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想鲁迅”的错位与对位

　　粗读刘春杰的书与画，我不禁起了错位之感。倘若在上世纪50年代，在文革中，甚至80年代，有位中国青年这般迷恋鲁迅和左翼木刻，大抵是对位的：那些年代，鲁迅是几乎惟一的文化符号，至高无上。即便当年最具怀疑精神的人，十之有九也真心热爱鲁迅。现在可以说，这是因历史原因出现的一种单一热爱。

　　今天，说来真是颇费口舌：在网络与微博的汪洋中，在巨量讯息和时代话语中，鲁迅作为一种符号，作为这符号曾有过的道德影响，已然难以寻觅，无从谈论。

　　这是一个“去鲁迅化”的时代吗？言之过早。学界和思想界，则或隐或显、或偏或正，对鲁迅及其影响的质疑，甚至声讨，已成小小的景观。过去20年，一个大致清晰而中肯的民国研究给出了鲁迅的全背景，在包括胡适和所有鲁迅论敌的大背景中，鲁迅终于不再是个符号，而有可能成为他自己，至少，逐渐归复他的复杂感。

　　在五四人物谱系中，鲁迅仍然重要，但这份重要，不期待五六十年代的那种热爱，那种热爱，使鲁迅的影响不再进步，甚且变质；在所谓文化人心目中，鲁迅也仍然是鲁迅，以他难以摇动的著作，蛰伏着。但他是刘春杰书画中想象的那位鲁迅吗？是的，很像。虽然本书的叙述不断对照今日现实，但作者的思路和美学，全盘模拟上世纪30年代左翼青年左翼木刻对鲁迅的想象。乖悖而有趣的是，这种想象出现在今天。

　　这就是我所谓的错位：在一个使鲁迅大幅度错位的时代，刘春杰试图与鲁迅对位，在极尽忠实的对位中，错位感因之凸显。

　　但我很难确认对错，以及谁对谁错：是鲁迅？是刘春杰？是我，还是我们的年代？

　　今天，仍有许多不属于时代，或是不愿，也无法与时代对位的人，刘春杰是其中之一。他是农民的孩子。他在文革末年的经历，是艰难到手的馒头与鲁迅的小册子。直到1992年，他才能以5倍于月薪的钱，买到鲁迅全集，而同期前后，北京城的王朔发表了大胆质疑鲁迅的文章，对鲁迅的辩难与再评价，也在学界展开。1990年代，“70后”陆续成人，鲁迅的书不再是大学生的阅读首选和内心寄托，当鲁迅全集构成刘春杰的精神想象时，发达地区和都市的青少年，已有太多别的读物、别种想象了。

　　但刘春杰毫不顾及这些，在他的图谱中，几乎没有其他书、其他人物，惟独鲁迅。

　　刘春杰或许知道，这是一种“偏”，于是他将自己对鲁迅的向往，写成“私想”——我猜，他显然发现鲁迅的语境，仍是他的存活其间的语境，鲁迅曾经诅咒的恶，从未消失；他又看出(虽然并未说出)，鲁迅时代的鲁迅读者可以立即去做什么，可是当代青年什么都不能做，做了，也做不成(这一层，也未说出)，刘春杰只剩一件事，就是阅读鲁迅，浸泡在鲁迅的魅影中，兀自“私想”。当他把弄上世纪30年代左翼式的木刻，这种错了位的“私想”就变得对位，充满快感——人对于恶，诅咒不得，也是一种足以诅咒的厄运，但似乎因为有过鲁迅，这厄运便即卸脱，换来可疑的充实。在我们最靠近的历史中如欲找寻一个代为言说的人，恐怕便是鲁迅。十多年前某期《新周刊》主题封面，便横着醒目的两行字：我们想要骂的，鲁迅早就骂过了。

　　这是多么沮丧的痛语，似在宣称我们何以无可作为，而口气又是多么快意，快意到可比阿Q的境界。

　　此外便是鲁迅生前身后的错位。他的书，原是写给苦闷、失落、孤独、边缘的人。《呐喊》的初版，仅800册，日后有人要将鲁迅的篇幅移入中学课本，他以为不然，说不愿以自己的阴暗悲观，影响少年。但鲁迅对自己的忖度——按照时兴的说法，或曰“定位”——并没兑现：日后，他成为一块他所嘲笑的巨“匾”。在他死去将近80年后，他在一个平民后生那里寻获他当初的位置：一个苦闷彷徨的人，写给另一个苦闷彷徨的人。

　　(《私想鲁迅》，刘春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