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真实性及其他

　　有读者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作家都标榜自己的小说如何如何真实，现在这个社会还有“真”吗？“真”是读者对文学的基本要求，也是文学的生命，接触文学者都不可能绕开这个母题。这一质疑涉及文学的真伪、文学与生活、文学写作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值得做一番研究与探讨。

　　质疑的真与伪

　　读者的质疑自然是对伪而言，我分析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事实”之真，即社会现实生活中还存不存在真；二是“文学”之真，现实世界充满谎言和虚伪，由此而产生的文学作品还可不可能真。

　　传统的文学观念强调文学是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海德格尔认为：“艺术是现实的模仿和反映。”他的这一观点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模仿论”。到当代我国的通行说法是：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是作家对客观社会生活的必然反映，通过对生活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使之更带有普遍性。“模仿论”也好、“镜子说”也好、“客观现实的必然反映”说也好，一句话，一切文学艺术都应该按照生活的真相和本来面目加以反映，这就是真实性。按照这个传统说法，读者的质疑无可非议。客观现实充满谎言和虚伪，反映客观现实的文学自然就不可能真实。从反映论立场看，这符合认识论逻辑。

　　但是，文学的“真实性”与“写真实”是两回事，上述观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争论了20多年。生活是文学的源泉与前提，是确定无疑的，但文学反映生活，并非“写真实”，“文学”之真与“事实”之真不是一个理论体系。任何文学形象，尽管他“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但“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无论写人还是写鬼神，都离不开生活这个原型。然而，文学写作活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心理行为，文学不是写生活经验，单凭认识论活动难以从本质上界定“文学性”活动特质。

　　产生这样的疑问，根由是我们习惯于文学与哲学的混淆，习惯于把哲学的“真理性”与文学艺术的“真实性”混为一谈，把哲学探索真理揭示社会生活规律、提示历史发展必然性这种文学所不能承担、也无法承受的神圣使命赋予了文学。因此当人们谈到文学的真实性时，都会轻松而自然地把哲学的功能强加于文学。然而，哲学反映现实是依赖“事实”，而文学反映生活是摒弃“事实”，是用“虚构”这一基本手法幻想一个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的、虚拟的、不真实的理想世界。

　　柏拉图之所以抵制诗之魅力，甚至用法律手段把诗人驱逐出城邦，是因为他深知诗对现实的颠覆力量：“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注：法律限制)，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我们的统治者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惟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作家写作是在对现实生活“不满足”的基础上，以虚构的手段来创造作品中的理想世界，这毋庸置疑，而且作家虚构的世界不一定都要亲历。范仲淹从来没到过岳阳，《岳阳楼记》完全是他虚构的，却流传至今。苏东坡连周瑜在何处赤壁破曹都没搞清，《赤壁怀古》照样被世世代代人吟诵。由此可见，读者这一质疑，是因为没有完全搞清楚“事实”之真与“文学”之真之间的差异。“真”在文学中不是认识论概念，而是美学价值论范畴。

　　这样出现了矛盾：思维方式要求写作者客观反映现实，而写作者写作却是虚构，思维与手法的对立如何在一个具体的作品中统一？我所写的《碑》，主人公邱梦山是当代英雄，他同时又是当代战争中的战俘，从身份看，他也是一个矛盾体，但他无论是英雄还是战俘，他的人性、他的心是相同的。这种矛盾与统一，恰恰是对作家写作能力的客观要求。为此，我确实费了一些工夫，酝酿构思了一年多，写了4年，改了7遍。我的体会是，无论写何种题材，无论写何种人物，作家都是到现实生活中去体验匮乏，然后到作品中书写理想。现实生活中英雄的本真不一定被领导和群众欣赏接受，当英雄变成战俘后归来，他便理所当然地被剥夺尊严，这种剥夺不是国家的政治与政策，而是社会世俗观念。于是作品便有了表现的方向，邱梦山与他的战友们的情怀越高尚，遭受的侮辱、践踏越悲惨，要让读者意识到世俗观念的阴暗，还世界以人道。

　　识真与写真

　　片面强调作家写作的所指有失偏颇，客观存在是文学创作的前提和源泉无可厚非，但作家对客观存在的理解与解读在作品中的反映是意指。用当下现实社会的“事实之真”来要求作家作品的“文学之真”，显然是文不对题。假如现实充满谎言和虚伪，恰恰是现实生活呈现了匮乏的程度与指数，更需要作家用“文学之真”来解决人们的失落、忧虑，满足他们的愿望。

