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叙事中的简单形态与复调架构——读老九的《卖书记》

　　按照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要求，文学叙述没有单一的事件。“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因此，他者、对话性、多声部、众语喧哗……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逐渐成为现代艺术实践最基本的方法论；艾柯甚至进一步强调，即使最为简洁的事件，在进入文学叙述时也必须符合复调的效应。近日，在读作家老九的《卖书记》时，我更加相信优秀文学作品的“简单形态”仍然可以呈现出这种“复调构架”的清晰眉目。

　　《卖书记》讲的是一个职场人员(作者本人)的一次卖书经历，可以说故事梗概毫无悬念——为我们当代人彼此都耳熟能详的诸如住房紧张、子女上学、职场升迁等生计所迫——一个视书如命的人卖掉了自己多年积蓄的8000多册书籍。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而且是发生在12年前的往事，作者为我们习惯性的阅读设置了重重障碍。他不是阻止读者进入这个事件，而是为事件设置了多重观察的视角和进入的维度，使一个在常规文学叙述当中应该确定为“对象”的“客体”，在被动或被叙述的过程中却成为一个向不同方向同时延伸开的“折叠”或“复合”的事件或事实。这些被折叠起来的事件或事实，都能够独立成章，都有其可以独立叙述的层次、枝节和因果，总之它们似乎都是“合理的”，“对的”。但是它们“合理的”“对的”性质却又都含有某种疑问，仿佛是影影绰绰，又实实在在地组合在一起，让你一时找不到到底是哪一个层面出了“错”。有一点像“抓阄”或“抽牌”游戏，你不知道应该把哪一张抓住才能“赢了这一局”。

　　一个故事，一个事件，或一个故事和事件的叙述就这样展开了。好像哪儿都有陷阱，又哪儿都是出路。比如作者的身份，在文本当中自始至终就是个异数：一个自醒的作家抑或一个卑微的职员，一个懦弱的丈夫抑或一个不怎么称职的父亲……缺少的似乎就是在这样的“解体”状态里把这些“分支”团结到一个“人”身上的原因和力量；一定是“哪一方面出了问题”，但又难以确凿地指证出来，于是只有主人公这个“人”一再妥协、让步、低头。在“要不要卖书”这件事上，主人公所面对的几乎所有“说辞”都是理直气壮、不容置疑和有理有据的，他几乎不是“被逼”，而是在这么多说辞和理由面前就一直觉得“理亏”，而最终还是觉得“是自己错了”。虽然他心里明白，这样的取舍不是源于价值的取向，而是因为生活的逻辑；是生活的逻辑让他在经历了内心的斗争、煎熬、放弃……直到最后主动缴械。对现实而言，这很像一个荒谬的寓言，但却充满了生活的逻辑性。在这种荒谬和逻辑之间我们都无能为力。

　　沿着《卖书记》在表意上提供的线索，读者会觉得主人公既是一个丧失或交出了自己所守护的东西的“失败者”，同时又是一个在守护自己的过程中一再把自己的“理由”腾空(或输掉)，并不断放进(或被放进)新“理由”的“觉悟者”。他只是无奈、妥协、痛苦，但不是愤怒；虽然有一点软磨硬抗，但没有彻底拒绝。我觉得，这一点正是作家的高明之处，他是用这种似是而非、明扬暗抑的表述来揭示一个人、一个弱小的生命在巨大的生活潮流当中的无奈与失措。我们仅是卖书这么困难吗？其实在这个卖书的过程当中，主人公所处的境况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生活境况——被社会、生活、时代、时尚、习惯的洪流所携裹，除了与它们一起前行，一起被动或自愿地前行，谁都没有抽身它事的可能性，于是大家在不知不觉之间也成为一个参与者，一个不断地把自己“供出来”的同谋。

　　然而，这并不是《卖书记》所要掩藏的谜底，含有“谜底”的文学是不道德的。但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隐约体会到作者卖书的痛苦和隐衷，因为被卖的书籍是一个隐喻，它的能指范围包含了可以与坚硬的生活逻辑和物质世界相对立和抗衡的另一个柔软、自由、敏感、自在的内心世界，作者的痛苦正是因为不得不背离“内心世界”的律条而产生。有意思的是，在《卖书记》里这个作为“对应存在”的内心世界却一点都没有被提及，你几乎找不到它一丝一毫的影子，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在阅读中感到自己和作者一再被这个看不见的、引而不发的世界影响着。很显然，《卖书记》旨在把一个虚张声势、真理在握的现实世界呈现出来的同时，却把另一个不声不响、不现身、不在场的内心世界隐藏了。而恰恰是这个“有理”的世界才有着更多的受质疑、遭控诉、被反思的性质，《卖书记》的文学策略就是这样一种“举证”和“出卖”，用我们正在遵循的规则“祭奠”我们曾经放弃的信念，而且为了把这个由生活的逻辑支撑的现实世界完全推上“被告席”，作者把自己也毫不怜惜地放到了“祭坛”上。

　　当然，现实存在与内心世界是以二律背反的内在程式互相依存的，它们有着更多的藕断丝连和互为依托，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谁也不能非此即彼，完全倒向其中任何一方。问题是，在我们的生活现实和趋利避害的取舍当中，受伤害、被遮蔽的却往往是我们心灵的那一面。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该偏袒和声援它，让它充分释放。只是太多的时候我们习惯了用自身的“菲薄”来认识内心——其结果必然是这一再被稀释的内心世界只能草草地向不断被强化的现实世界“让路”。 所以，作家的工作有时候就是为心灵去开辟“场地”，制造“甲壳”，我相信软弱的灯芯般闪烁不定的心灵，一定有着让任何“场地”和“甲壳”都无法盛下的光亮。这正是我们这个“物质主义”大行其道的现实世界最为缺少的东西。

　　有了可以互相指涉和平衡的两个世界做背景，即便主人公被逼到最后的角落，也依然有翻盘的机会和退却的余地，这使《卖书记》成为一篇不仅是生活在别处，而且心灵也在别处的作品。有一个潜在的内心世界作支撑，使作者的叙述空间加大了，回旋的余地开阔了，同时使叙述也显得不温不火，游刃有余，表现出极大的耐力、隐忍与节制。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输得起”。比如故事里的主人公虽然有《套中人》的嫌疑，但他的内心早已不在圈套之内；比如作品的主题在很大成分上极像《迷惘》，但是主人公根本不用像基恩那样去做最后的反抗，以毁掉自己的生活和世界。因为他根本就不用这样，他向生活缴械本身就是返回另一个世界的一种途径。我们只能说《卖书记》的主人公是个胜利者，虽然他是个耽于败绩的胜利者。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作家老九的叙述语言，它们充斥着诙谐、反讽、戏谑、黑色幽默……让我不由得联想到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我觉得，其主题应该是现代主义式的，其方法又含有后现代的诸多成分，或者它们本来就是混淆在一起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复调”。复调的写作常常是一种反证(或互为反证)，被坐实的不一定是真的，被隐藏的可能更具意义；它们不能互相指代，却可以在同一时空对流、交汇、川流不息。但是它们又难以汇总，求得逻辑的因果与得数，就是说这样的“写作”有时是一种与“得数”无关的运算——它不求得真正进入“城堡”，但却不可否认地是一个朝着“城堡”一再推进的不连贯的算式……作家老九把一个形状的不成形性质预留给每一个读者，为文本在“诠释学”意义上的“二次创作”留下了开放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