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的艰辛与幸福

　　内容简介：本书详尽而生动地回忆了作者从童年、少年到参加革命后各个历史阶段工作的概况与甘苦，以及投身于国家地矿事业的无悔与奉献。从作者朴实无华的叙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淳朴正直、无私好学、不畏艰难、勇于开拓、奋发有为的老党员、老干部的生动形象。

　　为了不辜负国务院的重托，切实担负起全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监督管理职能，就必须先把各级矿管机构建起来，包括在省、地(市)、县建立机构。但在这一进程中遇到了两个难办的问题，一是编制，二是经费。

　　1982年国家机关机构改革、1983年省级机构改革，都是强调精简机构，减少编制。在这种形势下，再提出建立矿管机构，可以想象是何等的困难。建立各级矿管机构经历了漫长过程，而在1986年颁布的《矿产资源法》中，只讲国务院、省政府两级地矿主管部门，负责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监督管理，再往下没有讲，没有明确地(市)、县在矿管方面应承担的责任。这是由于过去30多年来地质部实行部、省两级管理体制所致——省以下是野外地质队，属事业单位，没有政府职能。在这种体制影响下，在制定《矿产资源法》时，就没有把地(市)、县的矿管职能通过法律条文加以规定和明确。

　　尽管工作是困难的，但认准一个目标，就应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锲而不舍，勇往直前。我的性格历来就是如此，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也是我在部里留给同志们的一贯印象，包括主管副部长在内，他们都说，郭局长想办的事情没有办不成的。这是一种赞扬的话，我听后只是作为一种激励而已，并没有当作骄傲的资本和包袱。

　　建机构，层层一下子立起来有困难，作为暂时过渡，我首先争取建立省级矿管委员会。

　　1983年春天，我出差到云南，和主管工业的副省长朱奎同志交谈矿管工作。我当时的印象是，这是一位非常精干的省级领导人，他长期在冶金系统工作，对冶金矿山比较熟悉，对工业管理更是内行，说话办事干脆利落。交谈中，朱奎副省长说：“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发了文件，将省地质局改成省地质矿产局，赋予这个局既找矿又管矿的双重职能。这是一项新的工作，要想把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工作开展起来，实在不太容易。我看不是省地矿局的同志水平低，干不好，而是现有的管理体制有问题，放在谁的身上，都有困难。地矿局是个局，冶金、煤炭也是局，谁能听谁的？依我看来，需要想出一个办法，探讨一种有效的管理模式。”我听后，感到这位副省长的话很有道理，于是接着问：“朱副省长，你认为用什么办法能够进行有效的管理呢？”这时他说：“依我看，可以先在我省成立一个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由我担任主任，省地矿局长担任常务副主任，经委主任、计委主任担任副主任，各矿业部门(如冶金、煤炭、有色、石化、建材等)的领导担任委员，矿管委下设办公室，放在省地矿局，和局矿管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采用这样的组织领导体制，工作起来就比较顺当。这是一个非常设机构，用不着报请国务院审批，由省政府批准就行了。”我立即表态，非常赞成这位副省长的高见。

　　回到部里，向主管副部长报告云南的做法。部领导表示同意，并指出云南的做法可以推广到全国。

　　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凡是矿业活动较多的省，陆续成立了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在我担任矿管局长10年间，先后有19个省(市、区)成立了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计有京、鲁、苏、浙、闽、皖、粤、桂、鄂、豫、云、川、黑、吉、辽、青、甘、陕、新)，河北和西藏成立了矿业协调领导小组。虽然这是非常设机构，但在矿管工作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各主管副省长更加重视矿管工作了，并以省矿管委主任的身份，亲自领导矿管工作，处理协调矿管工作上的重大问题；各矿业部门也没有部门成见了，因为各矿业部门的领导都是省矿管委的成员之一，也就可以做到把矿管工作当成自己分内的事情，关心它、支持它，而不是抵制它、反对它。省矿管处到各地(市)、县工作，都是以省矿管委的名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工作关系比较顺当，工作也很好开展；部署的工作，提出的要求，下边都听，而且都按要求去做。

　　通过这件事我深深体会到：办任何事情，做任何工作，要有创新精神，首先要经常想些问题，就是通常说的动脑筋，想问题。不仅要想，而且要敢想，如果连想都不敢想，就会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因为连想都不想，怎么去干呢？我还体会到：凡事要敢想敢干，当然不能瞎想、空想，而是要事先多做调查研究，要吃透情况，还要进行分析，心中要有数。一项工作开展之前，要深思熟虑；一旦把问题想好了，决定去干的时候，就要下决心把它干好。干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这时，就要勇往直前，绝不能犹豫不决，更不能后退；要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措施，以顽强的毅力，最大的胆量，去战胜困难，并乘胜前进。

