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的文学属性与世界地位

　　一

　　鲁迅杂文的文学属性问题，是鲁迅研究的学术疑难之一。长期以来，一些论者竭力排除鲁迅杂文的文学属性，将其拒之于文学殿堂之外，从而贬低了鲁迅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很多鲁迅研究家一直都在殚精竭虑、苦心解疑，努力从“文艺性的论文”、“理论的形象化”、“理趣”、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社会相”类型形象、“情、理、趣的融合”、情感态度、艺术特质、艺术构思等多种角度阐释和概括鲁迅杂文的文学属性。经过几代学者的探讨，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是，一种文体的出现与形成，绝非一个国度或民族独具的孤立现象，而是内隐着深层的人类文化学机制，带有人类的普遍规律。人类的一切表达形式、交流方式在文学当中无不可以找出自己相应的类别。文体的发生与演变折射着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人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模式与表达手段。文学中的各种文体，说到底，是人类在各种环境中不同生存状态的审美呈现，情感心态的表现形式，生命体验的物化形态，为了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和交流不同的思想情感而形成的不同的话语秩序与文本体式。所以，考察某种文体的属性与特征时，不能仅限于一个国度或民族的狭窄范围，而应作一次人类学的回归，在不同国度的文学比较、文体辨析中寻觅某种文体发生与发展、形成与演变的共性与差异，从文体发生学的人类学根源上阐释、分析某种文体的属性及其文化意味。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疑。

　　因此，对鲁迅杂文文学属性的考察，应该拓展视野、抓住根本，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从不同国度相类似的杂文文体的比较研究中解决内含的学术疑难。

　　在世界散文史上，中国散文、英国随笔、日本小品堪称三座高峰。特别是英国随笔，公认为英国文学的瑰宝，文学殿堂的珍品，文学属性无可置疑。而排除鲁迅杂文文学属性的论者，又多是英国文学造诣颇深、非常推崇英国随笔的人士。如果以英国随笔这一文体出现、发展、形成、演变的历史及其文学属性、艺术特征作为参照系，对鲁迅杂文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将会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其论证也会富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二

　　人类的行为是符号行为；符号行为是属人的行为。符号就是人性之全体。以符号学的人类文化学眼光观察文学艺术史上的文体演变，就会得出这样的看法：文体作为按照一定的话语秩序形成的文本体式，实质上是人类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中为了表达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互相进行交流，而从事的一种符号的编码方法与体式。这种编码活动，扎根于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精神需求，蕴含丰富的文化意味，反映出作者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心理状态、思维方法和其它社会内涵、时代精神。因而，特定文体编码活动的最后操纵者，是所处时代的总体文化背景。一旦时代环境发生变化，既定的文体范型与语言体式就会与时代精神、社会心态失去对应性，产生矛盾与悖逆。于是，旧体难出新意，遁而作他体，文体的符号编码活动就必然出现变革，产生新的文体范型与语言体式。

　　英国随笔和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杂文，都是各自历史时代文化母体中孕育出的骄子。

　　英国早期散文受到古罗马拉丁散文风格的重大影响，到了16世纪，尚不能摆脱西塞罗式与色尼加式的古典模式，艰涩吃力、穷蹙紧迫，特别是大多英国散文家所学习的西塞罗式，讲究对仗，雕琢音韵，“追求词语过于内容”(培根语)，完全不能适应实际表达的需要。     

　　这时，一股清风吹进了英国散文文苑。17世纪初，随笔文体的鼻祖——蒙田的《Essais》被译成英文，引入英国，冲击了古罗马拉丁散文的僵化模式，给英国散文注入了活力。这种活力，绝不仅仅表现在文体形式方面，最主要的是体现为一种自由人格，一种抒写个性的人文主义思想。从一起始，随笔这种自由文体就是作为人类自由思想的载体而出现的，是人类在自由的生存环境中自由表达自身感受与生命体验的一种文学符号的编码方式与话语体式。

　　英国第一个写作随笔的，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培根。1597年，即蒙田首次刊行《Essais》之后17年，其英译本问世之前6年，培根在英国第一次以《Essays》为书名出版了他的论说文集。培根的随笔，探究人生，谈论哲理，论证严密，简约、隽永，但是由于官吏身份的束缚与思想、人格的局限，使他并未能汲取蒙田的精髓，以开放、自适的文体从容表达坦诚、率真的思想。所以，有人不把培根当作英国随笔的开山。

