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报告文学：上 访（节选）

　　领导是化解信访问题的最大资源。

　　这是我国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决定的。领导或大或小，手里都握有一定的执政资源，把这些资源调动起来，去集中化解某一个上访案件，通常要容易得多。

　　但领导担负的职责任务很多，通常难以把手中的执政资源集中起来去化解某一个上访案件。尤其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初，一方面几乎没有上访，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紧迫性非常强烈，因而各级领导很少关注上访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上访多起来了，进入21世纪，上访几乎遍布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及全国各地，尤其是集中到北京的上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发展起来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各级领导接访的频率，随着上访的大量增加而加快。尤其是县级领导，近几年已被推到接访的一线平台，每个月都得轮上几次。

　　毫无疑问，这是执政党直面现实、直面民生问题的重大举措。

　　2012年1月12日，河北省召开的政法工作会议，作出了政法系统厅、处级干部轮流到接访中心连续接访5天的部署。所有的厅、处级干部，在连续5天的接访中，都亲自接访、督办化解了数量不等的涉法涉诉上访案件，因为督办的困难、化解的艰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下面，选择几位领导接访的故事，特别是他们从事接访化解工作的感受，让读者一同感受。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崔红星提供的接访故事：

　　用真心真情赢得

　　上访群众的尊重和问题解决

　　2012年2月份，根据省委政法委安排省直政法机关处以上领导干部轮流接访的部署，我到省涉法涉诉联合接访服务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接访。在一周的接访中，面对群众委屈的眼神和对正义的呼求，面对群众看到问题有望得到解决时所表现出的期盼，以及多年问题解决后对共产党的感恩，整整一周的接访时间，我的心情都在不平静中度过。特别是有几起疑难案件的解决，一直令人难以忘怀。其中就有一起上访了14年的刑事案件，从我接访开始，到第三天最终得到化解。

　　第一次见到这起案件的当事人杨荣辰，是2012年2月20日上午。这位老人家住元氏县东张乡西正村，这次来省涉法涉诉联合接访中心，是为二儿子杨会杰被邻居毕荣贵刺伤一事讨说法。之前，老人为了这起案子已经奔波上访了10余年。

　　案情概况

　　1997年3月7日早上7点多，被告人毕荣贵和妻子刘文国截住准备去地里干活儿的同村村民董星林，让董星林一起到杨会杰家，对证“毕荣贵有没有怂恿董星林不许杨文杰在董星林的地里盖房子”一事。在杨会杰家门口，毕、杨两家言语不和发生争执。争执过程中，被告人毕荣贵从兜里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子，将杨文杰的弟弟杨会杰左肋部刺伤。

　　案发后，根据有关部门对杨会杰的伤情鉴定，元氏县法院先后就此案作出一审、再审判决，均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毕荣贵有期徒刑一年(已执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会杰6265.8元。宣判后，原告人杨会杰对该案按轻伤判决和附带民事判决均不服，杨荣辰老人为儿子这件事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此后，该案历经原审、上诉、省检察院抗诉、省法院指令再审、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发还重审、元氏县法院重审、石家庄市中院重审等多轮诉讼程序，时间长达14年之久。我接访时，该案还在石家庄市中院重审过程中。

　　杨荣辰老人之所以上访，主要是对儿子杨会杰的伤情鉴定存有疑虑。关于杨会杰的伤情，有关部门先后作出过4次鉴定。

　　第一次：案发后元氏县公安局对被害人杨会杰伤情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重伤；第二次：被告人毕荣贵提出重新鉴定，省法院法医室对杨会杰伤情进行重新鉴定，鉴定结论为轻伤；第三次：省法医门诊鉴定，鉴定结论为重伤；第四次：石家庄市第二人民医院刑事医学鉴定室对杨会杰伤情进行重新鉴定，鉴定结论为重伤。也就是说，除了省法院法医室的伤情鉴定为轻伤以外，其他三家鉴定均为重伤，而审判部门认定的鉴定结论是轻伤。杨荣辰觉得这不公平。而且，听说对方还认识“公检法”的人，就更加重了这种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心理。对此，石家庄市中院和元氏县法院的解释是：当时在采纳鉴定结论时也很谨慎，专门请上述4家鉴定部门开庭时到庭对鉴定结论进行说明，当时除了省法院法医室到庭进行说明外，其他几个鉴定单位都没有到庭，所以采纳了轻伤鉴定结论。