　　何谓真？本真是什么？是“人之初”？“童心”？“自然”？把本真还原为一种实在的具体对象，或者直指为一种天性，都是错觉。本真是情感流动所倚，如同天，如同道，叫做无。就拿陶渊明用“鸟之恋林”比喻回归自然来说，鸟因何恋林？鸟恋林是因鸟受笼所困。鸟之所以恋林，其实不在“林”，而在“飞”。“林”是什么？“林”与“笼”一样，都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飞”是什么？ “飞”是鸟之天性。鸟恋林是不甘笼之困，笼压迫着鸟的天性，扭曲着鸟的天性，以致鸟丧失天性。“林”是鸟向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鸟才可以自由飞翔，天性才得以自由施展。“飞”是鸟的天性，“林”是鸟理想的目的地，鸟之恋林之“恋”才是鸟的本真。这个“恋”不是具体实在对象，而是一种状态，一种心理精神活动。文学之真，就是描写这种天性使然，率性的情感之动，而不是动之目的地，是动之本身，动之过程，真的魅力就存在于动之中。

　　理解了“鸟之恋林”，就不难理解人世间的本真。当年我手下的兵李丰山，放弃复员去美国继承爷爷遗产的安排，自告奋勇上誓师大会讲台请战，赴边界参战；我们师篮球队的杜大个子到我宿舍走后门，为抓住机遇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要求赴前线作战；老部队战士刘辉，在朝鲜战场成为“钢铁战士”，名字已刻在志愿军烈士碑上，但他没死，被朝鲜老乡送上火车拉回沈阳治疗后复员，找部队找了30多年才还自己清白；汶川大地震，遵道镇幼儿园瞿万容等3名老师，用身体挡住水泥板，保护身下的儿童，救了孩子，他们却献出了生命；平民司机发现公路桥断，主动停车义务拦车，让别人避免灾难；清洁工捡到数万元巨款主动交还失主等等，他们的行为难道不是本真的反应？

　　人们之所以对现实之真发出质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现在造假太多。“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当现实不能满足人们的一切诉求时，便向往理想的世界，以慰藉人深层的内在祈向、精神寄托和心理追求。文学不关心“事实”怎样，而注重人应该怎样。陶潜笔下的桃花源、曹雪芹虚构的大观园，之所以被人们喜爱，原因就在于此。

　　一部小说催人泪下，催人泪下的并不是小说所写的事实之真，而是作品中人物的人性之真。人性之真才能让读者阅读时不由自主地被人物所思所言所为吸引，进而情不自禁地融进人物的内心情感，与之产生共鸣。构思《碑》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能让读者融进邱梦山的情感世界，我意识到只有写出邱梦山的人性之真，写出他率性做人、率性做事的个性，别无他路。我想，要写邱梦山的人性之真，不在于部队生活中是否真有邱梦山这个人，而在作为军人、作为连长的邱梦山在战前、战中、战后，面对国家和民族、面对领导和部下、面对敌人、面对亲人和战友、面对自己的命运，他应该怎样？他是不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切？

　　容真与尊重真

　　真善美与假恶丑是审美范畴中相对立的概念。真与善是美的内容，美是真与善的审美结论；同样假与恶是丑的内容，丑是假与恶的审美结论。没有真就没有美，若是假必定丑，这已成公理。因此，就审美活动的“价值真理”而言，人们对假的深恶痛绝，与对真的渴望追求是相辅相成的；但就现实生活中的“事实真理”而言，假却天马行空广受欢迎，而真却四处碰壁不被人们接受。

　　我想大家不会忘记鲁迅先生在《立论》中所记的那件事，前来给满月男孩贺喜的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要做官的，尽管都是谎言，但都得好报；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尽管说的是真话，却遭大家合力痛打。再看苏格拉底、柏拉图师生二人作出驱逐诗人出城邦的政治主张，原由不只是他们深知诗之惊人魅力，亦不是担心这些“出类拔萃人物”成为代替法律和理性原则的“统治者”，而是他们认为诗违背哲学理性原则，诗不“真实”，不合于“真理”。柏拉图说：“从荷马以来所有的诗人大都只是美德或自己制造的其他东西的影像的模仿者，他们完全不知道真实”；“这些作品和真实隔着两层”。

