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知识分子接受鲁迅影响的类型——以韩国为例

　　“世界各地接受鲁迅”因全球各国的时代环境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面貌。知识分子因所处的历史语境与思想立场的不同，在接受过程中会呈现相当复杂的情况。考察韩国知识分子接受鲁迅的不同类型，或许能对“世界各地接受鲁迅”的研究提供一个典范的例子。

　　鲁迅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于1918年4月发表，并于1927年8月首次被韩国人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登载在韩国《东光》杂志上，由流亡中国的韩国人柳树人翻译。之后，鲁迅的各种作品不断被外译出版，此后相继传播于韩、日、英等东西方各种语言世界。如今，在世界各地，稍有人文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位能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人物，不可胜数的人都受到鲁迅及其作品的影响。

　　世界各地接受鲁迅的知识分子类型不同，其影响力也多彩多样。以韩国为例，近100年来，韩国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都受到过鲁迅的影响。考察1920—1945年的日本统治时期(第一时期)、1945—1997年的军政及独裁统治时期(第二十时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民主化时期(第三时期)，韩国接受鲁迅影响的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思想家型、作家型、学者型和一般读者型。

　　“思想家”型又可分实践性思想家型、自由思想家型、行动上变节而心态上保持鲁迅情怀型。

　　“实践性思想家型”基本是指接受鲁迅的精神内核和思想精粹，正面接受鲁迅、崇拜鲁迅、拥抱鲁迅，从鲁迅那里获得精神力量，在自己所处的历史语境下，立足现实土壤，积极进行实践的变革指向性知识分子。

　　其代表人物有第一时期的李明善(1914-1950)和第二时期的李泳禧(1929-2010)。第一时期(日帝时期)的李明善是早期研究鲁迅的代表。他在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鲁迅研究》。在他眼里，鲁迅后来成了一位通过杂文指向革命的富有理想情怀的文学家。他后来站在北部的立场参加南北战争而牺牲。第二时期的李泳禧是众所周知的“韩国的鲁迅”，他从1950年代末开始偷偷接触鲁迅，视鲁迅为其社会实践的导师来学习，终于成为韩国民主变革运动的思想导师，对韩国民主化的贡献是很大的。

　　“自由思想家型”基本是指那些虽崇拜鲁迅，但从自己的需要和角度出发去接受鲁迅，或者用自己的一套思想来重新阐释鲁迅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所塑造的鲁迅形象大多归于“永远的批判者”、“永远的怀疑者”和“永远的自由人”之类。

　　其代表人物有岭南大学法律学院的朴洪奎(1952- )教授等。朴在2002年出版的《自由人鲁迅》一书中解释“我喜欢鲁迅的原因，是因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作为批判性自由人，再没有像鲁迅那样彻底的人物”；“我不赞同把鲁迅当做民族主义者”；“鲁迅对反权力、反奴隶的呐喊，不仅在中国有效，同样，在韩国也有其说服力”。

　　“行动上变节而心态上保持鲁迅情怀型”，是指那些当初崇拜革命家鲁迅或左翼鲁迅，积极支持或亲身参加各自反法西斯斗争或革命运动，后因受独裁权力的各种弹压与怀柔政策而转向的人。他们虽然在社会实践上有所转向，但内心深处还是保持了些许鲁迅情怀。

　　这种类型的文人，在日本知识分子占多。在韩国则以第一时期的张赫宙和第二时期的李炳注为代表。张赫宙很尊重鲁迅，鲁迅去世后，他还在日本著文哀悼鲁迅，但1930年代末期他开始逐渐变节转向。李炳注(1921-1992)在1941年底第一次读到日语文库版的《鲁迅选集》，深感“鲁迅是一道不会在任何暴风雨前熄灭的‘光明’”。这段话见于麒麟苑1983年出版的《自我与世界的遭遇—李炳注告白录》“鲁迅”章节。虽然他后来受到军事独裁的压迫而转向，但还是在此书中选录“鲁迅”一篇来表达怀念之情。

　　“作家型”的知识分子里，有正面接受鲁迅文学并指导自己创作的作家。他们从鲁迅文学里学到其文学思想与创作精华，活用鲁迅作品的题材、人物形象、创作技巧等，以鲁迅为参照系指导自己的创作。其代表人物有韩雪野、金史良、刘阳善和朴景利等。

　　第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左翼作家韩雪野(1900-1976)的作品直接受鲁迅的影响。日帝时期他写了《摸索》《波浪》等短篇小说，明显受到鲁迅《狂人日记》和《孔乙己》的影响。金史良(1914-1950)的短篇小说《天马》和《Q伯爵》，也都受到鲁迅的正面影响。刘阳善(1952- )的《狂人日记》可说是完全模仿鲁迅的《狂人日记》，而朴景利的《给Q氏》则明显受到《阿Q正传》的影响。

　　“作家型”的知识分子里，还有一些在创作志趣与文学立场上与鲁迅不同的作家，尽管他们自称受到鲁迅的影响，但多误读鲁迅，或批判鲁迅的界限。这其中以第一时期的李光洙(1892-1950)最为典型。李光洙是具有代表性的最早表达启蒙思想的文学家，但他在1936年1月6日载于《朝鲜日报》的《对战争时期的作家态度》一文中，却支持日本军国主义。他以日文发表的短篇小说《万翁之死》，以打杂的万翁为主人公，明显受到《阿Q正传》的影响，但在创作旨趣上却和鲁迅不同。

　　“学者型”的研究者中，有相当一些中文专业学者或能读懂中文的知识分子，他们认同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从中切实觉悟到知识分子的使命。这类知识分子曾长期经受军事独裁统治，大都支持民主变革运动，有些人甚至还因直接参与而坐牢。他们研究并推广鲁迅，将鲁迅精神运用到自己的社会实践中，站在民间立场参与社会抵抗运动。民主变革运动基本成功后，他们大都回归原来的行业，不少已成为大学中文系的骨干教师，继续在价值指向上汲取鲁迅精神的养料。

　　此外，还有另一些纯粹研究鲁迅的学者，他们并不把鲁迅与自身所处的现实挂起钩来，只是站在学院派的立场去研究鲁迅。在这些学者中，也不乏一些口头上肯定鲁迅的历史文化价值，但内心却否定鲁迅现实意义的“口是心非”的学者。

　　“一般读者型”包括“从鲁迅作品中正面吸收精神营养”的读者和只为增加知识而读鲁迅作品的读者。后者体会不到鲁迅的价值与意义，而前者却因认识到鲁迅作品的价值而由衷喜欢鲁迅，或把鲁迅作品当作自己所推崇的世界经典，这类读者的不断产生正是鲁迅作品在韩国长销不衰的原因之一。

　　韩国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近百年的历史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鲁迅的影响。考察韩国知识分子受鲁迅影响的不同类型，可以说，其一方面反映了鲁迅与韩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又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世界各地接受鲁迅”的范例。

　　(作者为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