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历史回望中的思索──《钢的琴》与《岁月神偷》中的集体回忆

　　集体回忆最初是由法国社会学家霍布瓦克完整提出的社会学概念，指的是在一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一起建构的共同记忆，这种共同记忆往往存留在特定的地点以及事件当中。近些年来，华语电影掀起一股怀旧浪潮，香港电影《桃姐》《岁月神偷》《麦兜》，内地电影《钢的琴》、短片《老男孩》，台湾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女朋友，男朋友》等影视作品或是重视过往的时光，或是通过一系列怀旧元素的罗列，勾起观众的集体回忆，将观众带回到共同的过去中去。在这些作品中，大陆电影《钢的琴》和香港电影《岁月神偷》无论是业界评论还是在观众口碑上都获得了成功，本文将通过对两部影片中集体回忆成分比较分析，探究电影里的集体回忆的建构以及其中隐含的历史思考。

　　一、缅怀消逝的时光：《钢的琴》与《岁月神偷》的共同主题

　　上映于2011年的影片《钢的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故事：下岗工人陈桂林为了在离婚时争取到女儿的抚养权，需要用一架钢琴来挽留女儿。一贫如洗的他既没有钱买，又偷琴失败，最后决定自己制造一架钢琴。于是他找来了钢厂下岗的旧工友，与他们一起在废弃的工厂里铸造一架“钢的琴”。

　　下岗工人是中国最具特色的群体之一，他们曾经担负着中国走向工业文明的历史重任，也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阵痛。主人公陈桂林就是这样一名倒闭钢厂里下岗的普通工人，他和工友们共同经历钢厂的辉煌时期，也一起眼看着曾经坚不可摧的工厂沦为废墟，连标志性的两根冲天大烟囱也被最终炸毁。影片以“造琴”这一故事为核心，展现了“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工人的生活状况。这些工人在下岗之后散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不再作为一个统一的群体出现，生活也不再有集体的保障，大多数处在困顿之中，而“造琴”这一事件将他们重聚在昔日的车间中。但时过境迁，破败的厂房、废弃的车床、生锈的管道，都在说明一个时代的结束。导演张猛通过这部影片，表达自己对那个时代的追忆和思考。

　　几乎是与《钢的琴》同时，香港导演罗启锐的《岁月神偷》在2010年上映，为式微多年的香港本土电影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被媒体和影评人誉为“近年来最感人的地道港片”。影片讲述了鞋匠罗先生一家四口的故事：罗先生在永利街街尾开了一家鞋铺，收入仅够糊口；罗太太性格直爽，精明能干；大儿子罗进一品学兼优，是全家人的希望；小儿子罗进二则调皮捣蛋，闯祸不断。然而，面对岁月这个最大的“小偷”，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接二连三突发的变故面前在支离破碎，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也风雨飘摇。

　　影片中主人公罗先生一家居住的永利街上的居民大都是五六十年代从内地来的移民。当时的香港仍处于港英政府的管辖之下，崇英意识渗透在社会中的方方面面。虽然香港文化当中仍然存留着很多岭南地区的民间文化形态，但这种民间文化只能存在于社会底层，占主流的则是英国带给香港的文化。这种混杂的文化形态通过《岁月神偷》原汁原味地保存和呈现。影片中角色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活习惯等正在随香港快速发展的步伐逐渐被人们遗忘，相信不少香港观众都会被影片中出现的金鱼冯宝宝、月饼会等意象所触动。

　　二、怀旧元素的建构：电影语境中集体回忆的呈现手法  

　　电影作为集体回忆的载体之一，可以在放映过程中勾起观众的个人记忆，因此其中涉及的电影元素，如人物、情节、视听语言等必须带有时代背景下的普遍性和代表性，甚至需要具备一定的意象性。

