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本体 审美特性 实践理性——谭霈生戏剧思想探邃

　　新时期伊始，当中国的戏剧实践正在拉开拨乱反正大幕，当戏剧理论的焦点正集中在重新定位戏剧的社会功能，一部深入探讨戏剧内在规则与审美特性的著作出现了，它就是谭霈生教授的《论戏剧性》。当时的社会兴奋点还正在热衷于言说戏剧应该回归它的本体——戏剧必须有戏剧性，谭霈生的成果已经探前一步在告诉你什么是戏剧性了。这种本体研究的结晶，在新时期戏剧理论发展的路径中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先决地回答和满足了当时实践理性的疑问与渴求，因而受到读者极大的欢迎，一时成为此起彼伏的时代理论思潮中戏剧界的阅读鹄的。

　　这，就是谭霈生教授的最初奠定。以后，在《戏剧本体论》等著作中，他逐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戏剧思想，提炼出情境论等重要戏剧理论命题，完成了对戏剧特性的理性认识和科学阐释。他的学说直接指导和引领了新时期戏剧的舞台实践，也在一代又一代后学的阅读和传承中延续着自己的理论生命，直至今天。

　　如果我们把视野延展，拉开距离观察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把谭霈生的研究放在20世纪东西方戏剧理论的背景坐标上来定位，会更加清楚地了解他这种本体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传统的戏曲理论中较少有本体研究，尽管明清戏曲理论家王骥德、李渔的著述都已经涉及，谈论到结构和演出效果等，但仍然偏重于曲学，尤其王骥德的曲论中曲律占了很大比重。

　　20世纪开篇西方戏剧被引进中国舞台以后，最初的戏剧家们开始了新理论架构的构建与充填。田汉、洪深、欧阳予倩都在主要从事舞台实践的同时，也注重导演理性的探讨，后来产生的“南黄(佐临)北焦(菊隐)”导演实践则把这种探讨推向成熟。但对于戏剧本体特性的探寻还有待于理论家宋春舫、熊佛西、余上沅等人的努力。最初还只是对西方理论的译介，停留在引进、咀嚼和反刍的层面，到了张庚1940年前后在延安鲁艺戏剧系教授《戏剧艺术引论》课程时，已经具有了对西方戏剧有限理论阅读和更加有限舞台实践进行感性归纳和理性总结的价值，但这种对戏剧艺术本体的可贵理论关注，被当时社会实践对戏剧社会功能的无限张扬所冲断、所代替。社会更加关注的是话剧的“有用性”，以及由之生发的“中国接受”的可能性：作为舶来品的话剧必须完成民族化、本土化和内植化的现实命题，才能够真正在这块土壤上立基并发挥作用。因而，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从曹禺的《雷雨》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走向成熟，到老舍的《茶馆》象征着中国话剧独立品格形成——这一运动过程本身。

　　新时期重新界定戏剧社会功能的激辩声中，以及人们为戏剧重新焕发出巨大辐射力和影响力的欢呼声中，谭霈生教授坐在书斋里沉静思考，力图接续上述历史使命。他细细地梳理和辨析戏剧艺术的美学原则，在借鉴西方戏剧理性概括的基础上——从布伦兑尔到劳逊、阿契尔的学说，依据对中国话剧80年舞台经验的归纳和提炼，辅以对西方戏剧实践与中国戏曲传统的更多感悟，架构起中国第一部探讨戏剧艺术内在规律的完整著作。谭霈生的实践理性，使他把目光对准了戏剧构成的各个要素：动作、冲突、悬念、情境、结构、场面、时空、假定性、形式、形态、再现表现等，完成了独特的戏剧美学架构，而他的认知则为世界戏剧理论府库增添了中国经验。

　　由上述坐标系提示，我们认识到谭霈生戏剧理论架构的确立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意义：一、它将人们对戏剧的解读，从社会意识形态的依附状态中剥离出来，把时人思维从外在于戏剧导向审美本体的回归，以此作为自己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形成了戏剧艺术内在规律研究的独立路径。二、它以对戏剧审美体验的直感为基础，建构起自己的阅读、鉴赏视界，使经验向感性回归，使结论向理性回归。它让人们懂得了戏剧魅力要向戏剧的自身品格中探寻，要向戏剧构成的基本要素中去寻找。三、它在西方现代派戏剧理论的影响下，从戏剧构成的整体性出发，完成了对戏剧创作本质的推导——情境论，提出情境与性格关联说，即把个性的人与特定情境联系起来，由之探讨人物的动机以及行动，最终实现剧作本旨向“人”的回归。而这种学术成果的奠定，昭示出第四重意义：谭霈生不随波逐流的学术路径，彰显了一种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显示了学者独立的学术品格。

　　谭霈生的戏剧理论对中国新时期的创作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与引领作用，其影响至今仍处在生发过程中。因而，他的学说成为中国戏剧理论一块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