　　为建立地(市)、县矿管机构，我多次去找人事部商谈。开始人事部的主管司、局负责接待我，谈来谈去，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有位司长说：“听你说的情况是有道理的，看来建立地(市)、县矿管机构还是必要的，但没有法律根据，又加之现在正是精简机构的时期，等一等再说吧。”就这样，不说不同意，也不明确说同意。在听这位司长谈话时，我最担心他说“但”字，因为常常在“但”字后边有文章。果然不出所料，听这位司长前两句话，讲的似乎是同意的意思，一讲“但”字，话题就转了，我心凉了半截。

　　干脆再找主管副部长去。当时我对这位司长说：“我知道你对矿管工作是关心的，对我们的工作是支持的，我对你表示感谢。”我先用赞扬话让他高兴，接着就和他商量说：“因为建立地(市)、县矿管机构是件大事，能不能咱们两个一块去找主管副部长再谈谈？”并说：“本来我向你汇报就行了，但是为了把建立矿管机构的必要性、迫切性说得更具体些、详细些，我陪你一起去向部长汇报，你看行不行？”这位司长终于同意了。

　　我们两个找到人事部的主管副部长。我向这位部长汇报说：“中央把地质部改成地质矿产部，就是为了使我国百万地质职工辛辛苦苦找出来的矿产资源，在开发过程中能够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不使其损失浪费。”之后，我又讲了为什么在《矿产资源法》的条文中，只明确了中央和省级建立矿管机构，而没有明确在地(市)、县级建立机构的原因，即由于原地质部多年来实行的是部、省两级管理体制造成的；在此基础上我讲了建立地(市)、县矿管机构的必要性，我说：“在我国，中央直接管理的矿山只占15%左右，省级直接管理的矿山只占10%左右，而75%左右的矿山企业在地(市)、县，这一大块没有机构管理恐怕不行。”我这么一讲，把这位主管副部长讲动了心，表示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终于，我这一趟没有白跑，收获很大。写到这里，讲一个小插曲：在我担任矿管局长10年中，每逢出差到各省，我都去拜访所在省的主管副省长，向他们汇报，请求这些主管副省长支持矿管工作，帮助解决存在的问题。后来许多省矿管处长也上行下效，他们每到地(市)，就去找主管领导汇报工作，争取支持，慢慢成了惯例。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对工作有利，对密切相互关系有利，对争取政府支持有利。有这么“三利”，何乐而不为？但不曾料到，我的这种做法，在地质矿产部的大院内，竟出现了非议，有人说：“郭振西太不自量了，他是一个局长，到了省里常去找人家省长谈话。”这种流言蜚语，我每逢听到后，都是一笑了之。我认为我不但没有做错，而且是做对了，因为我找主管副省长都是向他们汇报工作。我的级别不如他们高，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何况我是寻求他们对矿管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没有到处显示自己，更没有找他们拉关系，搞不正之风。总之，都是为了工作。因此，尽管部机关有人对此非议，但我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非议呢？我曾做过分析，因为原来的地质部是个封闭的部门，实行的是部门垂直管理体制，部管省局，省局管野外地质队，除相关业务外，从不横向往来，与地方政府很少发生关系。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意识，又加之存在着等级观念，因此，产生上述非议就不足为怪了！

　　我一面与人事部坚持沟通，一面努力求得各省(市、区)政府的支持，机构建立不断推进。到1984年，全国地(市)、县级矿管机构已建立548个，其中地(市)级机构97个，县级机构451个。1985年，全国地(市)、县级矿管机构增加到837个，其中地(市)级机构增加到129个，县级机构增加到728个。

　　1986年，经过向人事部领导多次汇报后，终于取得了人事部的支持。当年10月31日地质矿产部和劳动人事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建立健全地(市)县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机构的通知》，并明确了地(市)、县矿管机构的主要职能。机构建立有了突破性进展。

　　1988年，地(市)级矿管机构已建立284个，占应建机构的94%；县级矿管机构已建立1567个，占应建机构的83%。到1990年，340个地(市)和2058个县的矿管机构已全部建立起来。可以说，凡是有矿业活动的地区，几乎都建立起了矿管机构，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机构体系。

　　全国的矿管工作，从1982年开始起步，工作繁杂，任务很重：从建立矿管机构、配备干部、勘查工作登记发证、采矿工作登记发证、乡镇矿业治理整顿、矿产开采进行监督管理，到矿法宣传和贯彻、矿管干部培训、矿业情况统计、矿管工作的对外交往等等。这么繁重的工作，却没有经费来源。办任何事情没有钱都将一事无成，这一道理人人都懂。为什么矿管工作没有专门的经费渠道呢？这与传统的管理体制有关。地矿部的前身是地质部，这个部靠国家划拨的地质事业费而开展地质找矿工作；地质部改成地质矿产部后，增加了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监督管理职能，但国家并没有相应地增加矿管工作费用。在此情况下要开展矿管工作，就只能占用地勘事业费；但这样做，无论是部、局领导，还是财务主管同志，从观念上一时很难转过来，因此，矿管工作长期没有经费保证。当时，不仅部矿管局如此，各省(区、市)矿管处更是如此。到了1988年，在阜新召开的矿管处长会议上，经费问题已到了火烧眉毛的程度，有的省代表在会上大声疾呼：“矿管工作先天不足，后天又营养不良，看来活不了多久，就会死亡。”有的省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我们省矿管经费无着落，尤其是地方矿管机构无任何经费来源，连水电费、邮寄费都无处开支，有的连工资都发不了，总不能饿着肚子干工作吧。”看来，经费问题已成为全国矿管系统从上到下的普遍性问题。我听到这些言论坐不住了，心想，如果任这种局面发展下去，不仅矿管工作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伤害了这些从事矿管工作的同志的心。他们是为了什么呢？是党的事业需要，即矿产资源管理工作的需要，把他们从各个方面调来做这项工作的。工作困难不说，甚至连基本的条件——经费保证都没有，连自己的工资也保证不了，怎么不让这些同志寒心呢？我当时表示：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连我这个全国的矿管局长也不会心安理得的。