　　塑造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钢的琴》的主人公陈桂林是一个从钢厂下岗的普通工人，生活困顿。虽然人物深陷困境，但导演并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加以渲染，反而突出和陈桂林身上乐观、顽强的一面。在影片中，陈桂林为了实现女儿的钢琴梦，在硬纸板上画下琴键，放在桌子上冒充钢琴，自己哼出声音来配音，还声情并茂地为女儿演奏。这本是一段看来有些许辛酸的情节，但导演配以活泼的音乐，着重突显的是人物面对无奈现实的幽默与坚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批工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走上了二次就业的艰难路程。影片中的陈桂林正是千千万万下岗工人的缩影，他们面对着极端困窘的生存境遇，但他们内心深处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而在电影《岁月神偷》中，人物的代表性体现在性格特征的设置上。一家之主罗先生是一位出色的鞋匠，他做得一手好鞋，吃苦耐劳，不善言辞，独自承担着全家人的生计；同时他也是一位传统的、威严的父亲，他望子成龙，对犯错的儿子不留情面。吴君如饰演的罗妈妈正好与罗先生的性格互补，她巧嘴能干，善于处理与邻居、警察之间的关系，在两个儿子面前充当着“红脸”角色，她用女性的细心和温柔呵护着这个四口之家。大儿子罗进一样样优秀，考入英文学校，成绩名列前茅，在运动会屡夺冠军，是一家人的希望。小儿子调皮捣蛋又不失可爱，每次闯祸后都要经历父亲打骂、母亲袒护、哥哥安慰的全过程。这样一组人物群像正是传统中国家庭的缩影，观众在观影时会产生极强的代入感，从而更容易陷入到导演所要传达的情感和回忆中去。

　　设置具有典型性的情节

　　看过影片《钢的琴》的观众都会对烟囱爆破这一情节印象极深，尤其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工人们，一看到这个情节都会被深深触动。当两根大烟囱被炸的时候，陈桂林和他曾经的工友们站在山头上，他们默默地，甚至是不流露一丝悲伤地注视着爆破的全过程。这一幕尤其震撼。工人们无奈地告别自己曾经依赖的工厂，无奈地面对今后截然不同的生活。烟囱是工业时代最具有典型性的标志之一，从烟囱里冒出的滚滚浓烟象征着工厂的兴盛，彰显着工人阶级作为国家支柱的重要地位。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孟泰老先生曾经讲到，即使在少有的休息日里，他也要坐在窗口看着远处厂区的烟囱冒着烟心里才踏实。这种对于工厂的热爱在今天似乎很难被理解，但在当时，这确实是工人们的普遍情感，这是根植于那个特别年代的一种归属感。

　　“我清楚记得一个恬静安详的旧香港，为我淡墨样的童年，赋予了水一般的颜色”——这是导演罗启锐在散文《两毛钱往事》中的描述。不得不说，《岁月神偷》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再现了一个原汁原味，散发着浓浓人情味的老香港。电影中不止一次表现了黄昏时分，邻里街坊聚在树下吃晚饭，孩子们蹦蹦跳跳，一会儿去这家喝几口鱼头汤，一会儿又溜到另一张桌上吃鸡蛋羹的场景。时光飞逝，走进现在的香港，抬眼望去都是凌天的高楼，漫步街上会被脚步匆匆的行人不断超过，地铁上每个人都捧着智能电话独自发呆，我们向往的那个弥漫着烧鹅香气的老香港，只能到《岁月神偷》里去寻找了。

　　设计特殊的视听语言

　　首先是特殊的色彩和道具能够有效地还原回忆中的场景。《钢的琴》全篇都以一种近似于钢铁生锈的昏黄色调进行呈现，画面多是灰暗的天空或是阴雨绵绵。在道具的设置上，大多出现在画面里的都是颓废破败的烟囱、锈迹斑斑的管道、废弃的工厂和机器。而《岁月神偷》像是被蒙在一层薄纱中，幽暗的黄色调既有著怀旧的味道，也流露出记忆中别样的美好。古色古香的老街、圆润的石阶、历经岁月的古树……导演将这些景和物有机组合在一起，把观众带入到旧时光里。

　　其次，影片为了营造怀旧效果，在力求复现场景的同时，也注意使观众产生一定的抽离感。记忆是被修饰过的美好，也就意味着怀旧是不可以写实的。过于真实的还原不会引起观众的个人记忆，反而是在有一定距离感的情况下，人们才会产生回忆的感觉。《岁月神偷》采取独特的叙事角度来营造这种抽离感，全片是从小儿子罗进二的角度进行叙事的，影片中不止一次地出现他的第一镜头。这几个镜头表现的都是罗进二头戴玻璃鱼缸向外望的视觉感受，鱼缸外的景色、物体被变形地呈现。《明报》曾经评论道“一个隔着鱼缸玻璃观看的香港，是那样不实在，徒具外表，仿佛观众头上也给罩了个玻璃鱼缸，看到的无疑又是一个虚幻的玻璃之城”。但在我看来，玻璃鱼缸就像是每个人给回忆赋予的美好色彩，隔绝了痛苦辛酸，只保留下往昔的快乐和温馨，导演的安排实在独具匠心。而在《钢的琴》中，导演则采用了表现主义的桥段来制造观众与影片之间的距离。在陈桂林因为偷琴被抓时，突然出现一个黑暗的空间，陈桂林独自在其中弹奏钢琴，雪花在他周围飞舞、飘落，形成了一个优美而又极富形式感的情境。片中类似于这样的场景还有很多，导演用或诗化、或戏谑的方式处理人物的困境，与《岁月神偷》中玻璃鱼缸的作用异曲同工。