　　开英国社会批评随笔先河的杰作，其实应是大诗人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此论气格高迈，文字庄严，侃侃而谈，雄辩有力，颇有杂文味道。这篇文章没有出自散文家之手，而竟是一位诗人所作，也未见有什么参照。透过这个现象，可以证明这样的论点：不同的文体是人类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所采取的不同的表达方式与文本体式，具有诗人气质与才情的人，在受压迫而又不便直说的环境中以政论方式表达情感时，就可能赋予政论以诗的素质，采取一种政论与诗交融的变体形态与杂糅形式。

　　这种变体形态与杂糅形式要成气候，造声势，就必须有物质载体与传播工具——报刊。英国随笔正是伴随报刊文学的兴起而盛行的。

　　1704年，《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著名作家笛福创办了英国近代第一份期刊《评论报》。此后，为适应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运动的需要，定期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最著名的是斯梯尔创办的《闲话报》以及斯梯尔与艾狄生合办的《旁观者》报。报上的文章大多数是两位办报者写的，艾狄生写得多些，散文艺术也优于斯梯尔。他们就像在伦敦咖啡馆里与绅士们谈闲天那样，用悠闲的絮谈笔法，冷眼观潮的“旁观者”身份，议论时事，评说社会，大到宇宙万物，小至个人细节，无所不谈，没有顾忌。用艾狄生自己的话说，是要“使教育有趣，消遣有用”，“用才智活跃道德，用道德陶冶才智”，以议论为主，夹以写人、叙事、绘景、抒情，使随笔这一自由文体趋向成熟。因此，许多英国随笔选本是以《闲话报》与《旁观者》报上的文章为开端的。

　　不久，出现了一位继往开来、起枢纽作用的大家——创作《格利佛游记》、即《小人国与大人国》的斯威夫特。无论是在性格、气质，还是在文学风格上，斯威夫特与鲁迅这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相距甚远的作家都息息相通，极为相近。五四时代由周作人翻译的斯威夫特名篇《育婴刍议》，针对爱尔兰穷人儿女过多而又无力养育的迫切问题，模仿当时一些献策者的口吻，温文尔雅、娓娓动听地提出了一个小小的建议：把爱尔兰穷人的婴孩儿，除“留种”者外，一律卖给英国地主贵妇做餐桌上的食物！文雅的外衣裹的竟是这样无比残酷的建议！这种惊世骇俗、极为厉害的反讽与冷嘲，从反面证明：爱尔兰地主和他们的英国主子们是真正的“吃人”者！这和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把4000年历史概括为“吃人”一样，是作家对剥削制度进行长期深刻观察之后，向剥削者发出的“诛心之论”。斯威夫特的《扫帚把上的沉思》《各种题目随想》等等，往往能够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物件生发出一大篇富于哲理的议论，由小见大，诙谐、冷峻，颇有杂文味道。他的思想的尖锐性与艺术的高超性，在艾狄生之上，而直承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的优秀秉赋，进一步证实：这类尖锐、泼辣的杂文、随笔，实在是兼备哲理与诗情的才人，在专制重压下进行抗争的文学变体。国度虽然不同，文道却是相同的。所以，鲁迅在《小杂感》中引用了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的格言：“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

　　18世纪后半叶，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与疆界的扩张，英国随笔家的视野更加拓展。哥尔斯密已经不像艾狄生那样仅仅是咖啡馆里的“旁观者”，而是以“世界公民”的眼光观照英国社会生活，因而文体也随之自由舒展，洒脱有趣，遣词精当，感情真挚。如深谙英国随笔的中国现代散文家梁遇春所说：他的代表作《世界公民》“不单是洋溢着真情同仁爱，并且是珠圆玉润的文章”，令人“百读不厌”。

