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台传播九十年

　　20世纪20年代，鲁迅文学与思想开始在东亚地区传播并产生影响。1936年鲁迅逝世以来，对鲁迅的阐释更成为东亚知识界进行对话的基本方式之一，鲁迅思想遗产也成为东亚地区公认的思想资源。迄今为止，鲁迅文学与思想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传播、接受也已走过整整90年的历程。但是，台湾所提供的丰富的“鲁迅经验”及其可能引发的思考，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将简略勾画这一历史过程。

　　一、日据时期(1923-1945)：从“文学家鲁迅”到“左翼鲁迅”

　　1923年，许乃昌在《台湾民报》发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首次向台湾文坛提起了鲁迅这个名字，此后又有张我军、蔡孝乾等将鲁迅作为新文学的重要作家进行介绍。鲁迅作品及译作成为台湾新文学初创期白话文的典范和文学创作的模仿对象，赖和、张我军、杨守愚等人的创作都受到鲁迅的影响。通过对鲁迅作品的转载及张我军、张秀哲、张深切等在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与鲁迅的接触，台湾接收了鲁迅同情“弱小民族”的思想讯息，鼓舞了他们的反殖民文化活动。

　　1928年到1945年间，台湾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接收鲁迅的讯息、阅读鲁迅的作品。1930年以后，山上正义、日高清磨瑳和增田涉等人相继在台湾发表文章介绍左翼鲁迅的形象，直接促成叶荣钟等台湾知识分子鲁迅观的转变。台湾左翼作家也与鲁迅弟子胡风、萧军等人发生精神联系。如1935年，胡风将杨逵的《送报夫》译成中文在大陆发表，并送给鲁迅阅读；1937年6月，杨逵在日本获得萧军的《第三代》，阅读后深受感动，表明台湾知识分子与鲁迅的思想、精神联系进一步加深。通过黄得时、王诗琅发表于1936年鲁迅逝世时的文章和龙瑛宗发表于“皇民化”运动之后的文章可以看出，台湾文坛已经从前期只关注鲁迅的小说转向对鲁迅更具思想与战斗性的杂文的关注，对鲁迅的认知也从“文学家”而进入更深层次的“思想家”的层面。鲁迅也因此成为台湾知识分子反殖民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并为光复初期台湾爆发的“鲁迅风潮”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光复初期(1945-1949)：

　　鲁迅“战斗精神”的更迭演进

　　1945年，早年在大陆与鲁迅有过间接交往的林金波就表示希望在台湾发扬鲁迅的精神。从1946年开始，大批大陆左翼文化人来到台湾，与台湾文化人共同掀起了纪念和学习鲁迅的高潮，形成台湾现代文化史上罕见的“鲁迅风潮”。这一时期，鲁迅“战斗精神”成为两岸左翼知识分子共同对抗黑暗现实、反抗国民党官僚统治的思想武器。鲁迅的好友许寿裳为传播祖国文化、重申“五四精神”，也以鲁迅为启蒙的旗帜，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传播到台湾。

　　然而，由于“二二八”事件和许寿裳遇害事件打击了进步人士的文化活动，导致原来宣传鲁迅的刊物停办或转型，原先宣传鲁迅的文化人有的逃离台湾(李何林、李霁野等)，有的入狱(杨逵)或死于“白色恐怖”(黄荣灿、蓝明谷等)，有的转而从事学术研究(台静农、黎烈文)。此后，鲁迅的名字在台湾文坛消失。不过，潜入“地下”的进步知识分子却策略性地开辟了鲁迅传播的新空间。1948-1949年间，阿Q的形象以不同的方式集中出现于报纸副刊上；同时，一些报纸上批判社会现实的文章，也在在显示着鲁迅的深刻影响。这表明台湾知识分子仍然在隐秘战线上坚持鲁迅的战斗精神。1950年以后，“反鲁”的文化宣传因应政治的需要系统性地展开，从此，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论述被迫转入地下。钟理和这一时期的日记，也为这一过程做了历史的见证。

　　三、“戒严”时期(1949-1987)：

　　鲁迅接受的“三色光谱”

　　1949年迁台之后，国民党当局全面查禁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品，出现了郑学稼、刘心皇、苏雪林等立足于国民党反共立场的鲁迅论述，形成延续30余年的国民党文人有系统、有计划地批判鲁迅的风潮。其中苏雪林的“反鲁”言论堪为“内战-冷战”交叠构造之下台湾“反鲁论述”之典型。

　　夏济安等人创办于1956年的《文学杂志》，成为集结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文人群体的主要阵地。尽管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立场上的鲁迅评价无法对抗主流的“反鲁论述”，但在夏济安、夏志清兄弟影响下，台湾旅美学者林毓生、李欧梵、王德威等在海外进行鲁迅研究，形成颇具学术影响力的“自由人文主义”立场上的鲁迅论述。不过，这一流脉仍未能跳出“冷战”思维的限制。比如，夏志清的鲁迅研究之所以能够在1970年代之后的台湾流行，乃根源于其内隐的“冷战”结构与同样由“冷战”意识形态操控的台湾反共文化政策的内在契合。

　　鲁迅批判精神在 “地下”阅读中进入了台湾知识青年的思想世界。对鲁迅的查禁封锁了“文学的恶声”，但这种封锁也加深了鲁迅所象征的批判性意义。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和乡土文学论战中所展示出的批判性视野，显示了青年作家对“反共”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的突围。在此背景下，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以及后来被围剿的乡土文学，一方面呈现出对卑微弱小者的关怀，另一方面又延续和深化了鲁迅所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的固有主题。

　　四、“解严”以来(1987-2010)：

　　重新进入鲁迅的世界

　　到1980年代初，报刊上开始出现关于鲁迅的讨论，鲁迅作品亦在半公开状态中进行着大规模的流通。1989年，唐山、谷风和风云时代三家出版社同时推出三套《鲁迅全集》，引发了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成果在台出版的热潮。图书馆被封存的书籍开放给读者借阅，报刊杂志也以各种方式宣传鲁迅。呈现出鲁迅传播规模的扩大化和对鲁迅理解的多元化态势。紧接着，学术界开始对鲁迅进行学理性的研究，尽管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我们仍然期待台湾学术界能够以台湾独特的“鲁迅经验”为出发点，通过与东亚其他地区的鲁迅研究的对话而开辟一条全新的鲁迅研究路径。

　　然而，台湾在历经数十年对鲁迅的禁绝后如何重新进入鲁迅的世界，成为挑战思想界的难题。进入新世纪以来，陈光兴、赵刚等“左派”学者以鲁迅思想遗产重新观照台湾文化议题的探索，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们希望将鲁迅精神融入台湾的知识、文化气氛中，并借此改变台湾学术思想向来只能仰赖欧美思想界的困境，体现了台湾知识者借助鲁迅思想遗产在知识生产领域抵抗文化殖民的努力。这既是对台湾“鲁迅经验”中反殖民传统的继承，也是对陈映真那一代人在超越“冷战”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接受鲁迅批判精神、在“第三世界”视野下与鲁迅“弱小民族论”对接后的社会实践思路的进一步发展。可见，鲁迅思想遗产有可能在当代台湾语境中得到激活，进而形成新的思想生长点，并为台湾社会的发展提供持续而有效的精神动力。   

　　(作者任教闽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