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寻诗人郭小川的心路历程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10月28日11:21 张立群

  在当代诗歌史上,郭小川始终作为一个典型与“政治抒情诗”创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以往的历史评价中,郭小川总是以“战士诗人”的面貌出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考察视界。然而,随着历史材料越来越多地被发掘、整理出来,“战士诗人”的身份也逐渐复杂起来。面对着厚厚的一本“检讨书”(郭晓蕙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郭小川诗歌中的情感及其变化或许应当获得某种“人格”甚或“灵魂”的理解,至于涵盖其中的情感演绎和丰富的痛苦,正是我们重新审视这位诗人的重要起点。

  一、进入当代的诗人

  从成长的道路上看,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郭小川基本可以算作解放区成长起来的“年轻诗人”。这一成长经历使其在解放区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创作过程中对生活本身有更直接、更具体的感受。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篇名为《我们的骄傲——给诗人》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郭小川对前苏联著名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称赞,即“诗人的整个身心,浸透了为自己的伟大祖国而骄傲的感情,这种骄傲感正是这位苏联‘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斯大林语)的‘才华’的源泉。”正是他“判定”当代中国诗人的一个“标准”。怀着“告别延安”与“进入当代”的憧憬,郭小川以“真正诗人”的身份积极投入到当代中国诗歌的大潮中,而“我们的诗人的义不容辞的战斗任务,就是用热烈的爱国精神,以及为了祖国的优越而有的骄傲感,歌颂自己的伟大祖国,歌颂祖国人民的伟大生活,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心”,“很明显地,如果我们的诗人真正担负起这项光荣的任务,他将发挥其独特的、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巨大力量”式的宣告,正是这一积极姿态的生动表现。

  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郭小川的创作,比如《明天,一定比今天好(歌词:新中国组歌之五)》《代行检讨的故事》《嚇,巍峨的城堡》以及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自我扩张”颂》《某机关有这样一位青年》等作品可知,对“颂歌”和“战歌”浪潮的积极介入,正是郭小川成为著名诗人的一个基本“前提”。当然,与此相关地,是郭小川自1950年8月30日开始在《长江日报》开辟“思想杂谈”专栏,此后两年时间内他一直与陈笑雨、张铁夫合作并以“马铁丁”为笔名写作大量杂文,产生广泛的影响。在一个名字反复出现于读者视野的过程中,诗人身份的郭小川正呼之欲出。

  二、“政治抒情”的内与外

  有关“政治抒情诗”的具体内容及特征,历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此处,我们只想明确的是:在50年代中期提及“政治抒情诗”,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郭小川、贺敬之的创作。1955年4月至8月间,郭小川完成了其成名作《投入火热的斗争》,发表后在读者群中产生很大反响。1956年,郭小川相继创作发表了《向困难进军》《人民万岁》《闪烁吧,青春的火光》《致大海》等10首诗,再次引起反响,其第二本诗集《投入火热的斗争》也于当年出版,其参差排列的“楼梯体”诗行,在特定的年代成为一种标志,在读者群中风靡一时。

  “楼梯体”诗行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郭小川有意借鉴马雅科夫斯基的创作,这一点无论就前文的《我们的骄傲——给诗人》,还是后来研究者的“共识”,都可以得到证明。然而,在另一方面,这种可以反复吟咏,铺陈排比,音韵铿锵,极富感染力和鼓动性的作品,却呈现了诗人郭小川适应时代浪潮、有意探索诗歌实践的创作理念。如果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历次文艺运动,那么,《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人民万岁》等作品,即使从题目的角度上看也是不言而喻的。正如诗人在《〈投入火热的斗争〉后记》中写道:“‘投入火热的斗争’,是我们这时代的人的庄严职责,而诗,只是服务于斗争的一支武器。——这并不是什么惊人的发现,而是从先人们的许多珍贵经验中得到的一点启示。在我每次提起笔来到时候,我是没有忘记这一点的。我们的面前既然站着各种各色的敌人(社会的、自然界的),我们就不能不把它们除掉。而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他们的烈火般的对新生活的热情,又给了作者以无穷的信心。我时常想:我怎样才能把这种时代精神和时代情感表现出来;我在探索着和它相应的形式,我在寻找着合适的语言。”紧跟时代主潮对于郭小川成为“时代诗人”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在《〈致青年公民〉几点说明》中,郭小川的“占这个集子的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的,是以反右派斗争为主题的诗。在把这个编好的集子送交出版社时,全国的知识界正处于反右派斗争的高潮,工矿企业和农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也已开始了。这是一场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我这个小小的诗集,如果能为投身于这场革命的战士贡献一点微力,那就是我最大的心满意足了。”也恰恰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证明了这一创作趋向。

