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致郭小川的一封信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10月28日11:19 许建辉

  贺敬之与郭小川,新中国十七年诗坛上的一对双子星座。他们一起从延安出发,带着《讲话》精神滋养的才情,带着一个战士诗人对祖国对人民对共产党领导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与忠贞,豪情满怀地从解放区走进新中国。一样的理想追求,一样的美好向往;一样的革命情思,一样的战士襟怀;一样的意气风发,一样的热情奔放……他写《回延安》,他写《致青年公民》;他写《西去列车的窗口》,他写《昆仑行》;他写《桂林山水歌》,他写《青纱帐——甘蔗林》……视角不同却一样宏阔高远,风格有异却一样能沸腾血脉。他们吟唱的是创世纪时代的华夏最强音,他们抒写的是必将在中华文学艺术史上占有光辉一页的民族正气篇。

  两匹骏马奋蹄振鬛并肩驰骋,是神州大地上一片永远靓丽的风景,却不是小文想要谈论的话题。这里要说的,是贺敬之写给郭小川的一封信。请看:

  小  川:

  两信均已收到。冯恺生病的情况我比你知道的晚。她怕我担心,老不告诉我。今天收到信,才告诉了我真实情况。看来,病是不可轻视的。但她坚持不回来治病,也不愿在本地去住医院。目前就是暂时停止了劳动,工作照常。她的精神是好的,老实说,使我有些感动。我回信给她,没有说别的,只是鼓励她以共产党员的态度对待一切困难。我只建议是否可以春节时回京来检查一下病(目前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实现这一点。我上次信上说要给乔羽写信,现在来不及写了,你是否就此事和乔商量一下,给我出个主意?)。你来信说已经给她买了药,真谢谢你。我还想到一点:肝炎需要营养,特别是糖。目前她们在乡下每天只有两顿糊糊。你可否给她买些巧克力,以补病之急需?如雷平未走,可仍托她带去。如雷已走,可寄去。但要注意:一、事先不使她知道。二、包装要严,最好和药品在一起,注明是药品,以免弄出不好的营养(影响)。——你看可以吗?如可以就再麻烦你一下!

  你信上说二月中下来,不要这样。身体无论如何还要一段休养时间。杜惠查病结果,望告。不知怎么的,一下子你们三个健康的人都病了,我倒还算是“壮丁”了。可见,事物的发展,常常会走到他的反面的,不要紧,都会好起来的,一定!

  这几天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工作又往前走了一步。春节前可能更忙一些了。春节时大约要回京几天,据说还要留京整训几天。

  不多写。祝你们

  健康!

  敬  之

  元月二日

  上面这些文字,用最普通的钢笔墨水书写在最普通的红格稿纸上,最家常的话语述说着最家常的内容,甚至连文人简牍中最常见的一句格式性套话都没有,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正所谓随意中见熟稔,急切中现真情——贺敬之与郭小川的朋友情深,由此可知矣。

  如果推断无误的话,这封信应该写于1974年。那是“文革”的第7个年头,各项工作都因为头年春天邓小平的出山而面貌一新。贺敬之信中所言“工作又往前走了一步”,估计与此大有关系。但全面整顿的工作毕竟刚刚开始,许多差错尚未及纠正,所以贺敬之还只能继续“下放劳动”着,也只能继续与妻子冯恺(即诗人柯岩)像牛郎织女般相望难相聚。这封信写于“元月二日”,再过20天就是1974年的春节。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贺敬之当时的思念之情可以想见!“春节时大约要回京几天,据说还要留京整训几天。”对于一对长期劳燕分飞天各一方的夫妻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千金难买的团聚机会!贺敬之不想错失良机,他希望正在乡下体验生活的柯岩能在“春节时回京来检查一下病”,这是他能想到的夫妻聚首的惟一办法,却“还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实现这一点”。曾经想过给乔羽写信求助,但“现在来不及写了”;请郭小川帮忙“出个主意”,明知道也不过是说说而已。焦虑啊,焦虑!不独因为对领导能否准假的担心,更因为害怕柯岩根本就不会去请假。几十年一路走来,贺敬之太了解自己的妻子了。她意志坚定、刚强乐观、真诚正直、胸怀坦荡,对祖国对人民的一腔深情,让她把一个巨大的“责任”揽进怀里挑在肩上,“工作第一”从此成了她永远不变的选择。她高度的党性原则给了她高度的自觉自律能力,时代倡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小车不倒只管推”,她就得了病却“坚持不回来治病,也不愿在本地去住医院”,只是“暂时停止了”重体力劳动而其他“工作照常”;组织要求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她就坚守着“每天只有两顿糊糊”的日子而绝对不搞特殊化。柯岩的这些行为,让贺敬之很是“有些感动”,因为他和她不仅是生活伴侣,更是革命同志,他们既有着相同的思想境界,也有着相同的品格标高。所以他“回信给她,没有说别的,只是鼓励她以共产党员的态度对待一切困难”,再就是想到“肝炎需要营养,特别是糖”,因而商请郭小川“给她买些巧克力,以补病之急需”。为避免“弄出不好的营养(影响)”,还特别嘱咐邮寄时务必注意:“一、事先不使她知道。二、包装要严,最好和药品在一起。”