　　不仅我坐不住了，当时参加阜新会议的方樟顺副部长也坐不住了，他在会上讲了如下的一段话：“随着矿管工作的全面展开，矿管经费来源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矿管各项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两年来，各省局的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解决这一问题……由于法定的经费渠道不通，矿管经费得不到解决，有的地(市)、县矿管机构靠贷款发工资，甚至数月发不了工资，个别的成立了又解散，这种状况的确已严重影响了当地矿管工作的正常进行和矿管机构的建立与巩固，也挫伤了部分矿管干部，特别是地(市)、县矿管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看来，连主管副部长也为矿管经费着急了！任何事情，只要领导重视，就好办了，我为此而高兴。

　　阜新处长会议结束回到北京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矿管经费。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取得领导的支持，我特意找到部长，首先讲了我们面临的工作：随着《矿产资源法》和“三个暂行办法”的实施，全国矿管工作已从立法的准备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近3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建立健全矿管的法规体系和机构体系，以“两个登记”为重点，依法建立正常的矿产资源开发和勘查秩序，逐步形成一套有效的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监督管理制度，刹住资源浪费的歪风，加强对乡镇矿业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进一步开展矿业政策的调查研究和参与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宏观规划。加速全国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建设，广泛开展矿业法规、政策的宣传和矿管干部的培训等等。然后讲了我们面临的困难：由于矿管工作是一项新的业务工作，一切从头开始，但是这项工作的经费渠道至今没有解决。目前，在矿业立法还不完善、矿管机构尚不健全的状况下，面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的矿业关系，并要在短期内加以理顺，做好数千个全民所有制矿山企业、十多万个乡镇矿山和个体矿山的划界登记发证工作，每年有数千个勘查登记项目管理，任务很重，工作量大，时间又紧。在这种关键时刻，保证矿管工作必须的经费，已成了这项工作正常开展的基本前提。如果前提不存在，就会一切无从做起。

　　我的汇报引起了部领导的重视。不久后，部长办公会议专门就矿管经费问题进行了研究，向财政部写了报告，请求尽快解决矿管经费。

　　通过多年来的工作实践，我摸索出一条经验，就是无论想办成任何事情，必须做到两条：一是不能光指望书面报告，而要亲自去跑，向有关部门去汇报，用嘴巴去讲。这样比干巴巴的文字报告好得多，汇报中可以把问题讲细讲清楚；可以讲出感情，讲得听者坐不住，认为问题应该解决。二是还要有锲而不舍的劲头，一次跑不下来，跑两次；两次不行，跑三次，要不厌其烦，一直跑到将事办成为止，这就叫功夫不负苦心人！

　　不久后，我就邀主管副部长方樟顺同志到财政部，先和主管司局长谈，再找主管副部长谈。当时财政部主管地矿部费用的是迟海滨副部长，我向他汇报了矿管工作对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所起的重大作用，又汇报到当前因为矿管经费没有来源，已严重影响到工作的开展。我又请方樟顺副部长讲了地矿部党组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意见。当然他这一讲分量更重，更加引起了财政部领导的重视。

　　这次向财政部领导汇报，收获很大，没有白跑。迟副部长给了两条解决办法，一是从1988年开始，从地勘费中增加切块，每年给部省两级1000万元矿管经费。二是给政策，即地(市)县可以征收矿业管理费，以解决地方的矿管经费。

　　上述这两条办法，后来在落实过程中又遇到了挫折。有关同志认为矿管经费是从地勘费切块解决的，等于减少了地勘费，因此，有关部门就是迟迟不“切”；或找种种理由，推推拖拖。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在一次会议上，专门讲了财政部主管领导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我说：“财政部的领导讲，是从地勘费‘增加切块’，请有关同志注意‘增加’两字，不要只注意‘切块’两字，四个字是全面的，两个字是片面的。片面的理解，当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后来，矿管经费问题终于解决了。

　　(摘自《难忘岁月——郭振西自传》，作家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1995年在南非考察矿山，左四为郭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