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抒情于叙事 以轻松写沉重——读老九的《卖书记》

　　老九真名杨佑田，煤矿工人出身，性格粗豪，自幼酷爱文学，喜欢创新，文章大多剑走偏锋，并对现代派文学作品，特别是对卡夫卡的研究，足可称得上“专家”。且在上大学之前，他早有文名——了解了这些，那么他的这篇《卖书记》为什么写得这么好，就不足为奇了。缘于种种原因，老九毕业后虽淡出文坛，但一颗文心非但没有淡然，反而越来越赤诚热烈。老九刻苦、认真、执著，且腹有诗书，自省、自信甚至自傲，这种性格脾气我喜欢，跟我有相仿的地方。在外人看来，这也许是一种纯粹的坐井观天式的盲目的自高自大，但却是作家们应具的一种心理品性。读《卖书记》，我有三点体会。

　　其一是写法别致。这篇散文表面上好像是一篇叙事散文，实则是一篇纯粹的抒情散文。作者明写一个卖书的整个过程，暗写的却是作者文心被“出卖”或自己把精神向度“卖”给世俗的一种痛苦的心理历程。即作者寓抒情于叙事，以轻松写沉重，将这种情感以讲故事的方式出之，将这种沉重以口吻轻松的方式出之。因此文中没有抒情语式，没有惊叹语，没有祈使句，有的只是客观冷静详尽的叙述，有的只是文字的刺痛感。难道我们仅是“卖书”这么困难吗？“贫贱夫妻百事哀”。这种独特别致的写作方法，再加上下述两点，使这种形而下的经验陈述具备了形而上的超验立意或“意义”。

　　其二是注重细节的援用。如果说上述的“讲故事”方式首先能抓住读者的阅读兴致的话，那么，细节的运用更增强了这篇散文的艺术震撼力。比如：开始决定卖书时，“我马上开始认真挑拣，该卖的码一堆，不该卖的码另一堆。然而，在我看来都不该卖。于是，反反复复，从该卖的那堆再拿到不该卖的这堆，后来，不该卖的这堆反而越来越大，该卖的那堆却越来越小……”这个细节极其细腻地表达了作者卖书时“不得不如此”的那种无奈、矛盾和痛苦的心绪。再比如：当作者看到收破烂的小贩“野蛮装卸”，从楼上踹书，书从楼上滚下来时，心疼地说：“这是书啊，怎么能用脚踹呢？应该这样抱着送下去！”说完，他从3楼到楼下，完美地示范了一次，但收破烂的小贩哪能理解一个读书人此时此刻的心痛呢。再比如：当收书小贩的秤钩子钩进编织袋子时，作者这样写：“许多年以后，我一见圆形锋利闪闪发光的铁钩子，定会敏感和恐惧。这种敏感和恐惧，就来源于那个卖书的下午。”最后作者干脆不让他们再过秤了，是他不忍再看那些书，不，是心被刺痛的惨烈啊。还有夫妻在哭，楼下却传来孩子的歌声和欢快的狗吠。于是，哭都不敢大声了，等等。有无“细节意识”，会不会援引细节，是一个散文家成熟、高明与否的重要标志，老九的细节用得巧妙。

　　其三是老九的语言与叙述有新意。这种新意的出现，无疑得益于老九长年累月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学的研读、会意与追求，并在此基础上企图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和叙述风貌。比如：“隐藏泪水最好的地方是心灵。隐藏泪水最好的武器是时间”；比如：“啪啪啪，铁钩子像钩在了我的肋骨、我的臂膀、我的手臂上，我听见书们在喊疼，在挣扎，在躲闪，我觉得我的身体多处在流血，创口深及骨头，内里浅红的肉已翻卷外露，宛如一朵朵盛开的娇艳玫瑰。”显然用的是通感；再比如：文中几次出现“许多年以后……”这样的句式，显然是对拉美小说的借鉴。老九向来不满当今散文由来已久形成的那种模式化语言，在写作上喜欢追新求奇，重复(重复别人重复自己)是他的敌人；在写作风格上喜欢摧枯拉朽、携风带雨、痛快淋漓，最厌恶四平八稳、暮气沉沉——他的这篇散文自始至终氤氲、张扬、充溢着的就是这种精神，虽然他做得还不够尽善尽美。

　　《卖书记》深刻的意义，在于它浓缩折射了在这个物质对于精神的强行挤压、世俗战胜了理想、电子阅读日益替代纸质书籍的时代，一代知识分子内心的纠结、困惑与痛苦。文章最后写道，8000册书卖完后，妻子上街买了猪头肉和酒，“居然还有酒，是衡水老白干比较便宜的那种，还买了三盒烟，我和妻喝得猛烈而快捷”。喝到最后，“我们就流泪了，就互相用毛巾给对方擦泪(那时买不起纸抽，觉得奢华)。”“许多年后，当我儿子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我们一家三口谈到了2001年深秋那天卖书的往事。儿子与妻子对视几眼，笑曰，爸，你当时在家过道堆成的书山，我妈早让我悄悄地卖开了，今天多少本，明天多少本，啥该卖不该卖的，你哪知道实情啊！”“于是，我们一家三口就嬉笑，就坏笑，就大笑。然而，笑过之后，我觉得我们的笑声空洞无味，黑色幽默。”快结尾了，老九还接连砸下重锤，让我们感知变数、感知沉痛、感知无奈……如此的语言、如此的叙述很提神很新意很多义且俯拾即是，它们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整篇《卖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