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鲁迅文化周”

　　2012年11月，我率北京鲁迅博物馆代表团到印度参加了“鲁迅文化周”。文化周的活动包括印度中国研究所与印度尼赫鲁大学联合举办的“鲁迅及其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除《鲁迅生平展》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外，“鲁迅文化周”还有根据鲁迅名著改编的电影赏析、新德里各高校中文系学生自编自演与鲁迅及其著作相关的舞台剧、公开讲座等活动。

　　我们抽空参观了离住处不远的尼赫鲁大学图书馆中文书库，感觉有点遗憾，中文书实在太少。我们当即决定把携带的图书捐给了学校图书馆，又将携带的一套《鲁迅著作初版本精选集》赠送给印度中国研究中心。但事后想，这也存在问题。他们是英语国家，应当赠给他们有关鲁迅研究的英语著作。然而，我们没有。在随后举办的学术会上，我也向印度学者提出资料来源问题：印度是英语国家，主要是英文资料，中文资料缺少。他们从哪里获得参考资料呢？年龄大一点的学者，中文可能不好，又不大熟悉网络，所以获得资料是有一定困难的。这是他们的回答。这说明了翻译的重要性。我想起当年鲁迅对泰戈尔产生一些误解，就因为没有看到作品的翻译。因此，我在展览开幕式上的致辞中表达了认真学习印度文化、了解印度有关中国现代文化和鲁迅研究的状况和成果的意愿。我说，唐朝的高僧本来是想到西方取经的(A pilgrimage to west)，却到了南方邻国印度；清朝的鲁迅本来想学习西方文化的，却到了东邻日本。这两个“设远求近”的例证说明，任何一个国家，无论东西，无论远近，都有值得取法的地方。印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观察，对鲁迅思想和文化遗产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现状的认识，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我这次参加“鲁迅文化周”活动，特别是聆听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各国学者的发言并与他们交流，获益匪浅。论题很多，新义迭见，我这里简单介绍，只能说是“一瞥”。

　　总体上说，学者们更关心的是鲁迅研究的研究。这从很多题目中看得出来，如，研究鲁迅著作的改编，研究后人对鲁迅的评价即所谓“鲁迅崇拜”或曰“鲁迅神话”等。研讨会有一个单元是“鲁迅、孔夫子和新社会主义文化”，学者们着重讨论当前中国的孔子热，并与鲁迅学进行比较，也有学者指出，现在出现一种将鲁迅和孔子弥合起来的倾向。我两年前发表了一篇关于批林批孔时期中国政治思想领域对鲁迅著作的利用的文章，不免就有这样的倾向。可惜这几位发表论文的印度学者不懂中文，几乎很少引用最近几年中国出现的几部(篇)有关论著。

　　与会学者对鲁迅与现实主义，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关系，中国对文豪鲁迅的圣化和崇拜等论题，都有一些新见解。特别是对后一个问题“鲁迅崇拜”，有的学者并没有一味从政治利用的角度加以批判，而是从文学的神圣性角度探讨了其中的一些合理成分，这是以前不多见的。

　　在众多“外国”中，印度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者之一，为什么鲁迅单单把印度排除在外呢？既然“除了印度”，那么，印度的书是否也像中国的书一样，让人沉静、劝人出世，而使读者与“实人生离开”呢？或者，印度的书还有别的问题？鲁迅没有把“除了印度”的原因明确说出来。我的论文追溯了鲁迅对印度文化的评价，分析了其中的缘由。

　　(作者为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中国鲁迅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