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在高原的情怀——读叶多多散文集《我的心在高原》

　　读叶多多散文集《我的心在高原》，首先感动我的是作者的那份痴情和执著，也许正是这份痴情与执著才令这部书有震撼人心的价值。

　　土地养育了生命，也养育了文学。

　　“文学与土地的联系，可以从先民们的关于劳动、游戏、节庆和祭神活动的文字中看出来，其中，生命直觉、生命力、生命状态的表现生动而鲜明，后来，文学几乎为官方和专业文人垄断，当文学被供进廊庙和象牙之塔以后，生存意识日渐淡薄，人生中的辛劳、挣扎、抵抗、忍耐与坚持不见了，多出了瞒和骗，为生存的紧迫性所激发的喜怒哀乐也被有闲阶段的嬉玩或无动于衷的技巧处理所代替，文学的根系一旦遭到破坏、枝叶枯萎、花果凋零是必然的事。”

　　这是林贤治在《我的心在高原》序言中的一段话，我读后感触颇深。

　　叶多多的散文创作不是单纯的文学创作，而是从她心底深处涌动的一股清泉、一腔热血，我们读这样的散文，自然也会感受到泉水的清纯和热血的沸腾，这两者的感受越是鲜明，对作者的理解也会更多一层。

　　在开篇散文《两季的头几天》里，她这样写道：“一切关于哈卜玛的记忆，是从两季开始的，不大不小的寨子，居住着清一色的拉祜族，沿着坡地一家一所茅草房，参差错落，倒也自然。暗光中，屋顶的颜色有明有暗，由茅草的新旧支配，房屋周围，有着不太广阔的红壤，稀稀拉拉种着包谷和荞麦。”

　　通过这样的描写，让人看到一幅云南边远农村寨子的生存场景：红壤太贫瘠，庄稼耕种很艰难，但村民一年的口粮主要还得靠村边的这些土地。好在这里是澜沧江下游的河谷地区，湿度大，雨水充沛，各种可以入药的草本植物很容易生长，能吃的野菜也不少，野面瓜、山竹笋、苦凉菜、野百合，以及各种各样的山菊，都是上好的野菜，虽然不是所有的日子都得辅以野菜，但哈卜玛的所有生活都必定是从野菜开始的，在城里人看来，野菜是珍贵的、生态的，但对山里人来说无疑是贫困的象征，缺盐少油咽野菜的日子在富裕人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对山里人来说，确确实实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如今，云南边远的山里人确实还生活在难以温饱的状况下，这不是传说，是作者亲身体会，亲眼看到的事实，那种在当今文明社会对衬下的生活是多么令人心酸。

　　在《这是一个悖论》的文章中，写到山村孩子初中毕业回家后，由于在学校没有学到基本的、必要的农业生产技能，自然就不具备改变传统耕作方式的能力，又由于读了几年书，自认为是有文化的人，因而很不屑于再干又苦又累的农活，倒是很在乎诸如喝啤酒、看影碟等城市生活方式，这样的孩子，用不了多长时间，在学校里学的那点知识就忘得差不多了，而新的技能又没有机会学到，往往沦为山村的新混混，当地的说法叫农村二流子。另外有一种孩子则正好相反，整天苦着个脸，长吁短叹，总是抱怨怀才不遇，山寨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如同受刑，但又找不到奔逃的办法，无奈中却惟独不愿重走父辈们盘田种地的路，哪怕是为了暂时的自救，这种景况怎能不让父母对读书的事心存疑虑。

　　这就是山村农民的现状，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知识是用来改变社会、改变人命运的，而在边远山村，因为有那么一点知识的人，且不能人尽所用，人的价值观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这难道不是山村人的悲剧吗？

　　在没有小学的小山村，在外村借读的小学生娜倮的周记里写道：“我的家在一个小山窝里，那里只有九户人家。村口横着一道山箐、村里人只好在山箐的两边塔上两根木头，上面铺一些竹子，造一座简易木桥，每逢下雨的时候，箐里的水都会暴涨起来，谁也不敢过去，扎体的阿妈就是去年给冲走的，那天她背着一口袋包谷去赶集换米，刚走到桥上就下来一股洪水，转眼就把她冲得没了影。”

　　这些都是在叶多多文笔下活生生的事实，10多年来她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到了别人无法也不能够去的地方，了解、看到了最底层人们的生活状态，生存的艰难使孩子们变得格外成熟和坚强，他们从一出生就承担着现实的不幸，他们已经习惯咀嚼痛苦，习惯了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这就是我们的人民。

　　叶多多为此书起名《我的心在高原》是发自她内心深处的声音，她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有了数次的山村经历，去的次数多了，自然结识了不少山民，免不了经常有人找我借钱，或央求帮忙解决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困顿、难题。开始我总是尽力而为的，我希望发生奇迹，我更希望我的努力能够使他们多坚持一些，然而很难，后来，我实在支撑不住了，心里充满了无奈的忧伤。

　　杯水车薪，我距他们的需求相当遥远。

　　然而，内心的重力却让作者没有因为回避而有些许的轻松，相反，她变得更加脆弱而敏感。不得不承认，零距离接触乡村是毫无美感甚至是丑陋的，因此，从不轻易地赞美乡村，一直都是这样。

　　这是经历了贫穷、落后，甚至是恐怖之后对乡村的深刻印象，心在高原的呐喊是作者的真实目的，因为她看到的、写到的是真正的乡村，真正的乡村生活及生存状态，这可能也是她这部作品获得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主要原因，我想评委真是慧眼，发现并充分肯定了她作品的价值。

　　叶多多是一位富有哲学思想的作家，她笔下的人物都是鲜活、富有个性的，人物的喜怒哀乐都跃然纸上，她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自身也在与他们一起尝受着这些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她把这些感受沁入到自己的骨髓和血液中。

　　她对生存及文化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她说：今天，云南几乎所有的景点都有很多人穿着民族服装招徕生意，出售各种民族服饰的摊点更是鳞次栉比，加工和出售民族服装已经成为各民族旅游景区百姓收入的主要来源，有趣的是，卖服装的人穿民族服装只是为了招徕，买服装的人则是为了纪念和收藏。就是说，这些服装既远离了其最基本的功能，也与世俗的价值观念相去甚远，彻底沦为一种与鲜活生命没有任何关系的博物馆化和旅游市场化的“死”文化。

　　“死”文化对人类、社会又有多大的意义和存在价值？作为一个作家，叶多多看到的是“实质”，而不仅仅限于文化。

　　我们应该庆幸有这样的作家，她写的是最底层人们的生存状态，她让我们看到现实，并提醒世人还有那么多的人需要帮助，需要我们的热爱及社会各界人士更多的关心，给他们温暖，让人与人之间多一份应有的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