　　另外，两部影片都十分注重音乐元素的使用。作为集体回忆的重要载体之一，具有时代感的音乐会使观众产生极强的代入感。《岁月神偷》开头是一个抒情的运动镜头，小弟专注地观察鱼缸里游动的金鱼，笛声随之而起，营造了温暖而又怀旧的氛围。接下来，影片以小弟的视角展现香港六七十年代的风物，随著Dancing on the Moon的歌声，观众被带入导演的回忆之中。在片中，导演还反复使用了“The Monkees”乐队演唱的歌曲I Wanna be Free。这支乐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本土兴起的乐队，他们的歌曲被作为怀旧流行乐的典范。在《钢的琴》中，导演张猛运用了很多具有苏联风情的音乐，比如在影片开始出现的《三套车》，低沉压抑的曲调，结合画面中残破的工厂废墟，以及随后在片中出现的手风琴、《山楂树之恋》等音乐元素，不禁让观众联想到那个深受“苏联老大哥”影响的工业时代，也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基调。

　　三、一个时代的挽歌：集体回忆中隐含的现实思索

　　《大众电影》曾经写到，“好的艺术作品，跟时代潮流总是保持著一定的距离，后退半步，静静地看着，带着一丝的疑惑与惆怅。”近些年，华语电影圈掀起了一股怀旧风潮，电影创作者在影片中寄托自己对过往时光的追忆，引发无数观众的观影热潮。怀旧电影在唤起了观众对一个时代的集体回忆，让创作者和观众追忆往昔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审视和反思。

　　《钢的琴》讲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故事，一群在国有企业改革初步探索中下岗的“工人老大哥”，不得不磨去深深烙印在身上的国有大型企业印记重新面对社会与人生。他们无力对抗社会改革的风暴，只能在困境中挣扎着实现自我价值的重塑。三十多年过去，中国仍然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以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工人阶级用自己并不强壮的身躯承担了时代变革的巨大代价。他们失去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单位、一个身份符号，而是长久以来建立的对个人价值的认同，这对一个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他们并没有颓唐和怨恨，取而代之的是不变的热忱和对美好生活的执着。就像影片《钢的琴》中以陈桂林为代表的一群下岗工人，他们执拗地与命运抗争，乐观而坚强地重塑着自己新的社会身份。《钢的琴》是对工业时代和工业群体的一次凭吊，曾经以英雄群体形象出现的工人阶级，如今只能以无力的个体形象走入导演的镜头，积极而又无奈地接受他们的历史命运。导演张猛用热情、狂欢来描述现实的残酷和颠簸，以幽默、戏谑的方式来讲述这个逝去阶层的失落。重要的是，生活还要继续，《钢的琴》是审视，是反思，也是对没落的工人阶级的一曲赞歌。

　　与此同时，《岁月神偷》的上映在香港也引发了一次集体怀旧。“怀旧往往被看作是一种时光倒流：过去发生的事情、时光消逝，我们在今天回顾过去，我们感觉旧日更为美好，但却已无法返回从前。在这种对旧日的缅怀里，我们变得怀旧，”这是香港批评家周蕾(Ray Chow)在一篇分析《胭脂扣》的文章中对怀旧的阐释。《岁月神偷》不仅将观众带回到生活艰辛却又其乐融融的“旧年风物”之中，也“偷回了被偷走的香港价值”。影片中罗妈妈在穿上罗先生做给她的新鞋后说道，“人生就是一步难，一步佳；佳一步，难一步，”这种面对困境仍然乐观，用自立和奋斗面对狂风暴雨、坎坷命运的“港人精神”，是岁月所偷不走的。观众在体会电影中人物的悲欢离合时，会不由自主地将个人遭遇投射到电影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压抑的情绪能够得到暂时的释放，现实中的文化矛盾和社会冲突，似乎也能得到一种抚慰和缓解。也许，这就是我们沉迷于怀旧的根源所在。

　　曾经有人说过，“如果我们沉溺于怀旧当中，那么不是因为过去太好，就是因为现在太糟。”影片《钢的琴》和《岁月神偷》用怀旧的方式引发了观众的集体回忆，导演张猛和罗启锐以或戏谑、或温情的手法把我们带回到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比起逃避现实来说，导演的意图应该是希望观众思索自己走过的道路，铭记那些逐渐遗失的精神。所以，回忆过去并不是因为现在太糟，而是希望未来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