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明霞写出《日落呼兰》这样的作品让我感到吃惊。在我的印象里,曹明霞的小说基本都是爱情不幸、婚姻错位,作品中充斥着挥之不去的“怨妇”情结,虽然小说也写得别有洞天,但终觉气象相对狭小,意蕴也不够深广,满篇如水似烟,轻柔有余、坚硬不足,即便是《婚姻誓言》的圆润从容,也没有显出大的突破。如今,《日落呼兰》让我们看到了曹明霞的另一面,她的坚硬、粗犷、浑茫、惨烈、悍酷……难怪有人说《日落呼兰》不像是女人写的作品。
曹明霞选择战争而且是以1931年到1945年日据时期伪满洲国的14年的历史为题材,是足够大胆的。这是一次完全没有经验的写作。对于这样的大题材的处理,作者驾轻就熟,收放自如,充分表现出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素质。作家没有回避历史大事件在小说中的存在,什么“民国改叫满洲啦”,溥仪做了儿皇帝,张作霖被炸死,日本大批来华的“开拓团”,还有根本不让日本人消停的山上林子里的红胡子、黑胡子、马占山、赵尚志,关内的国民党共产党……统统都写进了小说,使小说具有了历史的开阔度和纵深感。然而,作家没有正面去描写这些历史的大事件,而是把历史的大事件自然而然地融入日常生活的细腻叙事中,真实地还原出历史的复杂性以及战争状态下呼兰儿女的真实生存处境。小说叙事充满了“现场感”,那种历历在目的活生生的人和事,使冰冷的历史具有了温热的体温。作家把自己熟悉的故乡呼兰河畔人事风情、地理风俗辅以奇谲的想象力,摄影机般地展现出铁骊镇上各色人等行状及性格逻辑。老实肯干、忠厚善良、勤谨胆小的庆山,眇着一只眼、喜欢用大烟袋锅刨人的性情刚烈乖戾的三婶子,瘦小懒惰嗜酒成瘾的三叔,从小调皮捣蛋不安分的庆林、庆路,在小铺子里藏卖烟膏子的精明势利而又内心软弱的金吉花,机灵有心计但又自满自大的崔百岁,美丽善良的满桌儿,满头虱子的丑小鸭玉敏等,另外还有车老板于德林,伙计张立本,日本关东军军官武下、特务多襄井及其夫人千惠子、女儿多襄纯子,汉奸王东山,以及“开拓团”的菊地、花田夫妇等,全书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50多个,个个都活灵活现,性格鲜明。足见出曹明霞出色的刻画人物、写实造境的能力。
曹明霞试图还原中国历史上的那段铁血岁月:小说将日本人的凶残暴虐、杀人如麻的强盗行径真实地描摹出来,他们对付中国人的抗日情绪不惜动用最残酷的刑罚——望天、灌水、挂甲、腰斩……一桩桩触目惊心的杀戮,逼迫中国人走上反抗仇杀的荆棘之路。抗联在山上的岁月是艰难的,饥寒交迫、缺医少药,战士小姜睡梦中投火而被烧死的情节,壮烈而锥心。为了生存,他们下山骚扰日本人,抢粮抢物,甚至对同胞下手,被老百姓称为“红胡子”。小说也同样描写中国百姓的愚昧、肮脏、迷信、盲从的劣根性,三婶子那双“在太阳下发着恶臭的光芒”的小脚,玉敏的满头虱子,随地大小便的陋习,屋里屋外嗡嗡乱飞的绿头苍蝇……他们生性善良而又胆小怕事,甘做“良民”,逆来顺受,日本人骂他们为“支那猪”……曹明霞原生态地描摹了这种粗粝、悍酷、惨烈的生活,使小说显示出坚硬的质地。
然而,细读作品,我感到坚硬是一种外壳,在作品的内里却依然是曹明霞作为女性的柔软,这种柔软是一种大悲悯,一种超越性的反思意识。小说以洪庆山作为第一主人公是颇有想法的。庆山不仅老实能干,而且有一颗善良本分柔软的心。他的勤劳肯干善良赢得了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好感和称赞。小说将庆林、庆路、百岁与庆山对比,庆山要救落水的多襄纯子,庆林阻止,认为“小日本子死一个少一个”;百岁故意弄惊日本“开拓团”的马,庆山却奋不顾身地降服惊马等,庆山以善良的本能做着他应该做的一切。庆山并没有多高的觉悟,他之所以甘愿做“良民”,是因为他“不希望大家老打仗,都老老实实过日子,谁也不招谁,谁也别杀谁的人,别死人,最好”。这种想法尽管天真,但却是一个善良的普通人的最低祈愿,在庆山身上,寄托着曹明霞对人类和平的美好憧憬以及对战争本身的超越性反思。
战争是人类自身的癌症,战争对于双方都是一场悲剧。小说写到日本“开拓团”背井离乡来到中国的土地上做战争移民,他们同样是战争的牺牲品。小说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与日本普通民众区别开来,千惠子、多襄纯子、菊地、花田等同样是善良的人民,他们同样遭受着战争的苦痛,当日本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开拓团”的日本男人疯狂地杀死自己的老婆孩子,然后再自杀,“有纵火的,有爆炸的,一家一家的死,一片一片的烧毁房屋”,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自食其果、殃及无辜的惨烈画面,也透露出曹明霞的大悲悯情怀,这种情怀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党派意识,显得那样的执著、坚定、炽热,它的柔软包容着对一切人的关怀,成为坚硬的柔软。
小说在艺术上也有了新的变化,它把此前曹明霞叙述上的急迫尖刻变为舒缓从容,并且很好地处理了坚硬与柔软、粗粝与细腻、滞重与飞扬、宏大与微小等等艺术辩证法,显示出曹明霞在艺术上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