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在为她的小说人物命名的时候就已经对小说的地形地貌成竹在胸。事实上,为小说人物取名字从来就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和随意。伊恩·瓦特在考察小说在18世纪兴起的过程时表示,“古代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批评观念与其文学实践相符合,偏爱的都是历史的或类型化的名字。无论哪种情况,处于错综复杂关系中的人物的名字主要取自过去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取自当代生活环境。”“早期小说家对传统进行了极有意义的突破,他们为他们的人物取名的方式,暗示那些人物应该被看作是当代社会环境中特殊的个人。”简言之,18世纪的小说家让小说人物们从冷冰冰的类型化的名字下活了过来,活成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人。现在,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小说实践以后,小说人物们嚷嚷着对创造者说,我们要的不仅仅是像一个普通人,我们还要像我们自己。这要求并不过分,但是,如何平衡“恰如其分”和“意有所指”,这是个难题。在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里,中心人物涂自强的取名就是一个范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强调个人奋斗成为后革命国家的意识形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此深入人心。于是,以“自强”为名的孩子们逐渐取代了“卫东”们。涂自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意识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的一生就是为了生动诠释什么是自强不息。方方大概是又觉得自强过于平凡,这个指向过于明晰的名字就受到了“涂”这一姓氏的调节,两者一组合,就跳脱出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止如此,“涂”本身也有所指,暗示了所有的自强不息都是徒劳无功的。为了突出这一点,方方甚至隐去了小说中出现的其他人物的名字,仅仅让他们带着自己的身份出现,如老板、老师、母亲、父亲、赵同学等等,仅仅为寄予了涂自强美好情愫的女生取了一个诗经式的名字——采药。在这篇小说里,他们都是路人甲路人乙,共同构成了涂自强的生活背景,只有涂自强是绝对的主角,他的命运折射出方方的关切。
现在,涂自强带着宿命一般的名字开始了小说的悲伤旅程。一开始的悲伤,是愉悦的悲伤,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悲伤,是突然意识到命运开始有了分岔口的悲伤。彼时,生活刚刚为涂自强打开了一扇窗,让他领略到世界有多么大多么好。他像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在经过苦读之后,考上了大学,以为生活就此能够发生改变。当然,给予他这种感觉或者说幻觉的,还有周边人对他的态度。在封闭的山村里,人们还延续着“读书改变命运”的生活观念,认为涂自强是给家庭争了光,认为这是有出息的表现。就这样,涂自强即使步行去武汉上学,心里仍然是愉快的,所遇到的人们也大多对他报以善意,愿意对他施以援手。可以说,这是涂自强生命中一段上升的路,让人产生莫名的希望,以为自强是可以成就自我的。待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生活才向他露出狰狞的一面。先是父亲的去世让他继续求学的梦想破灭,他被流放到社会的海洋里接受生活的揉搓。这也没什么不好。普通如我们不都是这么活着的吗?然而,家里的变故再次改变了他,无论他有一颗怎样坚强的心和多么顽强的意志力,生活没有给予他任何机会,他自身的条件也限制了他寻找机会的可能,他只能一再往后退,直到退无可退,无可奈何地面对生活的南墙。到最后,他的身体也在艰苦疲惫的生活里败下阵来,这个自强不息的孩子,“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出这个世界的视线”。
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和方方一样,我们都认为涂自强的命运不该如此。方方借涂自强的命运,想要探讨的是,悲伤从何而来,究竟谁应该对他的悲伤负责。是因为他不够努力吗?显然不是。这个叫自强的人所付出的努力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他一直在默默地给自己鼓劲,“我什么能量都没有,什么背景都没有,甚至连我的外形也帮不上我。我有的只是一颗坚强的心和顽强的意志力。它们可让自己变成最强的那一个。如此,我的一切才都有可能性。”是他身边的人对他不够友善吗?似乎也不是。“他很明白,除了这个逃掉的老板,这世界并没有谁亏待于他,这世间的人也并没有谁恶待过他。相反,那些来自无数人们的温暖,就像是许多的手一直在抚摸他。而他享受这种抚摸之后,面对的仍然是阵阵痛感。”那么,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涂自强将之归之于自己的原罪。方方则明确认为是时代的问题。“任何个人的奋斗,都得仰仗一个有可能让你的个人奋斗得以成功的时代。”一个时代如果不能给寒门子弟提供改变阶层的机会,这样的时代是没有前途的。方方认为涂自强的悲伤命运“没有别的原因,就只是他来自乡村,是一个无关系无根底无背景的农家儿子”。也就是说,历史的车轮并不是一径向前,现在,它重新驶入曾经的覆辙。如果说,以前说的“出身决定命运”指的是出身决定了政治前途,那么,现在,出身成为你头顶上透明的玻璃天花板,你以为可以凭借个人努力而改变,而事实是,你一次次撞上去,直到无力再起跳。这里面的问题更为复杂,事关公平、正义,也暴露出城乡差别,甚至让人思考大学教育等等诸多问题。对于社会阶层的固化,方方忧心忡忡。
