行。工作组想起了“赋闲”在家的任劳，觉得这种时候得让他出场，放上两炮，运动就健康发展了。据说开始他也有所顾虑，憋着，后经不住领导再三动员，终于开口了，没提别的，重新把许主任的冤情讲了出來，并举一反三，认为镇反运动存在重大问题。

　　任主任的发言登在第二天的《烟台日报》上。

　　上报纸，在我们眼里是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为任主任感到骄傲，别人前怕狼，后怕虎，他却勇往直前，一骑绝尘，为运动作出贡献。

　　只是这种情况没持续多久，风向变了，鸣放结束，转为打右派。任劳主任成为学校头一个右派分子。

　　若干年后我关注这段历史并开始写《中国一九五七》这本书，应该说任劳主任起了催化剂作用。他的自杀让我震惊，让我恐惧，深深地留在记忆里。

　　开始是拘禁。这消息倒不是来自冯老师，而是大嘴。大嘴是学生中间的消息灵通人士。他一脸惊吓地把我们拉到一边。说任主任关禁闭了，关在学校卫生室的病房里。我们一下子蒙了。我去年冬天患肠炎发高烧曾在那间病房住过，那狭窄阴暗的房间确实有些像牢房。为打发无聊，我让隋强去校图书馆借了几本小说，一边读一边从上面抄录形容词。而此时任主任正关在那里，他的情况怎样呢？我不由得想到他有当“地工”的经历，他要逃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也只是一念，便否定了。我断定他是不会逃的。我问大嘴难道打了右派就要关禁闭？大嘴说倒不是。我问为啥单单关任主任？大嘴说上级认为他有自杀倾向，所以……我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觉得上级如此判断不是没来由的，任劳主任本来便是个“各色”的人啊。

　　任劳自杀的消息是来自贴满校园的大字报——

　　是早晨，我们一踏进校门，便发现气氛异常，最显眼的就是贴得到处都是的大字报。

　　内容千篇一律：打倒自绝于人民的极右分子、叛徒、历史反革命分子任劳！

　　这三顶帽子扣在他已没有知觉的尸体上。

　　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令他执意走向死地的到底是什么。客观地说，我们学生置身事外，除了亲眼见到的大字报别的都是道听途说。有一年回烟台曾想去询问冯老师，赫金亭摇头叹息，说冯老师早就有了精神障碍，完全失忆。据说他到山上为任劳主任收尸后，就开始不正常起来，恍恍惚惚，自言自语，再也教不了学，退职回家。

　　我惟一能较真的是：任劳主任自杀地点是南山山坡的苹果园(选在这里也是个谜)，是用手术刀割破了大腿根上的动脉。想想如此也有如此的道理，在他当教导主任之前曾教过生物课，人体之构造功能烂熟于心，晓得从这处下手只需刀尖轻轻一碰，血便会喷涌而出，事半功倍。他这种选择抑或还有另外一种考量：创面小，不会太痛，这对自知“痛阀”值低的他也是不可忽略之处。

　　没在现场，我和我的同学没能见到任劳主任最后的容颜，但可以凭借“合理想象”：透过果树繁茂枝叶的日光斑斑驳驳落在地上。我们的老师，前教导主任任劳，衣着整齐，发型板正，平卧在一棵苹果树下，过多的失血并未让他的黑脸变白，只是平日惯于蹙起的眉头得以舒展，这就让他一向不苟言笑的面容变得亲和起来。他默默躺在那里，任风吹起的树叶、草屑从脸上及胸前掠过，亦不予理会，安详依旧，静默无声，像一个疲惫的人进入深度睡眠。在他的身旁，散落着从树上掉下的未熟的青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