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鲁迅的相遇

　　我最近参加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的鲁迅研讨会，谈到许寿裳1946年至1948年间在台湾宣扬传播鲁迅的情况。许寿裳与鲁迅的交情，正如他说的：“我和鲁迅生平有35年的友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东京订交的时候，便有缟带纻衣之情，从此互相关怀，不异于骨肉。”许寿裳又说：“鲁迅之丧，我在北平，不能像汉朝范式的素车白马，不远千里地奔张劭之丧，一直迟到寒假，才得回南，至上海万国公墓中鲁迅墓地，献花圈以申‘生刍一束’之忱，归途成了一首《哭鲁迅墓》，诗如下：‘身后万民同雪涕，生前孤剑独冲锋。丹心浩气终黄土，长夜凭谁叩晓钟。’”正因如此，许寿裳应当时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陈仪之邀于1946年6月25日抵达台北，并接掌台湾省编译馆馆长。至1948年2月18日深夜，在台北市和平东路青田街6号住宅遇害。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他极力地宣扬鲁迅，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后又结集成《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一书发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不仅如此，每当有人邀请许寿裳去做讲演时，他便必谈鲁迅精神，“仿佛是为了介绍鲁迅先生而到台湾去似的”；而当人家劝他删去《亡友鲁迅印象记》中直斥国民党当局的段落时，他又大义凛然地拒绝：“如果删去这些段落，也即失去了文章的灵魂。”

　　当我们看到1904年邵文镕、许寿裳、陈仪、鲁迅4人摄于日本东京的照片，就可知他们4人相识即早，更有同乡之谊，交情决非泛泛。而后来陈仪因“二二八”事件被调回大陆，编译馆骤然撤废，此一举动有着背后的政治意涵，国民党要翦除鲁迅的影响势力，已昭然若揭了。许寿裳从此再也无法得到陈仪的保护了，也因此原本极力宣扬鲁迅思想、精神的许寿裳，在此际只写了两篇有关鲁迅的文章。而诸如李何林及许寿裳的女儿许世玮，都将许寿裳的死，指向国民党的政治暗杀。许寿裳死后不久，鲁迅等人的作品，更成为禁书，当然再也没见到曾经宣扬鲁迅，而为知己者死的如许寿裳的人了。

　　余生也晚，1972年上大学时，我的老师许世瑛是许寿裳的儿子，他教我们“中国文法”的课，但到我毕业我都不知道他是许寿裳的儿子，因为那时台湾是“戒严”时期，不仅不能提及许寿裳、鲁迅等人，连沈从文、巴金、老舍、曹禺等人都不能提，他们因为没来台湾，都被视为“附匪”作家，他们的作品也禁止阅读。我当时上“现代文学”课，整个学期只讲徐志摩、朱自清、郁达夫几个人，因为他们早在1949年之前就去世了，没有“左派”、“右派”之分。而鲁迅虽也早在1936年就去世，但他是国民党的死敌，毛泽东力捧之人，是绝对不能阅读他的著作的，否则您的思想就绝对有问题，是要坐牢的。台湾作家陈映真就是被搜出家中有鲁迅著作及马克思著作而入狱的。但我及几位朋友为了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到估岭街旧书摊、新生南路台湾大学附近，偷偷买到这些作家的香港“盗印本”，“雪夜读禁书”，别是一番滋味。所以我很早就读到鲁迅的著作(包括改名为周树人的《中国小说史略》及改名为本社编辑部的《古小说钩沉》)，及曹聚仁写的《鲁迅评传》等著作。

　　我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中，鲁迅是个无法回避的人物，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他永远是个存在。于是百年以来，人们歌颂他、诋毁他、研究他，终其目的，无不在找寻鲁迅的真正形象。为此我两度拍摄《鲁迅》的纪录片，一次是1994年作为《作家身影》系列之一，我拍的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另一次是2004年作为《大师身影》系列之一，我拍的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在这两部视角不同的纪录片中，凡是传主居停过的地方，作品故事发生地，文献记载的行迹处所，皆为镜头捕捉猎取的对象。另外相关的国内、海外现代文学研究者，传主的亲友、门生、故旧；甚至改编传主作品的导演，我们都尽可能地访问到，一方面为传主留下历史见证，一方面也为作品或思想提出多元的解读。

　　曾有人写过《鲁迅骂过的人》一书，但早在曹聚仁为鲁迅作传时就说过：“并不是鲁迅所骂的都是坏人，如陈源(西滢)、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也很渊博，文笔也很不错，而且很谦虚。……在鲁迅的笔下，顾颉刚是十足的小人，连他的考证也不足道。其实，顾颉刚也是笃学君子，做考证十分认真；比之鲁迅，只能说各有所长，不必相轻。”是的，鲁迅“骂人”有时极为刻薄，有时还“骂”错人，但那是鲁迅的一个面向。其实鲁迅亦如常人，他也有温和动人的一面，为此我写了一本《鲁迅爱过的人》，这“爱过”是指广义的，包括爱情、亲情、友情及师生之情，甚至奉母命成婚的“无爱”之情。我试图去探索鲁迅内心温柔的一面，在他峻急之外的另一面，他也有大爱如渊的一面。

　　从“偷读”鲁迅的作品，到拍摄鲁迅的纪录片，再到写有关鲁迅的书，我仿佛看到“约莫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着破鞋”的“过客”，向我迎面走来……

　　(作者为台湾秀威出版公司副总编辑，文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