事实上,这也是社会学界近些年来一直在讨论的话题。在社会学视野里,决定一个人地位有两种因素,一个是“先赋性因素”,即靠家庭背景;一个是“后致性因素”,即靠个人努力。先赋性因素作用太大,这个社会的流动性就小,继承性就大,也就是世袭性强。也就是说,涂自强的悲伤则在于“先赋性因素”太弱,所以即使他如何依靠“后致性因素”,也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有社会学家曾为中国的阶层固化现象“把脉”,认为固化的原因有四点:“所有制结构变迁引发了阶层分化与固化的双重趋势;改革开放初期物资匮乏条件下采用的倾斜性政策遭遇调整困境;中国既有的教育体制逐渐无力承载阶层流动的职能;阶层固化还源于多元价值主体加大了政府协调社会的难度。”方方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里着眼的正是第三点:为什么现在的大学教育已经无法再像80年代一样成为改变贫困子弟命运的“搅拌器”?在小说中,她还借一位大厨的口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其实我觉得国家根本不需要办大学。穷人的孩子,读了也是白读,4年出来,照样找不到事做。有钱人家的孩子,同样也是白读,因为不读书也能找到好工作。”虽然有些偏激,但真实反映了职业生涯入门阶段的不公平引发的社会情绪。
方方秉承的是知识分子的道义和精神,提出问题,让人们为涂自强的悲伤感到深切悲伤的同时,呼吁体制上的变革,即寄希望于利益集团斩断自身成员与“身份继承”之间的利益链条。这声音里饱含着关切,可又那么微弱,让人不由得更加悲伤。在读《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时候,我想起了一篇被转发被热议的同样反映社会阶层固化问题的网络帖子。帖子发在天涯论坛上,题目很直接,叫做《寒门再难出贵子》。帖子的作者是一位银行的HR,他接待了一群到银行实习的实习生,然后观察他们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帖子的作者多多少少是以“成功学”的立场看待寒门子弟的命运,所以他更多的是从“涂自强”们自己身上去找原因,比如,涂自强们交际能力明显不足,比如,涂自强们毕业后要承担很多家庭责任。(这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里也有显现——涂自强在有限的几次机会岔路口走了向下的道路,无不与家庭负担和家庭责任有关。)比如,涂自强们很容易算计,换句话说,这篇帖子是在用放大镜对准涂自强,为更多的涂自强们提供成功学意义上的人生思考和参照。他说的就全无道理吗?似乎也不是。大概将《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和《寒门再难出贵子》合起来,是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所引发的强烈关注见证了“问题小说”在中国土壤的“复活”。按照周作人的说法,“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这种著作,就是论及人生诸问题的小说。”“问题小说”在五四时期蓬勃遽兴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动因的。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人们对种种现实问题产生困惑并迫切需要寻求答案的时期。文学作品承载了人们这一需要,以感性的形式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引起广泛的关注。新文学的第一个10年,新时期文学都体现了这样的文学品格。9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的逐渐边缘化,作家们将重心放在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以及个人情感、意绪的表达上,“问题”、“哲理”不再成为营构小说的内在依据,“问题小说”不提久矣。当然,这也与“问题小说”自身的局限性脱不开关系。如何以“艺术”的方式呈现问题,以及“问题”本身的宽广度都是小说家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可贵之处在于重新构建了“问题”与“小说”的关联。涂自强的命运既有某种偶然性,又蕴含了必然性。他以他全部的人生经历让我们对习焉不察的生活发问。甚至,我们悲伤地发现,涂自强的悲伤绝不仅仅属于他个人。在他的社会阶层上,无论是采药,还是他所暗恋的食堂女生似乎都没有摆脱阶层困境的可能。于是,“问题”与“人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里相遇了。它提示我们,“人生”是“问题”的“人生”,“问题”是“人生”的“问题”。《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既让我们抵达了“问题”的礁石,又让我们泅渡了“人生”的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