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鲁迅十七年

　　从1996年发表解读《阿Q正传》的那篇1.6万字的论文习作《文化断带上的游魂》算起，到今年秋天，我涉足鲁迅研究整整17年了。这已接近鲁迅从《狂人日记》开始的白话文学写作生涯的全部时长。但在了解、认识和研究鲁迅方面，过去这17年，对我来说，至多只是经历了登堂入室前后的几步胡乱摸索。

　　与许多前辈一样，我最初闯进鲁迅研究领域，不仅偶然，而且懵懂，与其说是出于自己的觉悟，不如说更多地是为了模仿和追随。所模仿和追随者，当然不是那会儿即便在文坛和学界的很多角落，都已经走得很远的鲁迅本人，而是近在身边的鲁迅研究名家：为我们连开几门课的王富仁老师、时时出现在讲座和答辩会上的钱理群老师。今天再看，王老师和钱老师他们，在鲁迅研究史上，其实仍是“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一代。贯穿在他们的表达和思考中的那种沧桑感、沉重感和宏阔感，在他们那里已经有了最好的形式和效果，用不着也不可能由谁来模仿和追随。

　　意识到这一层，是在我自己尝试写鲁迅研究论文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鲁迅和鲁迅作品本身的困惑所在和兴趣所向，无法叠合进自己想要模仿和追随的几位老师惯用的论述框架内。在那样的论述框架里，鲁迅的伟大和崇高，已毋庸置疑、无需求证，要推究勘定的，是鲁迅具体在怎样的意义或维度上成就了他的伟大和崇高。而对我这辈人来说，鲁迅其人其文的伟大和崇高，还是一个必须靠我们自己并且用我们自己信得过的方法来重做验证的新命题。

　　1997年，我离开鲁迅生活过14年的北京，来到鲁迅文学生涯最后10年历史现场的所在地上海，攻读博士学位。这年秋冬，我平生头一次一字不落地逐卷细读了《鲁迅全集》，并且做了系统的笔记。这一时期，我未能在自己的专业方向当代文学之外，再听到鲁迅研究的专题课和专门讲座，却有幸多次蒙王晓明老师召唤，到丽娃河畔的华师大文科楼中文系和巨鹿路的作协小洋楼底层会议室，参加主题非关鲁迅、气氛却颇似我想象中的鲁迅时代的文青聚会的研讨。在这种场合，晓明老师竭力启发并且殷切期待年轻朋友们踊跃发言的神情，每每使我想起北京《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烟雾缭绕之中的王世家先生。

　　身为历史人物的鲁迅，如果还确实不曾被岁月的流沙所淹没，那么，一定是我们眼前的现实世界里还存留着一片空间，需要和他极其相似的某种文思风范、为人做派和精神气质来释放光亮、播撒温暖。借着这不期而至的光亮和温暖，我在上海写出了自己的第二篇鲁迅研究习作、2.8万字的《〈狂人日记〉与中国现代人格的生成》，也开始关注王元化先生从反思“意图伦理”的角度重审五四、张灏先生对五四思潮的两歧取向予以剖析等鲁迅研究的周边学术动态。鹿鸣书店新上架的两本书，乐黛云先生主编的《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和李欧梵著、尹慧珉译的《铁屋中的呐喊》，也被我买来细读再三。从这些阅读中，我清晰地看到了一个不同于我此前认识的新的鲁迅形象。他不再耸立于单纯仰望的视域中，因此也不再显得那么巍峨、轩昂。但他在一种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等位对观的新的感知视角下，焕发出了比刻板僵硬的巍峨、轩昂，比辉煌庄严的伟大、崇高，都亲切得多、生动得多、也可信得多的活力和激情。

　　2000年，我自复旦毕业重返北师大从事博士后研究，终于得到机会，第一次把自己的专业思考和写作聚焦于鲁迅研究。在王富仁老师的鼓励下，我选定了鲁迅杂文的课题。这时，鲁迅杂文已经比鲁迅小说让我更感疑惑和更急于一探究竟。杂文不是鲁迅的全部，但不理解鲁迅的杂文，也就谈不上理解鲁迅。而要理解鲁迅杂文，重要的是把握它完整的肌体和脉络，绝不能止于搜寻吉光片羽或紧盯一鳞半爪。两年时光，匆促飞去，刚够我这准备一网打尽、涸泽而渔的鲁迅杂文研究铺开场地、摆下阵势。第一阶段历时性的鲁迅杂文细读，帮助我依稀辨识出了鲁迅从留日时期到新青年时期，再到五四、女师大风潮、五卅和三一八时期，面向人生、社会和文学的多重困扰和多重追求，及其思想、情感和文体上发生的一连串复杂变化的重要印记。

　　为把这些心得充实、完善成可供学界同好共同切磋的严整形式，我费了好几年工夫，陆续整理发表了约10万字的系列论文，但总还是觉得言不尽意、力有未及。此后我读写思考的重心，落在了之前研究的遗留问题和相关知识空白上，比如鲁迅辑校古籍、鲁迅留日期间的文言译作、鲁迅书信、鲁迅译文序跋、鲁迅著作和译述中的域外因素。这都是我以往不很熟悉的领域。所幸的是，张梦阳、赵京华、李冬木、张钊贻等老师的一系列著作和不经意中的指点，给了我雪中送炭似的帮助。近来我写的几篇有关《伤逝》《朝花夕拾》以及鲁迅后期杂文与鲁迅和尼采的论文，反映的正是这方面的一些初步收获。

　　就在这效率低得仿佛磨洋工的劳作中，跨过“四十而不惑”之年的我，却常会不由自主地怀疑，自己的鲁迅研究是否已在一不留神之际走了没出息的“老路”或者剑走偏锋的“邪路”。可有时转念想想，我这自我怀疑八成也是多余。在当今这个所有的鲁迅同时代人都已凋零殆尽的、真正的后鲁迅时代，和鲁迅对话、拿着鲁迅说事，不早已成了一种公共的话语权利了么？在这样的年代，对我们这些读熟了《鲁迅全集》和鲁迅史料的人来说，坚守住自己实事求是的学术品质底线，不跟风，不起哄，不为形形色色的消费鲁迅的八卦和花边站脚助威，更不从中捞油水，只为自己认得准、信得过、靠得住的鲁迅说话，兴许这就是一条对得起鲁迅、也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读者的堂堂正正之道。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