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郭小川的心灵纠结与个体言说

　　1957年对于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而对于郭小川来说，尤其如此。具体来说：

　　一方面，这一年，他的仕途及创作皆达到了人生的顶峰。他是名副其实的按照延安知识分子标准培养起来的干部，先后做过王震的秘书、丰宁县县长、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中国作协秘书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1957年晋升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行政级别达到其人生的最高档次。更为重要的是，他是陆定一、周扬等中宣部领导亲自选定并寄予厚望的年轻干部，来作协后，他也确实遵照“加强作协工作，增强战斗性”的要求，领导、组织并参加了作协系统内的一系列整风运动、反右运动、干部下放活动。而且，这一年，他出版了诗集《致青年公民》，创作出了足以代表其诗歌最高成就的《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白雪的赞歌》等叙事长诗，其影响之大、之快，为同时代诗人所不可比拟。

　　另一方面，这一年，他对作协工作的厌烦程度之深、逃离作协的想法之切，在党的高级文艺干部中也极为少见。且看以下5则日记：(1)“五时，一起去看白羽，在那里交换了今后工作的意见。一谈到现在的工作，简直百感交集，非常不愉快，作家协会的事简直没有完结的时候。张海曾来催我要快些讨论陈企霞的问题。四面八方都把我逼住，真是叫人烦恼。我实在不想干下去了。”(2.11)(2)“对这个工作，我简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这简直是一种刑罚。”(2.17)(3)上午、下午均在家修改陈企霞的结论。……但疲劳的很，我已经进入病境了。(2.18)(4)严文井又要求解除工作，作家协会的工作真叫人厌倦之至！(3.10)(5)“一种莫名其妙的事情在烦扰我……我真想离开这里到下面去工作。”(8.28)(6)“党组的名单最后也定了，我还是辞不掉副书记。”(10.28)……在郭小川用“烦恼”、“一点兴趣也没有”、“刑罚”、“进入病境”、“疲劳”、“离开这里到下边”等词语表达自己心境时，他对在中国作协机关的领导工作已经厌烦到了极点。他把辞去作协副书记职务，作为1957年的美好愿望。但在当时，这是徒劳而无奈的。

　　党性是有基本原则的。更多时候，它靠科学的理念号召民众、赢得民心。但是，任何时候、任何环境，它又不可能取代复杂的人性，两者之间时常产生价值的游移。1957年，对于郭小川来说，党性与人性基本是统一的，或者前者战胜了后者：“对工作问题的分歧越来越显著了，也许以后要出现一场风雨，但我就是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昧着良心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即使受到处分也在所不惜的。”(2.27)然而，其心灵深处的矛盾、纠结始终存在着，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很多批判活动中，他常常自我反思按照党的要求所开展的批判活动。(1)“批评了康濯和萧三……使我不安的是，这样是否会使萧三感到压力，但实在到了摊牌的时候了。”(6.17)(2)“二时，到丁玲家开小组会，这又是一场斗争，每一次都在一起发了一阵牢骚，而我总觉得一个人对付一场，他们的意见中也有合理之处，他们都是有才能的，但是对过去的不满，却使他们很容易流于片面。”(3.6)(3)“开康濯的思想批判会，我最后一个发言，因为讲了一些自己的事，心中感到不安，我也是有错误的。自己在工作上有一些毛病，何时才能改掉啊！”(12.28)(4)“十一时半到家，心中有些不快，礼拜天诚然过得很好，但明天又要进入激烈的斗争，这中间，在心的深处是不能没有矛盾的。一个人天天在批评的压力下生活，无论如何是不好受的，所以，一想到这些就不好受，人真是多么复杂啊！吃了安眠药，大约二时才睡。”(6.9)由上可知，面对被批斗者，他也常对之抱有同情之心，展现了其心灵的柔软处，同时，他也身心疲惫，陷入痛苦之中，乃至不可自拔。从2月25日日记中的“这个问题(注：丁陈问题)如此容易的引起紧张”到3月1日中的“最近实在太紧张了”，再到12月9日“弄得我非常不安！”我们大可用“纠结”或“焦虑”一词涵概其这一年的心境。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境呢？

