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的人”到“真的爱国者”——我的鲁迅研究的经历与心得

　　对我来说，鲁迅还是一个费解的谜语。其人也是，其文也是。这是一种不幸又是幸运。对于鲁迅研究已付出了不少心血，把握依旧不很透彻，这让我感到忧郁与挑战；有的是研究课题，不用再为研究什么而苦闷，这令我感到欣慰和不满。

　　鲁迅的作品当中，最初给我莫大震撼的是举世闻名的《狂人日记》。当时我直观地感觉到，他的伟大与误解均可能起因于此，不过我无法说明其所以然。到了2001年，我才发表我的一些积累，即《〈狂人日记〉：寻找“父亲”》(《鲁迅研究月刊》231期)。我想，鲁迅基于自己也不是解脱于吃人欲望的“真的人”这一自觉，为了救救“孩子”(中国的未来兼无意识)挣扎一生。

　　在此，不得不提到的是他的另一代表作《阿Q正传》。《狂人日记》看似难解，实亦不易；我认为《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是姐妹篇。2005年，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和中国的鲁迅博物馆在沈阳共同举办了鲁迅研讨会，当时我发表的论文就是《〈阿Q正传〉：作为一种疯子的世人形象》。光看别人的吃人欲望的人可能不是真正的战士，只笑阿Q的疯子形象的人也不是真正的先觉。可惜，有很多人只知道批判别人是吃人欲望的“狂人”和被权力意志滑稽地驱使的“阿Q”，很少有人能看透“狂人”的致命弱点和“阿Q”的革命动力。如此看来，无论是战士还是世人，人的命运都不免是一把双刃剑。人的伟大与卑劣总是纠缠在一起的。

　　鲁迅对“真的人”、真的革命家、真的战士的不断追求贯穿了《狂人日记》以及他的一生。阻碍这些目标的，不管是人还是鬼，他都无情地加以抨击和蹂躏；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无论是一草一石，他都无限地加以珍惜和抚养。不过这样的一切奋斗和挣扎往往无法得到适当的承认和理解。我认为鲁迅的孤独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他的目标太高，他的洞见太深。我开始关注《野草》的一些散文诗，如《墓碣文》《这样的战士》和《影的告别》。显现于这些诗篇的恰似疯狂领域极端陌生的思想深度及艺术想象，是《野草》具备令人难解又震撼人心力量的根本原因。对于《野草》的难解和震撼力的根源，我从诗人(鲁迅)与世人(读者)的极端对立以及因而造成的荒诞美学的角度进行考察。2005年，鲁迅博物馆编辑和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里也有我的论文说明这种看法，题目为《鲁迅〈野草〉的诗世界：极端对立与荒诞美学》。在这篇论文里，我如此论述：“反讽性作品中说话人‘我’，接触了墓主的内心世界，惊讶于其致命又可怕的‘毒气和鬼气’撒腿就跑。可与他不同，我们被这些疯狂的真理和荒诞美学迷住，永无休止地看了又看《狂人日记》和《野草》。”

　　鲁迅极度厌恶连自己的儿子都想吃的“吃人的人”、比暴君更暴虐的“暴君的臣民”和“其中无物”的“一件外套”，以及诸如此类的世人可悲又可恨的存在方式；鲁迅坚决执著于不吃人的“真的人”、“看透了造化的把戏”的“叛逆的猛士”、在“无物之阵”中不断举起投枪而跟“无物之物”作对的“这样的战士”和诸如此类的战士可怕又荒诞的斗争方式。有的时候，我非常忧虑于自己是否属于鲁迅极度厌恶的这些人的范畴，有的时候，我又焦虑于自己能否执著于鲁迅固执的生存方式，这样看来，我的鲁迅情结可能是万难克服的。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大痛苦，又是一种大欢喜。

　　最近几年，我比较关注与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地位相当的韩国文化巨人丹斋申采浩(1880-1936)的思想与文学。丹斋与鲁迅这两位文化巨人分别代表着现代转型期的韩中两国思想启蒙与爱国独立运动，即韩国的三一运动与中国的五四运动。不仅如此，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潜力还未被充分认识，依然富有极高的研究价值。2009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发表了《丹斋与鲁迅的思想比较：韩国三一与中国五四的代表思想》，集中讨论作为“中国民族魂”的鲁迅与作为“青邱的正气”的丹斋所具有的相同性和不同性。他们同样是为了开拓各自民族的生存血路而奋斗一生的文化巨人，但由于国情和个性的不同，他们的思想的重点和现代化策略不免各不相同。今年6月，在韩国举办的国际鲁迅论坛上，我有幸发表了关于丹斋与鲁迅的比较研究论文，其题目为《鲁迅的〈狂人日记〉与丹斋的〈梦天〉比较研究：以作者精神再生为中心》。鲁迅与丹斋他们各自的身世和作品在社会上的遭遇迥然不同，但同是经历了一种精神再生过程。 我认为，他们所产生的最后觉悟分别是自己也不是“真的人”和“真的爱国者”，但这些觉悟的共同性确是耐人寻味的。他们都远远超过了废除封建社会并建立现代社会这一时代转型使命，因为他们的目标决不停留于单纯的现代社会和独立民族国家。他们的目标的确高远，他们的观点的确深邃。因此，我注定将无法从鲁迅与丹斋情结中得到解脱。

　　(作者为韩国釜山市东西大学汉语系教授、孔子学院院长，中国北京大学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