  然而,如果我们可以结合逐渐发掘出来的资料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便不难看到:诗名日隆以及工作成绩的出色,虽使郭小川出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参与筹备创办《诗刊》以及逐渐以文艺界领导者的身份参与当时的文艺运动,但在另一方面,郭小川也开始着手创作了日后成为其“检讨例证”的长篇叙事诗《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上述作品与诗集《致青年公民》的出版时间1957年12月之间,具有某种风格上的“疏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诗人的心灵变化。就现有材料可知:郭小川调入作协,“并非是1955年初郭对胡风集团以数篇文章进行了排炮般地批判,而是同年9月6日,他在作家协会反对丁玲、陈企霞斗争会上对丁、陈具有杀伤力的发言。”(《冰心可鉴,玉壶何存?——郭小川的检讨书》,郭晓蕙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然而,现实的残酷斗争并未彻底吞没郭小川潜藏的良知。尽管,在1957年7月初,郭小川以自己的诗歌,向右派发起令人战栗的《射出我的第一枪》,而在“1957年8月对冯雪峰的批判中,他受命唱起了主角,他不但广泛搜罗材料,还利用胡风被迫交代的假供词,批判、攻击冯雪峰欺骗鲁迅。”(《冰心可鉴,玉壶何存?——郭小川的检讨书》)但是,从日后郭小川所作的“思想检查”中,我们可以看到:郭小川本人自认的“我的右倾错误”主要是在“丁玲、陈企霞的处理上”。这一点,结合长诗《深深的山谷》是“抨击了一个类似丁玲的叛徒”,但在另一方面还“表现了对叛徒的某种程度的惋惜情绪”(郭小川:《关于右倾错误和个人主义——我的思想检查》,郭晓蕙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则说明了郭小川当时内心的摇摆与波动。这样,在诗歌“政治抒情”的内外之间,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一种心灵的“断层”业已生成。

  三、诗的检讨

  1958年5月,郭小川见到王任重,要求调湖北工作,遭上级拒绝。1959年4月,郭小川身体一度有病,情绪烦躁。郭小川曾于4月、6月期间几次写信给相关领导。其中,在6月9日的信件中,郭小川曾写道:“我到作协工作已将四年,最近越来越感觉难以工作下去。说句丧气话,再这样下去,有沦为‘政治上的庸人’的危险……”(《郭小川全集》)郭小川这封信后来被作协打印出来,并立即引起了高度关注。6月20日上午在邵荃麟家中,曾开展了主题为批评郭小川不安心工作与《一个和八个》的谈心会。郭小川上述经历在其后来“思想检查”中被自我总结为“个人主义”的错误,并与其诗歌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到了我写出并发表了《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以后,我在创作上的信心大为增长,我觉得我找到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我认为,只要按照这条道路再探索下去,我可能有很大的成就,换句话说,有成为大作家的希望了。我实际上是把创作放在第一位,把工作放在第二位或从属地位的……《望星空》,根本上还是个人主义问题,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总是会感到空虚的。”

  郭小川的“自我检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在这一阶段可能获得的组织评价。当然,从诗人心态的角度来看,我们或许更应当关注其“检讨时期”的创作内容。以可以集中反映这一阶段心路历程的《望星空》为例,这首1959年4月初稿、1959年8月2日二次修改、1959年10月改成的作品(《郭小川全集》),曾有如下的诗行——“呵,/望星空,/我不免感到惆怅。/说什么:/身宽气盛,/年富力强!/怎比得:/你那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说什么:/情豪志大,/心高胆壮!/怎比得:/你那阔大胸襟,/无限容量!/我爱人间,/我在人间生长,/但比起你来,/人间还远不辉煌。”显然,这种心境是诗人突破对现实的满足感之后,产生的一种新的情感体验。除了可以作为一次历史的反思之外,自然而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心态,也构成了《望星空》一唱三叹的情感基调。然而,这种个性的真实呈现却必然会获得“虚无主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指责。