　　然而，已经大为开扩的文体模式，仍然容纳不下新思想新感情的狂潮。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欧洲，震荡着英国，进入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如春潮般汹涌澎湃，英国随笔发展到颠峰状态，节制与匀称让位于感情泛滥与慷慨放言，句子短了，韵律急促了，文章却长了，春水也似滔滔不绝，刊登在比报纸容量大得多的杂志上，手笔可以大为伸展。这时出现了浪漫派四大随笔家：兰姆、赫兹里特、李·亨特、德·昆西。他们心胸豁达开放，想象之翼自由驰骋，再也不愿拘泥于任何封闭式的文体模式，怎么有利于抒发自由民主的思想感情就怎么写，开创出从容自如的新文体。他们的读者群，也由绅士阶层转为中下层的社会平民和普通人。

　　总之，英国随笔这种自由文体产生的外部条件有三点：第一是时代环境，需要政治的松动与思想的解放，如周作人所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第二是物质载体，需要有报刊等现代传播工具。第三是读者对象，需要有读者群，读者的层次与性质决定了文章的气格与体式。

　　而这三点，也正是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杂文产生的外部条件：第一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催生与宣传新思想的需要；第二是《新青年》等报刊的创办；第三是青年知识分子读者群的需求。

　　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其一是英国随笔从17世纪到19世纪经历了200年的漫长缓进过程，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杂文却是在五四前后三四年间迅速形成的。其二是英国随笔的主要读者对象是英国绅士，最低也是都城市民，所以主要倾向是温文尔雅、“费厄泼赖”；鲁迅杂文的主要读者对象是进步青年，以激烈抨击黑暗现实为主，反对“费厄泼赖”的绅士风度。社会环境与读者情趣不同，正是鲁迅反对把中国的小品文写成英国式论文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有这些不同，却都离不开这样一条规律：文体编码活动的最后操纵者，是所处时代的总体文化背景。

　　三

　　一种文体的产生，除了外部条件之外，还有文体自身运动的原因，要具备适宜的民族气质的陶冶与文学土壤的培育，经历长期的积累与演化。

　　为什么蒙田的随笔在法国本土没有繁衍滋长，反而在英国的文苑中开花结果呢？这与英国人的民族气质、思维方式、生活脾性有关。英国人不像德国人那样好建立庞大的体系、作系统化的高论大著，也不像法国人那样热情奔放、爱写江河般汹涌恣肆的长诗浩歌，他们往往随随便便、悠闲自得，在咖啡馆里慢饮着一杯咖啡，就一事一物发发议论，时不时闪烁幽默与睿智的光彩，而这正与随笔这种自由文体的特性相合。于是，人文相得，互促互进，自然结出硕果了。

　　英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恰恰与中国人有相通之处。巴人在《论鲁迅的杂文》一书中这样概括“中国学者文人的思维法则的直觉性质”：“一、抽象思维的学术文字极少。思想大都为适应外物而发。二、偶有若干抽象的思维，但是片段的另碎的，不能融会贯通，自制一哲学体系。三、思想之表现形式，大多为偶感性质的记述；因之，又极注重于文辞藻饰。”所以，中国文化传统的表现形式以散文为主，运用的“是那种现实性、感应性、形象性的手法”，而鲁迅为了促发民族的觉醒，也只有继承这种手法，“以自己的前进见地应于外物而有所感悟的片言只语，去感悟他们，使他们前进”。这正是鲁迅杂文这一文体产生的民族文化根源。

　　中国的散文传统更加源远流长，重在抒写个性、表现自我的随笔式自由文体的形成也更为艰难缓慢。从现有材料看，3000年以前写于商代的《尚书·盘庚》等篇章就已是最初的散文。以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汉初司马迁的“史家之绝唱”，魏晋时期的清峻文章，一直到唐宋八大家的传世杰作，都是上乘的散文。然而似乎都摆着架子，拘着套式，纵然到了宋代，出现了苏东坡等人的随意小品，却总不能成气候。经历2000余年的曲曲折折，到了17世纪上叶，才在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催促中，涌现出公安、竟陵派小品，成为文坛主流。晚明小品作家们，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冲溃了模拟古人的陈腐樊篱，吹来一股清新之气。试与19世纪出现在英国的浪漫派随笔作一番比较，就会发现中国晚明小品与英国浪漫派随笔这两种不同国度、不同时代、毫无关联的文学现象之间，在文体运动内在机制中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在人的觉醒、自我意识复苏的思想运作中实现了文体的舒展解放、自由随意。

