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文艺批评的理论品质——从《文学下午茶》说开去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在近些年是有长足发展的。但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却对文艺批评的这种长足发展缺乏应有的理论总结。这是不利于当代文艺批评的后续发展的。近几年来，《文艺报》为了推进文艺批评的有序发展，以与当代作家艺术家包括文艺理论家对话的形式，认真地梳理和总结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2013年5月，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作家艺术家对话录《文学下午茶》收入了部分对话录。在一些与当代作家艺术家的对话中，不仅可以看到这些当代作家艺术家有关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真知灼见，而且可以看到《文艺报》在推动当代文艺批评发展上所做出的努力。

　　积极推动文艺批评界对文艺批评自身的反思

　　文艺批评的发展不仅是对文艺作品的好坏高下判断，而且是对文艺批评自身的反思。如果没有这种对文艺批评自身的反思，就没有文艺批评的后续发展和深入发展。但是，中国当代文艺界却大多满足于即兴文艺批评，对文艺批评的后续发展和深入发展不是很感兴趣。这极不利于文艺批评的有序发展。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在文艺批评时不能缺失对文艺批评自身的反思。这种对文艺批评的反思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艺批评家的自我反省，二是文艺批评家对文艺批评自身的反思。近几年来，《文艺报》倡导文艺批评家的自我反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存在日渐严重的鄙俗气。这种鄙俗气主要表现为有些文艺批评家不是把握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这个基础上公正地评价作家艺术家的独特贡献，而是以个人关系的亲疏远近代替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鄙俗气严重地制约了这些文艺批评家准确地把握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极大地助长了中国当代文艺发展中的歪风邪气。中国当代不少文艺批评家在反对这种鄙俗气时进行了相当深刻的自我反省。资深文艺批评家李希凡在对话中回顾了自己大半个世纪文艺批评的风云，既没有像有些文艺批评家那样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也没有像有些文艺批评家那样自以为自己一贯正确，而是该肯定的理直气壮地肯定，该否定的毫不留情地否定。在对自己文艺批评的深刻反省中，李希凡表现出一个优秀文艺批评家追求真理的无私品格。在哄抬胡适和贬低鲁迅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今天，李希凡没有完全否定过去对胡适、俞平伯等新红学家的批判。与此同时，李希凡对他过去轻视考证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曹雪芹的身世经历，特别是《红楼梦》，只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确实也需要科学的考证工作”。李希凡虽然强烈反对那种认为《红楼梦》是“生活实录”的论调，但在批评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却犯了这种错误。李希凡认为中国首善之区的北京并不存在官僚主义，并用这种条条框框评论了这部文学作品，还给作家扣上了一顶大帽子。这就不自觉地陷入了小说是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实录”的误区。李希凡没有掩饰这种错误，而是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这种在年轻气盛的时候所犯的幼稚病和粗暴的错误。李希凡这种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自我反省是文艺批评发展的不竭动力之一。当然，文艺批评家的自我反省不是变色龙的善变，不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来回折腾，而是追求真理的与时俱进，是服膺真理的自我超越。在对话中，文艺理论家鲁枢元在梳理自己近30年来的文艺思想的发展时既没有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也没有自视一贯正确，而是在清醒认识现实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判。20世纪80年代，鲁枢元相信人类中心，相信人类的利益至高无上。30年过去，鲁枢元发现人类作为天地间的一个物种太自私、太过于珍爱自己，总是把自己无度的欲望建立在对自然的攻掠上，以及对于同类、同族中弱势群体的盘剥上，有时竟显得那么鲜廉寡耻！鲁枢元深刻地认识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会犯错误的，而且犯下的是难以挽回的错误。鲁枢元这种对自己的文艺思想的调整表现了一个优秀的文艺理论家追求真理和服膺真理的崇高品格。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难以深入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作家艺术家和文艺批评家缺乏自我反省，不能超越自我局限，而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这些作家艺术家和文艺批评家在应对那些激烈而尖锐的文艺批评时不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冕，而是抵制这种激烈而尖锐的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在这种抵制文艺批评的风气很盛的氛围里是很难深入发展的。

　　积极推动文艺批评界对文艺界一些理论分歧的解决

　　中国当代文艺界的一些理论分歧或明或暗、或显或隐地撕裂着文艺界。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对这些客观存在的理论分歧不能掩盖和搁置，而应正视这些理论分歧并积极解决它。只有正视这些理论分歧并积极解决它，才能促进文艺界的真正团结，才能推进文艺批评的有序发展。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之所以难以深入发展，不仅是因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缺乏对文艺批评自身的反思，而且是因为缺乏对文艺界的理论分歧的解决。

　　近几年来，《文艺报》积极推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对文艺批评自身的反思和对一些理论分歧的深入解决，有效地提升了文艺批评的理论品质。一些作家艺术家在对话中没有回避甚至掩盖文艺界的理论分歧，而是正视了这种尖锐的理论分歧。文学史家洪子诚在对话中坦承自己在当代文学史写作中对作家路遥及其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疏忽。这就是作家路遥及其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在中国当代年轻人中尤其是在底层艰难拼搏的人群中影响越来越大，而中国当代文学史家则普遍轻视甚至忽视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这种疏忽深刻地暴露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的美学理论分歧。作家赵本夫在对话中尖锐地指出，作家反映现实生活存在两种不同的方式，有些作家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喜欢把现实生活残酷化；有些作家则不回避但也不执著于揭露现实生活的丑恶，但更希望把它引渡到有希望的地方。这并不意味着缺乏对现实的批判力。理想的产生正是对当下现实的不满，描绘理想就是指向现实。赵本夫对作家不同介入方式的区分尖锐地触及到了文艺界的理论分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少文艺批评家没有摆脱非此即彼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无法超越这两种不同介入方式的对立，而是陷入在这种对立中难以自拔。有些文学批评家在作家柳青塑造的人物形象梁三老汉与梁生宝孰高孰低上的分歧就是他们在美学理论上的分歧，而不是一些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所谓话语权的争夺。半个世纪过去了，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世界里，梁生宝都越来越焕发出魅力。这恐怕是那些哄抬梁三老汉这个艺术形象的文学批评家所没有想到的。然而，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却存在一种告别文艺理论的倾向，提倡“存在即合理”的粗鄙存在观，放弃了对文艺界的理论分歧的解决。而文艺理论家王元骧、吴元迈、陆贵山、仲呈祥、董学文、陈众议则在清理以往文艺理论和重构科学文艺理论的同时，正视并积极解决文艺界的理论分歧，有力地批判了这种排斥文艺理论的倾向。

　　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文艺理论家王元骧较早抵制和批判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排斥文艺理论的倾向。在对话中，王元骧尖锐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这种排斥文艺理论的倾向的实质和危害。认为那种没有理论功底和理论深度的、就事论事的感想批评是不可能真正承担起文学批评的使命的。文艺批评如果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就必然是肤浅浮面的，不但难见深度和力量，而且在纷繁复杂现象面前无所适从，只是跟着感觉走以至于批评主体达到完全丧失的地步。王元骧的这种警告在一些文学批评家身上不幸言中。文艺理论家陈众议就对这种文艺批评的现状进行了既尖锐又到位的反思。在对话中，陈众议认为文学批评家既不能对文艺现象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也不能认可“存在即合理”这种粗鄙存在观、为现象当吹鼓手，而是关注文艺现象，却并不被现象牵着鼻子走。文学批评家如果只是跟着现象走，最后就会被层出不穷的现象所淹没。王元骧、陈众议强调文艺理论的反思和批判特性，正视并积极解决文艺界的理论分歧，无疑有助于提升文艺批评的理论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