  值得补充的是,按照《作协批判会议发言记录》可知:郭小川写于这一阶段的诗作《一个和八个》《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致大海》《望星空》《将军三部曲》等都曾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在整体评估郭小川1956年至1959年几年诗歌创作之后,当时发言记录曾有五点“零散性”评价。通过这些评价,我们大致可以明确郭小川为何因自己的诗歌创作而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检讨”,而其心境也大致可以通过以上“批判的文字”和“检讨的文字”获得相应的感知。

  四、从再创作到自我超越

  按照后来一些知情人的说法,1953年3月调任北京之后的郭小川及其成绩斐然的诗歌创作,大致呈现了如下的历史化过程——

  一方面,他是遵命地从事行政工作和文学创作的,强调党性、阶级性和共性;一方面,他是将他的主观能动性尽量发挥出来的,这就是独创性、特殊性和个性。前者为领导所赏识和表彰,后者则为时代所不容,自然受到清算了。

  不错,他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让生活更美好吧》,曾以火热的激情、进攻的性格、美好的憧憬,燃烧过亿万人的心,鼓舞过亿万人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创造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然而对于这些跳跃式的政治抒情诗,诗人本身仍持保留态度,他真正感到满意的是他那几首蕴藉深沉一唱三叹的叙事诗,诸如《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将军三部曲》等。至于抒情诗,他比较喜欢《望星空》《致大海》和《山中》这几首。但他哪里会想得到,他所满意和喜欢的,恰恰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敏感时期极左思潮所要口诛笔伐的。(王一桃:《复杂的环境和矛盾的人物》,郭晓蕙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

  但无论历史怎样曲折坎坷,郭小川都无愧于那个时代有责任、进取心和艺术良知的“战士诗人”。正如他在1959年出版的《月下集》“序言”中指出的——“那时候,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号召已经响彻云霄,我情不自禁地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姿态,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我的出发点是简单明了的。我愿意让这支笔蘸满了战斗的热情,帮助我们的读者,首先是青年读者生长革命的意志,勇敢地‘投入火热的斗争’”;“我相信,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伟大的时代里,一个诗作者只要是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只要与我们的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只要与这个时代的步调协调,只要有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就会有诗。”而在此前“新民歌运动”的一次《诗刊》编辑部的发言中,他更提到了当时应有的发稿标准:“《诗刊》选诗的标准,当然应该遵循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并做到两者的统一。有些东西,只要内容适合于现实形势(如反映中东人民的斗争)的,在政治上表现着新鲜的思想感情的(不是概念化的),标准可以适当降低一些。另外,在政治上没有错误,而在艺术上有可取之处,我认为也可以发一点。”(《诗刊》,1958年8期。)显然,郭小川是“矛盾”而“清醒”的,但特定年代的话语方式却使其只能以检讨的方式面对自己的写作。

  如果说一次又一次批判造成郭小川必然对自己的创作改弦易张,那么,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名作《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林区三唱》《祝酒歌》等,都显得诗质“透明”了许多。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2月,郭小川曾以虔诚而集中的写作方式传唱出一曲曲颂歌。然而,“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宽恕这位诗人。郭小川1966年再次遭到批判,1968年被关押,从此反复写检查交代和思想汇报成为他的生活常事。郭小川1974年12月被押送至天津团泊洼文化部静海干校,后辗转返京,却已是疾病缠身。在这样的背景下,看1975年的《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等作品,那些被外化为“两行诗”的句子充满着自我灵魂的剖白——“……至于战士的深情,你小小的团泊洼怎能包容得下!/不能用声音,只能用没有声音的‘声音’加以表达”;“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也不会沙哑;/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也不会昏瞎。”(《团泊洼的秋天》)诗人依然在“政治抒情”,但经过历史的浮沉之后,这种抒情已成为一种生命的超越。在这一刻,我们可以想象诗人那激情万端的情绪,而一个时代的诗人典型及其承担的意义,正由此获得了“历史的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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