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鲁迅”形象——通过鲁迅“生与性”的轨迹开拓鲁迅研究的新境地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9月11日08:06 【日】汤山美子

  距离我首次发表有关鲁迅的论文《鲁迅的祖父周福清试论》已经过了20多年了,这一时间委实不短。而长年坚持和鲁迅进行对话的研究人员、读者,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其数量一定十分庞大。即将迎来132年诞辰的鲁迅,正是现代中国所孕育的具有本土特色,同时又代表着东亚的出类拔萃的文学家。有关鲁迅的研究浩如烟海,似乎众多课题都得到了详尽的调查和论述。虽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在展望未来时,我们看到鲁迅研究中还有未开拓的领域和新的值得研究的课题。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对鲁迅的文学、思想以及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特质,感到深深的惊奇和感动。本稿将介绍本人作为日本的鲁迅研究者之一,所看到并希望在今后继续关注的鲁迅研究课题和本人与鲁迅开展的“对话”,并揭示其中一二。

  不论在哪个时代,人都是在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接点之上,构建自身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构成鲁迅文学与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鲁迅将“时代与社会”的发展步伐最大限度地纳入到自身生命之中,从中发现“个体”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他将“时代与社会”这一“公”的世界与“私”人这一个体生命连为一体,如同一股绳捻在一起,谱写出文学和思想。

  “时代与社会”被鲁迅纳入自身生命中,时而对峙、时而对话。在与“时代与社会”的碰撞中,对他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其在故乡绍兴的周氏家族所经历的家族成员的男女老少的境遇及其人生。众所周知,作为清末江南绍兴名门一族的第14代而出生的鲁迅,从小在性别差距巨大的儒教社会中,亲眼目睹了在男尊女卑思想下祖母、母亲、婶婶等众多女性受奴役的生存状态,度过多感的少年时期,进而在青年期受到西方近代的人权、女性观、儿童观的洗礼。家道中落、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这些虽然是胡适、茅盾等现代文学家、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历,但鲁迅的情况却也有他的特殊性。比如,家道中落的原因,是充满正义感、刚正廉洁的官僚祖父,因生平惟一一次涉嫌舞弊的科场考官收买未遂事件,被判死缓而下狱,带给周氏家族的400年历史以“荣耀和屈辱”;虽然开明而民主,但因纳妾问题饱受儒教社会辛酸之苦的祖父的续弦妻子——祖母;早年失去文弱的丈夫,在大家族的压力下养育长子鲁迅等三个儿子的坚强而慈爱的母亲;因对母亲的爱而无奈接受的“母亲的媳妇”朱安以及鲁迅与朱安之间无性婚姻等都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鲁迅摆脱“母亲之子”的束缚,作为一名男性恢复自身“性”并定立“生”是在45岁,就是跟许广平一起南下后才实现的,这时留给他的人生仅剩最后的10年了。

  鲁迅迟到的后半生迎来了“性与生”的转变,而其背后是从3·18杀戮事件到4·12白色恐怖、动荡血腥的中国现代史。在对抗和反对统治阶级的民众运动中,一个勇敢拿起笔杆子进行抗争的杂文的时代应运而生,这是为不识字的平民开创木刻艺术运动的时代。为解读贯穿鲁迅生平、晚年而逐渐成熟的鲁迅的思想,我们需要关注“性别”和“弱者”的观点。

  受到儒教道德压迫的寡妇,集中体现了旧社会的妇女形象。围绕寡妇形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论和儿童论,出现了很多从社会性别角度对作家作品及思想(女性观、婚姻观)进行的分析。然而,作为男性的鲁迅,往往容易被归入“人”的问题,不易被单独从性别的角度被抽取出来,因此我们很难见到从性别的观点分析鲁迅。日本的鲁迅研究蔚为大观,仅次于中国,其分析和考察素有“细腻”之称,日文译文亦有很高的质量。然而,即便如此,日文译文还是没能准确把握鲁迅注视社会性别、有意区分使用原文词汇的意图,因此,我们从译文中无从解读到鲁迅所构建的思想。仅仅作为子孙而存在的《长明灯》的主人公“他”、没有后代的孤独者魏连殳、走向死刑的阿Q等一系列的男性形象以及其他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到今天都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在这一点上,即使是在中日两国均受到高度评价的竹内好的鲁迅分析也不例外。

  对“弱者”的态度,以鲁迅少年时期的个人体验(屈辱体验)和民族体验为基础而成立,并发展成为弱者更以欺负比自己弱小者而生存的对等级制度结构的认识(《灯下漫笔》吃人的筵席),进而鲁迅向着对压制生命的权利者进行反抗。鲁迅认识到,“被杀掉”的文学者的使命是以自身命运(《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追求生存的坚强意志,并对统治阶级发起永无休止的战斗。因此,鲁迅战斗者、反抗者、抵抗者的生存方式逐渐走向成熟。鲁迅在晚年看重和注视的是以母爱为代表的无私的“爱”的力量。坚持与压制民众的社会权力对峙、抵抗和反抗的鲁迅思想,追求超越时代的普遍性和爱之力量的思想,与旨在实现民众时代的现代民主主义“Multitude”论从根本上是相通的。鲁迅一直在关注的社会性别,到今天仍是需要解决的现代社会的课题。现代社会仍未解决的社会性别问题带来的压迫,追求民众的生存与发展的民众思想,是鲁迅超越自身所处的时代,向现代社会的我们所发出的信息,是面向近代中国、东亚、世界乃至人类的未来所发出的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意义的质问和课题。鲁迅追求“平民”世界的到来,今后我将带着鲁迅所发出的质问和课题,继续跨越时空与他开展热烈的对话。

  (作者为日本成蹊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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