　　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当经历了清代的严厉镇压与残酷统治，文人思想僵化凝固时，重在抒写个性、表现自我的随笔式自由文体也就随即灭绝了。直到20世纪10年代五四文学革命爆发，思想解放的洪流冲决了古文的禁锢，实现了白话文的语言体式变革与人的自我意识的复苏、觉醒，这种随笔式自由文体才应运重生。

　　所以，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杂文，与英国随笔一样，都是外部在条件与内部机制共趋成熟的情况下，适应本国的民族气质与文学积累应运而生的一种特殊文体。

　　四

　　总之，英国随笔的第一特质是说理，是思想者的识见，属于一种论文。然而，其中所要表达的识见是个人的，而非公事的；是片段的，而非系统性的；是个性化的，而非公式型的；是为了与读者进行交流，而非旨在教训。因而，作者须“以个性化的坦诚的态度面对他们的题材和读者，抱以随便的亲密的态度，关心日常生活的样式和伦理，倾注个人的感情和经验。”也就是说汲取趣味性、形象性、抒情性等文学性质，以使得群众便于接受自己的思想和识见。所以，随笔是一种多类文体交叉、渗透而成的特殊文体，一种理论与文学杂交的变体形态与杂糅形式，是人类进入近代、自我意识觉醒时为了自如地表达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自由地互相交流而采取的一种个性化的符号编码方式与随意性的文学写作体例。它应该算是文学作品，但是属于文学中的亚类，其文学属性主要表现为理趣。

　　虽然鲁迅一再表示他对英国随笔是外行，仍然通过日文翻译，对essay作了极为精彩的介绍：“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在essay，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其兴味全在于人格底调子(personal note)。”这段名言译自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堪称对英国随笔特征作了最为精辟的概括。

　　无法否认essay与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杂文属于相近的文体。试以英国文坛对英国随笔的界定衡量鲁迅杂文，其文学属性就会是不言而喻的了：鲁迅杂文毫无疑义是“以个性化的坦诚态度面对他们的题材和读者”的，是“抱以随便的亲密的态度，关心日常生活的样式和伦理，倾注个人的感情和经验”的，是汲取趣味性、形象性、抒情性等文学性质，主要以理趣体现其文学属性的。

　　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同是一种理论与文学杂交的变体形态与杂糅形式，是人类进入近代、自我意识觉醒时为了自如地表达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自由地互相交流而采取的一种个性化的符号编码方式与随意性的文学写作体例。

　　五

　　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共同性质，决定了二者在文体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共同规律与共同特征，呈现出五个特点：闲、随、杂、散、曲。

　　闲。蒙田和英国随笔家们都爱自称“闲人”，甚至赞美“懒惰”，颂扬“流浪汉”，宛若遗世独立、超然物外的闲云野鹤。蒙田在《自画像》中坦然宣称：“我性爱悠闲，而且十分喜欢无拘无束，我是有心要这样做的。”他的随笔集的宗旨就是“闲话家常，抒写情怀”。在人们的印象中，鲁迅是最赞成勤奋的，他一定反对“闲”吧？恰恰相反，鲁迅对这种“闲”是非常肯定的。他在《忽然想到(二)》中说道：“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这一思想是贯穿鲁迅毕生的。所以，这种“闲”，正是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相通的精义所在。正因为如此，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杂文的“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特征，与蒙田随笔“闲话家常，抒写情怀”的特色不谋而合。

　　随。既为“闲人”，就必随意。蒙田的随笔，随意挥洒，信马由缰，旁征博引，澎湃无涯。英国随笔家们也是越写越随便，越自如，越得随笔之妙谛。鲁迅是非常注意这个特征的。他在《〈自选集〉自序》中自称是“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在《怎么写》中又强调说：“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     