　　做一名大作家的梦想使然。此梦由来已久，“我的写作差不多是与[从]‘一二·九’运动开始的。因为家庭贫困，稿费成为必需的收入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九月参加八路军后，从事政治工作，就很少写作了。”(1958年写的《小传》)“后来，萧三到了359旅，他在王震面前多次赞扬我有‘文学才能’，王震受了影响，才决定我去延安学习。”(《我在359旅工作和在延安学习时的一些情况》)调到作协，自然希望成就此梦，“来了以后，一方面，我当然也有一些觉悟，很想把斗争任务担负起来，跟党组织和白羽同志在一起，把作协整顿一下；另一方面，却也想利用这创作团体的环境，把个人的写作恢复起来。”(《我的思想检查——在作协十二级以上党员扩大会上》)他也很自负，“我不是作家，是因为工作条件所决定，只要有机会写作，我的才能也不见得比你差。”(出处同上)“我相信，我的才能是很高的，只要我去钻，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在创作上干出一番事业来，成为大作家。”(《在中国作家协会检查、受批判、再检查，1969年夏》)由此可见，他很想从一切实务中解放出来，专事创作，但这与周扬、刘白羽的期许或愿望就大相径庭了。后者要求的是文学领域内的政治斗争，而非个人的文学创作。一旦创作时间得不到保证，创作灵感长期受到外界的压抑，心灵纠结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他把这种焦虑投射到诗歌创作中，在其所营构的故事和意境中，将之转换、消解，从而与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主轨道稍稍发生了一点偏移。

　　中国作协复杂的斗争形势使然。“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来自高层的文化方针、政策变化幅度大，郭小川时常领会不了蕴含其中的政治意图。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出于建立新规范、新体制的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开展了一系列运动。在文化领域，几乎所有重大文艺运动都发生在作协系统。可以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中国作协是开展各种运动的主阵地。1957年前后，从“双百方针”、“鸣放运动”到“反右运动扩大化”，可以说，来自党和国家高层的指示、方针、政策的变动幅度极大。这都给文化系统的主政者、执行者造成了巨大的麻烦。他们常常因为不能充分领会中央真实意图而陷入被动。郭小川主持开展过的批判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活动，就很能说明问题。(2)政治任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周扬)说，右派大体包括这四种人：老党员、年轻的人、民主党派的人和社会渣滓。”(9.19)“及时转入思想批判，再有右派还可以反。排队时还可以再调整，经常不断排。……提意见的，不都是右派，可能是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有人不提意见，就是支持。上报也要注意，把首要分子搞厉害一些，把一般的，也要一般的斗。”(《周扬对反右斗争的指示》)周扬的这种断定或指示，在郭小川这里，就是政治任务，就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这对于年轻的郭小川来说，如何消受得了。(3)所谓“右派”，其队伍组成、思想动态非常复杂，也不是他所能轻易解决的。“我已经是多方面成熟的C.P。作家了，以后党可以少管。”“不要党的领导，平等去竞赛。”“有人入党时，说党是冷酷无情，森严。”“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刘绍棠问题》)这是郭小川座谈笔记中的部分内容，代表了一部分右派作家的思想。其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4)他是年轻人，又是非实力派作家，作协系统的一些老作家肯定不会屈从一个年轻人的领导。而整改的对象大多为老作家。这自然让他处处受气。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从诸多老作家的文章、日记、回忆录、采访文字中大体可得出以下认识：一是，左派作家也并非个个凛然正气，相互提携关爱。从1930年代“左联”开始，窝里斗向来没有停止过。宗派主义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1957年变本加厉，新怨旧仇一起算，斗胡风，批丁(玲)陈(企霞)，整罗(烽)白(朗)，谁敢否定没有加入宗派情绪？假借党和国家的名义，行一己之私，这是客观事实。只要稍稍浏览一下那个时代的会议发言、揭批材料，人性的异化程度真是让人触目惊心。什么友情、亲情，什么原则、正义，完全被篡改或颠覆。陈年烂谷子之事，着边的或不着边的，都被摆上证据的舞台。最可怕的是，凡事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捕风捉影，搞得人人自危。二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给一部分作家的身心造成了致命的伤害，这是我们后人必须正视与深刻反省的历史教训。但是，他们也并非全是被冤枉的，没有一点错误的。有些人后来的血泪控诉反而证明了自己的虚妄与投机。他们也是假借国家“拨乱反正”之名，无限夸大自己那点私事和伤害(新时期以来的“伤痕文学”也是如此)，而没半点反省自身缺陷的诚意。当时过境迁，真相浮出水面，反而证明了一部分人陈述的虚假和人性的虚伪。相对而言，《中国1957》(尤凤伟)、《乌泥湖年谱》(方方)两部长篇小说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这段历史，对各类知识分子精神状态，尤其混迹于其中的“害群之马”的描述，显得真实可信，值得读者阅读和参考。总之，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还是实事求是看待为好，任何极端的看法或判断，都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

