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宣传鲁迅

　　从1989年8月至2008年10月，在这20年间，我曾经前后6次到台湾，而这6次都以学术交流为主要目的。还需要补充说明的，除2008年我最后一次到台湾发表的是有关林语堂的论文之外，其余5次都以宣传鲁迅为主要内容。我所说的“宣传”，是“说明”“讲解”的意思，“传播”、“传扬”的意思。

　　我到台湾宣传鲁迅有三个优势：一，我长期以鲁迅研究为职业；二，我在台湾有亲友，来去比一般大陆民众方便；三，此前我对台湾的鲁迅研究状况有所了解，因此在台湾宣传鲁迅针对性比较强。早在1987年鲁迅诞生100周年之际，我就在北京作过题为《港台鲁迅研究状况》的学术报告。1982年7月，我又在中国鲁迅研究会在烟台举办的鲁迅讲习班作过同样内容的报告。这篇讲稿后来收进了19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拙作《鲁迅史实求真录》。

　　值得庆幸的是，1989年我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就随身携带了一部《鲁迅语录》(5卷本)的书稿。内容是：一，谈文论艺；二，创作自述；三，人物评估；四，华夏剖析；五，人生品味。很快，这部语录就由台湾天元出版社出版了。天元出版社当时还挂了另外两块牌子：李敖出版社、孩子王出版社。天元出版社社长叫苏荣泉，但大股东估计是李敖。天元出版社主动要求出版这套《鲁迅语录》，是希望跟他们此前出版的《李敖语录》配套。他们认为，鲁迅和李敖都是社会批判者，是都市丛林中勇敢无畏的斗士。考虑到市场销路，这部《鲁迅语录》只印出了4个分册，但仍按5个分册结清稿酬。1991年，我又在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了《青少年鲁迅读本》，作为《中国现代作家读本》丛书的第一部。这本书的篇目由我选定，导读文学多由我的大学同窗好友杜学忠教授撰写。在台湾解严初期，这4个分册的《鲁迅语录》和一本《青少年鲁迅读本》，对于普及鲁迅多少总会发挥一点作用吧。

　　我在台湾宣传鲁迅，主要对象是大学生。从1987年7月台湾宣布解除“戒严令”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一度对引进或介绍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作品表现出较大的热情。3种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几乎同时在台湾推出即为一例。台湾的很多高校也定期安排学术讲座，内容包括介绍“五四”新文学。通过朋友辗转推荐，我几乎在台湾所有名校都发表过关于鲁迅的讲演，如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高雄师范大学、台南师范学院、台东师范学院、中正大学、空中大学、东吴大学……我还在东吴大学讲授过关于左联的课程。我无法判断这些讲座取得了什么实际效果，但能感受到的是每次现场气氛都比较好。除了去高校，我还在台湾一些县市的社教馆、文化馆、中学乃至社区沙龙宣讲过鲁迅。听众包括了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人，他们对我的宣讲都颇感兴趣。

　　最正规的学术交流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进行的。时间记不清了，但讲演稿一字不易地刊登在1990年文哲所出版的《中国文哲研究》第3卷第1期。那时文哲所所长叫戴琏璋，台湾师大毕业生，是许世瑛教授的弟子。许世瑛是鲁迅挚友许寿裳的长子，而鲁迅又是许世瑛的开蒙老师，所以戴所长称鲁迅为“太老师”。根据我涉猎的资料，台湾对鲁迅有一种流行看法，即认为鲁迅在大陆一直被神化；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都采取了粗暴的否定态度；鲁迅的杂文都是骂人的文章，算不上是文学；鲁迅1927年之后左倾是因为领袖欲旺盛，令人痛惜。针对这些看法，我有选择性地讲了4个问题：一，关于神化鲁迅和贬损鲁迅；二，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对国民性的解剖；三，鲁迅杂文究竟算不算文学？四，鲁迅为什么会向左转？我认为我的讲话虽然不见得如何深刻，但完全是学理性的；台湾学者对我的讲话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1991年是鲁迅诞生110周年，我在台湾《中国论坛》第31卷第8期发表了一篇《坍塌的堤防—鲁迅著作在台湾》，也被一些台湾和日本的研究者引用。

　　(作者为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