  冯恺(柯岩)“生病的情况”,郭小川能早于贺敬之知道,是因为头年里他曾受邀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过一段时间,任务是帮助修改《友谊的春天》剧本。柯岩自参加工作起即在该剧院供职,贺敬之信中提到的“雷平”就是她的同事。《友谊的春天》是赵云声与邢益勋主创的一部以“乒乓外交”为题材的作品,旨在歌颂周恩来总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外交政策,故尚未出生就已为“四人帮”所不容,相关工作在数月前已被迫停止。郭小川长期患有肝炎、动脉硬化等疾患,心脏也不好,本该借此无事可做之机好好诊治一番,但他不忍岁月蹉跎,稍做休整便急于离京投入新的工作。贺敬之对其决定不以为然,劝他“身体无论如何还要一段休养时间”,淳厚中肯的话语里透着一份真诚的关爱。

  这封信,读后的第一感觉,竟是朦朦胧胧的“恍如隔世”。人的健忘真是一种可怕的疾患,短短40年弹指一挥,曾经的一切便都归于忘却。真得感谢贺敬之这份手札,它用直白朴素的述说,于毫不经意之中为历史摄下了一帧影像,不仅人物灵动鲜活,写在人物背景中的标语口号也清晰可见,诸如“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等等。这些气势高昂节奏铿锵的话语是那个时代的“形象代言”,虽因时过境迁而屡遭嘲讽,但它教化的毕竟是一种引体向上运动,比之那些诲淫诲盗怂恿人不择手段去搏取一己私利的“励志箴言”,应该说还是大有高尚纯粹之处,因而不可同日而语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当年的贺敬之与柯岩才会抛却个人利益,用自觉自愿的行动为之做出了形象的诠释与图解。

  晚年的柯岩也曾闲坐话当年,谈起曾经的一切,轻松的话语中洋溢着无怨无悔的自豪与欣慰:“我们那个年代搞创作是很艰苦的,每年要打着背包下去八至十个月,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论恋爱、结婚、生孩子……雷打不动。”“我的孩子出生才两个月,我就打背包下去了,一去一年,同吃同住,浮肿、肝炎就是那时候得的。”“我以前身体可好了,下部队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跟铁道兵比着扛枕木,他们照顾我们,只让扛一根;可真干起来,他们扛两根,我们也就拼命去扛两根;他们逗我们,有的就扛三根,三根我们是死也扛不动的,就气鼓鼓地,连长、指导员就批评他们……下温泉工读学校时,在黑山岵过去温泉那儿,我从来都是骑车去,穿过几个城区来回,跟小伙子一样干,但是觉得天经地义,你去了能不跟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吗?当然你说有没有点幼稚?也有点幼稚。但那时的我们确实是心比天高,壮志凌云,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至今想起来还是很美好、很真挚、很充实的。”问其为何能这样,得到的回答是:“我见过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同志,见过被鲜血染红的山头,见过山头被削平几尺的焦土;我见过土改农村的干部、边防哨所的战士干部、工读学校的老师。我生孩子大出血,医生一救救好多个钟头,血库里的血浆不活泼了,医生、护士现抽自己的血救我……生活里这些平平常常的、但又是英雄的事迹使我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生活光明是主要的。”“生活就是有美好的东西,有值得你活下去的东西,有值得你去为之奋斗的东西。我觉得社会主义事业就是这样,它值得我活下去,为它奋斗,值得我为它受苦受难,值得我为它又哭又笑……”