　　周扬及刘白羽的处事原则、风格给郭小川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1)“七时到荃麟处，白羽也去了，我们的谈话经常是各谈各的，老弄不到一块。”(6.10)(2)“七时，白羽气势汹汹而来，为了我昨天的信又忽激愤起来，说：我把黄秋耘的文章估计低了；把《文艺报》的斗争估计低了；提出学习，是孤立的学习。竟不顾刘真的在场，指责我起来……(6.30)(3)“谈到十时，与白羽一同到黙涵处，在汽车上，他又莫名其妙地说中宣部对我有什么意见，我到底怎样了？难道不是多方约束自己吗？多少知识分子的妒忌！到黙涵处又谈起此一类事，弄得我很不愉快，谈到十二时，回来，睡不好，很激动。提笔给荃麟、白羽写了一封信，说明我这一两年来的情况。”(11.21)(4)“开批判韦君宜和黄秋耘的会……十时前，忽接周扬同志电话，他对明天接见日本作家时间大有意见。批评了一通，我这些事情还不清楚。在黙涵处谈了很久，不自觉地流露点情绪——我实在不喜欢在作协工作了。”(11.1)(5)“十时，开碰头会，为讨论干部下放问题，白羽又激动起来，道理是不多的，我哽了他几句，后来他也就不再生气了。空气弄得很紧张，问题不好谈，最后我分了工，商量了一下步骤。”(12.20)从上述文字大可得出：郭小川对刘白羽、周扬的工作作风、工作方式、工作态度深感不满，但又不得不接受，而且还得严格按照其意办好每一件事情；他屡屡遭到他们的批评，感到特别委屈，但又无处释放，无人诉说，这或许也是其想尽快调离中国作协的原因之一。

　　1957年的郭小川，其内心的纠结、隐忧，不但在其日记中彰显无疑，也在其诗歌写作中形成了有别于主流政治话语的个体言说风格。

　　这种个体言说部分地溢出了革命话语言说的规范，然而，正是这些诗歌彰显了诗人的真诚本色。比如，同志之爱的丧失让他陷入了沉思： “一切胜利、欢呼、笑和拥抱/同志的爱、理解和友谊/我再也不能亲眼看到了/但这一切都是我的”。(《郭小川文集》)再比如，《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白雪的赞歌》等三首叙事长诗从个体的心灵感知世界出发，对理想、信仰、宇宙等形而上主题做出了远远超越同代人的思考，他也因此而获得了读者的认可，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我们不妨对诗人的创作心理作简单分析：1957年春夏，反右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开展，批判会议一个接一个，这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郭小川身心疲惫，内心极度苦恼。敏感的诗人开始体悟到了个体的渺小，开始思考人性与党性、理想与信仰、个体生死与宇宙存在的关系。“谈了人的生死和宇宙的问题。……一想到宇宙，就感到人太渺小了，但人是不会自己毁灭的，生活的力量对人能够吸引住，都会津津有味地活下去，创造着一切。”(2.24)诗人身处1957年作协机关那种风雨之地，深深地感到了周遭袭来的压力，他要把自己从1957年的境遇中突围出来。“由于一些情绪问题，时常扰乱我的诗思，我非解脱不可，这一个月的写作无成绩，此事占了很大的比重。”(8.31)他要在诗歌写作中求得解脱，因为只有诗歌才能够赠予他一定的自由。郭小川的爱情发于延安，是在“革命+爱情”的模式中建立家庭的。但是，他的爱人杜惠在延安整风中，曾经受到审问，而在1957年12月又差点被东郊区委划为右派。这种思想或经历也直接在这三首诗歌中得到详尽表现。《深深的山谷》中的男主人公产生了逃避革命工作的思想，《一个和八个》提到的“肃反”、“审干”及“斗错人现象”，《白雪的赞歌》对战争与个人幸福关系的思考，简直就是对当时心境及斗争经历的正面表达。

　　这类诗歌也给其带来许多麻烦，因此而不断被批判，并不断做检讨。有关这三首叙事诗在不同时期的检讨，笔者发现，其内容大体一致，无非就是深入检讨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作品“歪曲了我党、我军形象”，“是毒草”，受了修正主义的毒害，没有很好的贯彻毛主席思想等等。而且，一定要把作品存在的问题说得很严重，对自我进行深入解剖，以确证、阐释主流话语无可争辩的合法性、权威性。可以说，他这种自我检讨方式代表了那一代文人知识分子对待自我、时代的一种统一模式。

　　当然，在今天看来，他的这些检讨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文学问题，不过是一个文人知识分子在极权年代里的自保行为而已，但是，我们又不能怀疑他们执著于信仰的真诚性。他先后被下放至湖北咸宁、天津静海两地的“五七干校”，在此期间，其诗歌创作依然呈现出了复杂的精神面影。“在下放干校时期，他的诗歌创作折射出特定阶段的历史状貌，从紧跟主旋律的颂歌到充满个性的呐喊，他的思想经受了由盲从到清醒的痛苦蜕变，呈现了一位左翼知识分子复杂的心灵成长史。更为确切地说，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身处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从迷茫、分裂、挣扎到反抗的艰难的自我启蒙历程。”(常金秋：《论郭小川干校时期的诗歌创作及心态投影》)但在我看来，他的这种“自我启蒙历程”，早在1957年就已经潜滋暗长了，不过是到了1975年达到了顶峰。像《团泊洼的秋天》这类诗歌——“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实际上已经较早开启了反思、批判“文革”的序幕了。只可惜，在春天行将到来之际，他在一场意外大火中，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