　　杂。鲁迅把Essays of Elia译为《伊里亚杂笔》，表现了他对“杂”的钟爱。而这也正与兰姆相合，兰姆极喜爱杂著，视17世纪上半叶的两部奇书——伯尔顿的《忧郁的剖析》和勃朗的《一个医生的宗教观》为“枕中之秘”，潜心学习。伯尔顿是一位牧师，他原计划写一部分析治疗忧郁症的医学论著，结果旁征博引、杂收并蓄，写成了一部富有文学趣味、广博知识和深刻哲理的随笔体杂著。布朗是一位医生，有科学知识，又充满诗人的想象，经常冥想死亡与身后的问题，因而也把《一个医生的宗教观》写成了一部奇特的杂著。兰姆喜爱的其他杂著还有沃尔顿的《垂钓全书》，书中有各种钓鱼的知识，还穿插着歌谣和小故事以及关于河流、河边旅店、各种人物的描写，文字清澈、畅达如汩汩流水，所采取的对话体也令人感到自然、亲切。这种“杂色”是随意性文体到达很高境界时所呈现出的一种特色。鲁迅杂文是具有这种“杂色”的：是一种文体的“杂”，以论为灵魂，而杂糅进诗、小说、戏剧等多种文体的素质；是一种内容的“杂”，上至宇宙，小至苍蝇，东拉西扯，无所不谈；是一种色调的“杂”，赤、橙、黄、绿、青、蓝、紫，浓烈的，淡雅的，鲜明的，阴暗的，形形色色，驳杂搭配，而自成一体、别具一格。失去了这种“杂”，也就失去了随意性文体的本色，这是这种特殊文体的特殊需要。

　　散。“闲人”随意杂谈的文章，自然会是“散”的。不仅形散，而且神也散。只有神散了，才能自然呈现形态上的散。如果只从形式上求散，神髓却促迫拘谨，放不开，散不来，就只能是东施效颦，适得其反。钱谷融先生认为散文的“散”字，可以解为散淡的“散”，并以《空城计》中诸葛亮的一句唱词作为诠释：“我本是卧龙冈散淡的人。”这算是抓住了散文的真义。鲁迅有时给人以横眉立目、剑拔弩张的错觉，其实他的杂文、特别是那些最为优秀的篇章，例如前期的《论雷峰塔的倒掉》《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杂忆》等，后期的《病后杂谈》《我的第一个师父》《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女吊》等，都透出一种悠远、深沉的散淡美，于不经意中谈出深刻的哲理。与那些离得过近、说得过碎的《华盖集》中的某些篇章相比，要升华多了。

　　曲。金圣叹有言：“文章之妙，无过曲折。诚得百曲、千曲、万曲，百折、千折、万折之文，我纵心寻其起尽，以自容与其间，斯真天天之至乐也。”随意性文体虽然随意、散淡，却绝不可直陋，须在曲折表达方面下刻意的功夫。《蒙田》传记的作者P。博克说道：“像佛洛依德那样，蒙田把自己看成一个孤独的自我探索者，是一个‘充满荆棘之路的开拓者’，是进入‘曲折坎坷的心灵和探入内心的黑暗深处’的先锋。”鲁迅的杂文更是极尽“曲笔”之妙，他反复强调杂文造语“须曲折”，自己的文章就沉郁顿挫、吞吐抑扬、迭宕多姿。特别是临终前不久写的《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等，更是迂徐阐缓、顿挫有致，令人产生“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之感。“看似寻常最奇倔，成如容易却艰辛。”   

　　六

　　散文作为人类自由表达识见和情感的随意性文体，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股分流：一股是“评他”，即鲁迅所说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触角主要伸向外宇宙，从而延伸为杂文；一股是“述己”，即主要侧重叙说自己的人生体验、抒发个人的思想感情，触角主要伸向内宇宙，从而发展为正宗的艺术散文或抒情小品；一股是“诗化”，更多地汲取诗的素质，但又不押韵，保持散文的语言体式，形成为散文诗。当然，这三股分流并不是绝对的，时有相互的交叉与渗透，但是以一股为主。鲁迅不愧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体家，在散文的三股分流中都起到了开创作用，并都创造出了极品：“评他”的杂文有堪称史诗的十四本杂文集及其补遗在，不必多言；“述己”的艺术散文有《呐喊·自序》《朝花夕拾》诸篇和晚年拟题为“夜记”的《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等焕发着恒久的魅力；“诗化”的散文诗，则一本《野草》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在世界散文史上，有哪一位作家能有鲁迅这样的成就，能对本民族和全人类的灵魂有如此深广的影响呢？

　　称鲁迅为世界散文史上的第一大家，当是没有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