　　渴望真，却又不容真，这是人性虚伪的一面，也是人内心与表象的对立与矛盾。人是复杂的富有思维与情感的动物，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表象，往往与内心的真实企求不一致。人都向往真善美，也都厌恶假恶丑，但是，现实中的人，成人说的是假话，只有孩童说真话；而且可悲的是成人不只是他说得不真，而是他们故意在说谎。从这一层面看，人们实际生活在充满谎言的世界里，过着企求真却又不容真的自欺和欺人的日子。人们之所以表里不一，对真善美不容，是因为假恶丑一时盛行致使真善美反成另类，这种扭曲迫使人产生逆反心理而与内心企求反其道而行之。

　　今天的民众大多数人不会去做害人、坑人、骗人的缺德事，但当假恶丑行发生在眼前时，人们却都保持沉默。只要不损害一己利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假恶丑熟视无睹，袖手旁观，避而远之，实际成了假恶丑的帮凶，世界变得冷漠，容不得真。

　　因为邱梦山只说真话、只做真事，所以他处处不被人理解接受……虚伪的社会世俗无视真与善，像魔鬼一样追随着邱梦山无法摆脱，直致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岳天岚最后跳着脚哭喊，发出了警示社会的呼喊：是我逼死了他……岳天岚的这句话，难道不值得我们社会反思？难道我们不是假恶丑的帮凶？不是拿虚伪的世俗压迫他的其中一员？

　　本真与崇尚真

　　文学的魅力在哪里？有人说在情节，有人说在细节，有人说是人物，有人说是语言，这些回答都对，但都还没说到本质。文学的魅力在人物的本真。“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自然界的本真。人的本真是什么？我不由得想到“人之好梦”。人之好梦，不在“梦”，而在“欲”。梦仅是一个不存在的虚幻世界，比桃花源还桃花源，它根本就没有定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幻象、幻想、幻觉；欲是人之天性，人做梦是天性使然，是“欲”的驱使。当欲念受到现实的种种制约，甚至压抑、压迫时，欲念便会奋起反抗，与现实抗争，于是便产生各种各样的“梦”，包括“白日梦”。“梦”如同“林”，“现实”如同“笼”，人不满现实的制约，只好去梦。因此，“欲”是人之天性，“梦”是人之理想，人之好梦之“好”，才是人之本真。文学写作恰恰正是遵循了人之欲表现的基本方式——幻想、幻象、幻觉。弗洛伊德在谈到文学创作时说，“神话是各民族寄托愿望的幻象经过畸变而留下的痕迹，即人类年轻时代的‘世俗之梦’”，“当一个创造性作家把他的剧作展现在我们面前，或者向我们讲述一些我们常常以为是他本人的白日梦时，我们却感受到极大的乐趣，一种大约多种源泉汇集而产生的乐趣”。他把这种创作称之为“一部创造性作品，像白日梦一样，是当年孩童时期玩耍游戏的一种继续和替代”。文学之本真即人物天性的自然流露，亦可称“率性”而动，而不是静，随天性而动，任本体而动，这种动就是本真。文学所描写的是人之“欲”的率性而动，而不是动之目的地，而是动之本身，动之过程，魅力全在动之中。邱梦山做事情非常率性，有时甚至不计后果。通俗点说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么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现实中，本真的老实人为何总是吃亏，而刁钻耍滑的小人却总是吃香？我们的社会真的不需要本真了吗？其实并非如此。在小说中同样可以看到，邱梦山借送排长葛家兴到军区住院这由头骗岳天岚离开部队时，班长石井生和通讯员唐河悄悄地为嫂子加菜。邱梦山立军令状后还未回到连指挥所，全连官兵已站在战壕里等他，大伙儿一声连长喊得邱梦山热泪盈眶……邱梦山牺牲，副市长含着眼泪说，是邱梦山用自己的言行注解了英雄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他是全市人民的一面镜子。这些行为也都是本真，是他们对本真的赞赏和支持。

　　每个人都心存本真，每个人也都有虚伪。现实的不真实，让人们活得也不真实，让心中的天平失衡，其实谁又甘心活在不真实之中呢？“文以载道”或许被有些人排斥，可文不载道，又要文做什么呢？这5年，我是怀着对战友的一腔痛在写这部作品，也是怀着对读者的一片真诚在写这部作品，反复琢磨思考小说的内核，才有了这一些粗浅的体会，是不是真的写出了文学之真，只能由读者去感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