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父亲山”的孤独歌者——评新版《山祭》《水葬》

　　在中国大陆的地理版图中，秦岭是一座无比重要的山，它矗立于祖国中西部，从文化、气候上构成了中华大陆的北方与南方的分界线，庇荫着包括从河南东部到陕西关中、山西南部到甘肃东部的广袤国土，使黄河中西部成为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三皇五帝的神话和传说在这里产生，夏、商、周三代文明在这里孕育，秦、汉、唐三朝从这里崛起，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知名作家陈忠实说：如果把黄河形容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大秦岭就是中华民族的父亲山。陕西作家王蓬正是从秦岭南麓汉中走出的濡染着大秦岭山林水气和神秘色彩的大秦岭的歌手。他的秦岭小说代表作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分别由漓江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山祭》《水葬》。笔者重读的是作者应读者要求而于2013年再版的小说《山祭》《水葬》(增订版)。在阅读之前我曾对这两部分别创作于25年前的大格局未变的旧作有所怀疑，它们还会有当年阅读时所具有的冲击力吗？思想是否过时？艺术上是否陈旧？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今天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他们给人的思想艺术冲击力不仅并未减弱，反倒更强烈；与当前大量的平庸之作相比，它们完全可以跻身于新世纪少量的优秀作品行列，生命力依然新鲜而蓬勃。这令我不由自主地思考和赞叹。

　　首先，是王蓬小说中面对“四清”“文革”等极左年代所造成的灾难将“好人”摆进去的反省者态度。在今天，经历者一个个站出来，反思自己幼稚的行为和心灵的无知之罪，已经司空见惯，但是早在30年前，王蓬《山祭》的视角和准叙述人却是一个自我暴露、自我反省，并以实际行动弥补、赎罪的忏悔者。他是从山外到大山深处观音山担任民办教师的“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宋土改。他住在“打山子”(猎人)姚子怀家，并与其女冬花相恋订婚，被姚视如家人，然而在“文革”运动中，他却受极左思潮蛊惑，反戈一击，歪曲真相，是致姚被残酷批斗，直至被捕判刑的主要揭发者。因此他以永不离村的“工作组”的身份，掌握了村中大权，推行极左政策，陷冬花和村人于悲惨境地。在感知到冬花和村人的怨恨情绪后，他开始觉醒，不仅欲与冬花重续旧情，还不顾风险，在村中推行保留自开田和农副业并举的措施，改善了村民生活。然而冬花却因受伤害太深而与之决绝，毅然与心地善良的残疾人庞聋得结婚。在《水葬》中虽然没有宋土改之类的忏悔者形象，但它却写了几个原本正派，甚至曾经豪侠仗义的农民或因为妒忌，或因为爱情而在“文革”中为恶，并在后来改邪归正的主要人物形象，不仅表现了无休无止的山村政治运动对人性的扭曲，而且表现了极左年代历史和人性的真实，山村人与人关系的复杂多样。

　　王蓬是因父亲的历史冤案在少年时随全家从西安被贬到秦岭深山的，并因政审不合格而失去升学的机会，穷困与屈辱可以想见，然而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他记住的不仅有社会大背景下人性的丑陋，更有即使大潮流中为恶者心灵深处原本的善良和纠结。这种内在的清醒和文本质素，使《山祭》和《水葬》对极左年代历史的谬误和人性之恶，有一种通达宽容的理解和深刻，不仅直面外在社会历史的真实，更有内在的灵魂反省和对人性的肯定。这种实事求是的宽容立场不仅在当时的文学中十分罕见，在今天更应该成为历史反思文学共同的精神质地和胸襟怀抱。

