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经验与批判精神——关于鲁迅精神世界意义的思考

　　自从1926年敬隐渔将《阿Q正传》的法译本呈给诺奖得主罗曼·罗兰，而罗曼·罗兰称赞这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创作的作品”之后，鲁迅的研究就开始具有了世界性意义，并且逐渐成为海外汉学中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关注度最高、成就也最为丰硕的论题。但是，对于鲁迅精神的意义与价值，海外汉学的评价却见仁见智，有的时候甚至相差甚远。几年前我曾主持一个学术讲座，讲座者是国内一位精通中西文学的著名学者，他就认为鲁迅的一些社会文明批判的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难以得到西方人的认同，譬如鲁迅在北京女师大事件中所写的《寡妇主义》等杂文，在崇尚绅士风度的英国人那里就是很难理解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文化背景的因素，我在近年来海外汉学的鲁迅研究中隐约感觉到了一种倾向，不少颇有成就的学者力图通过比较、实证的方法，来深入阐释鲁迅创作的文本成就、鲁迅精神结构与知识结构中的世界性质素，似乎只有还原一个与世界文学广泛联系着的纯粹文学家的鲁迅，鲁迅才是一个能够被世界理解和接受的鲁迅，鲁迅研究才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研究。

　　如果这种倾向确实存在，它对鲁迅研究发展趋势可能造成的影响就是值得我们予以深切关注的，尤其是在鲁迅研究本身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关于鲁迅的世界性意义的探讨在国家文化海外交流与传播事务中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重要性的时候。众所周知，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鲁迅是少数几个具有多方面、多领域影响力的历史巨人。他集思想家、文学家、文化批评家、学者于一身，在他涉足过的各个领域内都做出了杰出的建树。但是鲁迅的伟大之处则在于，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纯粹的思想家、文学家或者纯粹的学者，鲁迅的文学创作中有风花雪夜，有闲情逸致，有孺子情怀，但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乃是他始终把自己的生命与中国社会的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他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与文化符号的意义也主要是在这一现实层面展开与延伸。所以鲁迅的意义不仅是文学的，而且是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他的价值不仅是历史的、传统的，而且是现实的、社会存在的。而鲁迅的世界性意义也就在于他为世界提供了一扇了解20世纪中国社会改革的精神窗口。在这扇窗口，可以充分地看到中国现代社会改革的历史要求、民族想象，同时也可以充分地体验到中国现代社会改革的艰难险阻。正如巴尔扎克的小说创作是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代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一样，鲁迅的全部创作也是中国现代社会改革进程的百科全书。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左倾思潮影响下鲁迅研究的机械政治化倾向，鲁迅研究界曾经发出鲁迅研究要“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响亮口号，现在30年时间已经过去，鲁迅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当鲁迅的世界性意义在鲁迅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中越来越被缩减为文学家的历史时空中，我们是否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出“让鲁迅重新回到民族的现实生存中去”的口号，让鲁迅精神和鲁迅研究对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层介入成为中国与世界对话的一种世界性资源呢？

　　回答无疑是肯定的。20世纪中国的社会改革一开始就不是孤立的、封闭的改革，而是具有一种广泛的世界联系中的改革。

　　尤其是整个世纪中有关改革的思想，总是围绕着诸如民族想象、国民信仰、政治文化、都市进程等基本问题，在中西文化思想的激烈碰撞下展开。鲁迅对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改革中的一些基本问题都有过深度的介入，而且这些介入都是在一种世界性的立场上进行的。所以，今天我们建构鲁迅精神的世界性意义，当然要关注这种世界性立场，但对鲁迅这种处于时代巅峰的思想家而言，仅仅关注他的世界性立场是远远不够的，鲁迅同无数现代先进知识分子一样，为了改变民族命运而积极介入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而他与很多现代知识分子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在中国这块文化土壤里诞生出来的一个思想独行者，他从来就是立足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在“当下”这一时间维度上，以自己对于中国民族生存现实的极其个性化的生命体验为基础，来考量、思索和辨析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甚至他在观察中国改革带来的混乱时也曾命名为“中国式”的混乱。所以，鲁迅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贡献乃是他提供了一种极其鲜明的、具有民族本土性和生命个体化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思想，鲁迅思想的世界意义，或者说鲁迅思想作为中西文化对话的重要资源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恰恰是这种世界性立场所依托的在鲁迅个体生命中集聚起来的本土经验。歌德在谈到世界文学的概念时曾经提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命题，但我在此之所以不用“民族经验”，而用“本土经验”来概括鲁迅精神世界性质素的个体基础，就在于“本土经验”是在历史与当下、民族与个体的联系、对立中揭示了鲁迅精神的独特性。从民族本土经验与个体生命体验相熔铸的观点来阐释鲁迅思想在现代中国思想界不可取代的独特性，即使对于海外汉学近来比较流行的认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是想象的历史，民族国家只是存在于知识分子的各种文字记叙中的学术观点，无疑也能给予深刻的理论回应。

　　前些年有些学者机械地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个代表人物胡适与鲁迅对立开来，认为鲁迅代表的是批判精神，胡适代表的是建设理念，而现在已是建设的时代，所以需要的是胡适理念，而不是鲁迅精神。这不仅是对鲁迅与胡适的误读，对时代的误读，也是对20世纪世界文化精神主潮的误读。批判与解构，这是20世纪以来世界文化精神发展的一种主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与胡适都是积极“打鬼”的批判派，只是后期做了大使和中研院长的胡适进入体制，批判的精神有所减弱，而鲁迅本人则毕生都在致力于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这种社会文明批判秉持着的是民众的立场、人本的理念，体现出的是积极介入现实的公共情怀、独立思考的精神原则、以及不惮于做少数派的英雄气度，当然也包括鲁迅在个人信仰上的纯粹性。这种批判精神，可以说上承马克思、尼采，下接萨特、法兰克福学派、德里达，是20世纪中国精神与世界精神主潮的一次成功对接的范例。当前西方文化的发展状况如何，很难一概而论，但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建设，积弊重重，痼疾甚多，仍然需要鲁迅这样的具有纯粹信仰的批判型文化战士来承担社会文化批判的任务，来体现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中坚作用，使民族的发展、社会的建设始终保持一种人本的取向、清醒的精神和理性的态度。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鲁迅精神和鲁迅研究才能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社会改革的窗口，成为中国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文化精神资源。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