  柯岩的这些自述,可以说是对贺敬之手札的最权威注解。还有一些可作注解看的文字,则是郭小川收藏的另外一些信件。它们同样产生于1970年代,那个年代里郭小川的生活最是起伏不定动荡不安。人如浮萍倏忽西东,这些信件却能于“南征北战”之后完好无损,可见他对它们是何等珍视。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而在动荡不安的非常岁月里,朋友信中那种“志同道合”的理解、信任、支持和鼓舞,对于郭小川来说应该更是一种格外的心灵慰藉。请看:

  1970年6月,郭小川获得“解放”。旋即被五七干校军宣队调到大队搞“专案”工作。女作家丁宁得知,特意写信鼓励:“小川同志:在京时听说你留干校搞专案,只不知是短期还是长期?我原希望你早回《人民日报》,早投入工作,看来一时走不成了。专案工作很重要,老同志做这工作,有经验,有常识,一定会做得很好。”

  1972年9月,郭小川被国家体委从湖北咸宁借调回京,几个月后写出了报告文学《笨鸟先飞——记少年庄则栋的训练生活》,拟发表于复刊的《新体育》1973年4月号。消息传开,作曲家田歌的贺信从数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飞来:“小川,亲密的同志:听说你的文章即将问世,在此向你祝贺。四月号《新体育》望能寄给我一册。一篇文章,你反复六稿,时历三个半月,足见你对文章锤炼如此精心,真是一丝不苟。这种严肃的创作作风,尤值得我很好学习。”

  1973年7月17日,郭小川的新作《万里长江横渡》完成,这是为纪念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以73岁高龄在武汉第17次横渡长江而写的一首长诗。作品尚未面世,诗人严阵先已“鼓掌”:“您善于抓住并表现重大题材,《万里长江横渡》,光看命题已使人感到不同凡响,我希望能早些读到它。您1970年的横渡,迎风击浪,胜利地登上彼岸,在一生的政治历史上和创作上,都是带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的。我一贯坚信:不论在政治上或是在创作上,您经过大风大浪的锻炼考验之后,都已面临着一个更新的更光辉的起点。我简直心热得也想写这样一首诗。”

  1973年8月24日,郭小川突然接到体育报社要求他“停止写作关于庄则栋文章续篇”的通知,形势突如其来急转直下,各种谣传随之纷纷扬扬。远在内蒙古的大学教授杨匡汉生怕郭小川顶不住吃不消,鸿燕传书殷殷劝慰:“社会是个复杂存在,有点小风即刮大浪,也不奇怪。作为老同志,望您正确对待,经住考验,稳定情绪。像马克思一句名言所说,任它去吧,照样走自己的路!只要无愧于党,只要为人民做好事、写好诗,群众眼睛是亮的。”

  1975年10月,从1974年8月开始的隔离审查宣告结束,郭小川再次获得“解放”。作家浩然从朋友处听说时虽已是“旧闻”,却依然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早晨6点就爬起来,“坐在这晨光初照的桌头”给他写信:“要说的话非常多,到如今又似乎无须多说了。大概是前半个月吧,一位关心你的同志,知我们关心你,把你恢复了组织生活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从那时起,我觉得党已经给了你新的生命,我们就并起肩头,一同沿着革命的大道前进吧!群众、朋友和领导,都不会忘记你,这点,我从许多文学爱好者对你津津有味地议论,想方设法地打听你的‘下落’,甚至某些谣传等等现象上,都深深地体会到了……希望你千万不要急躁,趁机会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包括各方面的;做好准备,以便参加新的战斗,为党再立新功。”

  ……

  无需赘述,仅此几例,已足以展示出属于那个时代的话语特点与精神风貌。若以之为背板底色,与其匹配最和谐不过的前置词,就应该是郭小川当年写下的那段颇有影响的文字:“我们的诗人的义不容辞的战斗任务,就是用热烈的爱国精神,以及为了祖国的优越而有的骄傲感,歌颂自己的伟大祖国,歌颂祖国人民的伟大生活,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心。”“投入火热的斗争,是我们这时代的人的庄严职责。”“如果我们的诗人真正担负起这项光荣的任务,他将发挥其独特的、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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