　　其次，王蓬的长篇小说以宽阔的视野展示了秦岭南麓这块神秘大地在中华文明中光荣的历史地位及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潮流中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处境和民众真实的生存状态。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成为秦楚两国互争之地，既是秦头，又是楚尾。这里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和汉王刘帮的“拜将台”遗迹，又是褒斜道与子午道的最南端，曹操等人在这里留下了汉魏书法经典“龙门十三品”，诸葛亮在此屯兵并出击关中，发明了木牛流马，张良在这里归山，张鲁先人在这里创建“五斗米”教。但是到了近现代这里奇密茂险的山林环境，又成了无视官兵存在的土匪的天下，兵匪勾结，勒索无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几年，这里的土匪才被彻底剿灭。但是自然的严酷，人口构成的复杂和居住的分散，在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极左路线影响之下这里还存留着“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正是这种生产和生存方式，形成了这里民间自救式的婚姻风俗，“一妻多夫，招夫养夫，站门汉，拉帮套”随处可见。《山祭》《水葬》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家庭都是这样关系复杂的组合。姚子怀的人生历史就是因为这样而复杂，任成义就是因此与所爱的女人分开。然而读者从这里看到的不只是丑陋和人们的苦难，更多的是艰难生存状态下古朴善良的道德，包容而宽厚的人情以及独特的民俗风情。如“打山子”、“交口”、“吃刨堂”这样风险共担、收获同享的生产生活方式，如即兴出口的锣鼓山歌是那样声情并茂，猎熊、打山猪等惊险刺激的狩猎场面都充分表现了劳动者的勇敢和智慧，山民们的顽强与乐观。

　　《山祭》和《水葬》是最为雄浑、壮丽，可与黄公望名画《富春山居图》媲美的由语言文字构成的“秦岭山居”的历史风光长卷，具有超越现实苦难的永恒的艺术审美价值。正如前辈作家王汶石在致王蓬的信中说，“你以雄浑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秦岭的大自然景色，那茂密的原始森林，那直耸云天的山峰，那深不可测的峡谷，那神秘莫测的山风雾气……那风声，雨声，狼嗥，犬吠声，那三五人家的茅舍，鸡群，白色的炊烟，和那无边无垠的绿色，青色……有层次，有深度，绚丽多彩，幻化无穷，既是油画又是水墨画，表现出了秦岭的雄伟、姿色和魅力。”长期居住在秦岭山区的原安康作协主席、女作家张虹衷心赞美说：“从来没有人把秦岭山地写得这样灵动壮美，从来没有人把山地苦难严峻的生活写得如此美丽如诗。应该感谢作家给小说画廊里添上这又重又浓的一笔。”这美首先是属于自然和大山的，同时也属于由这一方山水自然孕育的山里人。苦难中成长的冬花和翠翠是秦岭女儿的代表，她们美丽多情，既有水的柔情，又有山的刚烈。在这两种状态中，是她们恨铁不成钢、爱恨交加的情感状态，有惩罚式的决绝，又有对对方悔恨的眼神之夸与生活的关心。所有这些都让宋土改这样的男人刻骨铭心，痛彻肺腑。而姚子怀、庞聋得、麻二、何一鸣则又是各不相同的秦岭汉子的代表。他们或如大山般的坚韧和可靠，以长达一生的坚守，履行着自己的承诺；或身残心不残，以默默的奉献与守护，作为所爱女人永远的精神和生活的支撑；或将心中的所爱珍藏于心，清醒于自己的现实处境，以终身不娶的忍耐，演绎出一出出山里男人的情感和爱的传奇。

　　比起当今那些生活体验不足，人生历练浅薄，只知在叙述技巧中炫智的小说，缺少内在社会生活底蕴的追风小说，王蓬以其几十年秦岭生活厚积薄发的《山祭》和《水葬》，以自然质朴的面貌，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他是一位深情而孤独的大秦岭的歌唱者。在现代化、市场化的今天，古老而神秘的秦岭已或不再神秘，因此王蓬也可能成为苍莽大秦岭的最后一位歌手。仅希望能够重新定位他在陕西、乃至中国文坛中的独特地位，让歌者不再寂寞，让大山的记忆永存，让中华父亲山秦岭的美丽、神秘永存！

　　(《山祭》《水葬》［增订版］，王蓬著，西安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