　　办访过程

　　在刚接待杨荣辰老人时，杨荣辰老人情绪很激动，认为一件多年冤屈的案子得不到解决，是政法部门办人情案，是政法部门不作为、乱作为。看到杨荣辰老人很激动，我主动对他讲：杨大爷您慢慢说，我们在这里就是帮助您解决问题的。陪我一同接访的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副庭长王家航同志给杨荣辰老人倒了一杯水，对他说：杨大爷，这是咱们省政法委的副书记崔红星同志，崔书记来这里听您的案件，就是要帮助您解决问题的。杨荣辰老人听我们称呼他“老大爷”(实际上我就比他小几岁)，情绪上慢慢稳定下来，向我们诉说了14年上访的艰辛和全家为上访所付出的代价，特别是4家鉴定单位有3家鉴定为重伤，而法院采纳轻伤鉴定结论时，使他感到全家人在乡亲面前没有“面子”，活得没有尊严。用杨荣辰老人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争一口气，为了在乡亲面前活得有尊严，一定要把这场官司打赢。”

　　听了杨大爷的诉说，我问了杨大爷两个问题：一是儿子出院后有没有留下后遗症，能不能正常劳动？老人说：没有，能正常劳动。二是对方被判有期徒刑一年住监了没有？老人说：住监了。有了这两个答案，我感觉这起案子有了化解的可能。我对杨荣辰老人说：杨大爷，您上访十多年，是不是为了把对方按重伤来判重刑？杨大爷说：是，要不然我们在乡亲面前就没有面子，对方说他们公安有人、法院有人。我说：杨大爷，这件案子如果现在再按重伤来判对方，对您和您的家人都不利。杨荣辰老人问我为什么。我对他说：您想想，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如果再按重伤来判，重新把对方关进监狱去，你们两家结下的仇怨，到您孙子这一辈都解不开。如果对方和对方的家人因此对你们全家怀恨在心，想千方百计来报复您和您的家人，您们全家就会在担惊和不安中度日。您要为您的家人和子孙后代着想啊！人活这一辈子，不就为了近邻和好、家人平安、家族兴旺吗？说完这番话，我看杨荣辰老人沉思了一阵子，然后说：崔书记，是这个理儿。

　　看到杨荣辰老人的态度有所缓和，我抓住时机对他说：杨大爷，如果您也认为我的话有道理，现在是采取和解的办法解决这个案子的最好时机。现在案件还在石家庄市中院重审过程中，如果法院作出按重伤判对方重罪的判决，对您和您的家人不利。如果法院维持原来的判决，就失去了您和对方和解的机会。杨大爷问我怎么个和解法儿，我跟他说：如果您同意不再要求按重伤判对方，我们马上让法院给毕荣贵做工作，让他到您家里道歉，并再给些补偿，让您全家在乡亲面前有面子、有尊严。如果您同意这个办法，就回家给家里人做做工作。杨荣辰老人想了想说：行，我回家做工作去。

　　当天下午，就杨荣辰老人这起案子，我又在省接访中心专门听取了石家庄中院刑二庭庭长王正文和案件主办人的汇报。汇报这起案子的同志讲：这起案子过去了十几年，我们很关注，但也很头疼，审委会开了好几次会也不敢判。如果再按重伤判，毕荣贵会上访；如果不按重伤判，杨荣辰则会继续上访，左右都很为难。听了这起案件的汇报，我对石家庄中院的同志说：杨大爷这边的工作由我来做，你们要考虑双方的生活环境、生存条件以及邻里感情等多方面因素，尽快给毕荣贵做工作，让他到杨大爷家里赔礼道歉，并给杨大爷家一些补偿，争取杨大爷全家的原谅，实现案结事了。总之，杨荣辰老人的诉求必须解决在我们这里，再拖下去，老人耗不起。随后，我问石家庄中院的同志：毕荣贵能再补偿杨大爷一家多少钱？石家庄中院的同志说：杨荣辰老人原来要40多万，后来降到了10多万。毕荣贵家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我问：毕荣贵能拿出多少钱？法院的同志讲：毕荣贵愿意拿出1万，还有抵押在法院的5000，一共是1.5万。但毕荣贵对到杨大爷家里道歉心里有顾虑，怕挨打。我对石家庄中院的同志说：让毕荣贵打消顾虑，杨大爷的工作我来做，但一万五的赔偿款一定要由你们亲自交到杨大爷手上。

　　第二天中午，也就是2月21日，我又拨通了杨荣辰老人的电话，问他家人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杨大爷说：家里的人都说，崔书记说的是这个理儿。我在电话里问他：杨大爷，听说您要对方赔偿40万？杨荣辰老人说：一开始是，后来降到了10万。我继续给杨荣辰老人做工作说：杨大爷，毕荣贵的家庭状况您也清楚，他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现在东借西借只能拿到1万。杨大爷说：崔书记，是不是太少了？我说：您看这样行不行，再让对方增加5000，给您赔偿1.5万，让法院的同志和你们乡、你们村的领导带他到您家里赔礼道歉，从此以后你们两家安安稳稳过日子、和和气气做邻居，这个结果可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啊。听完我的一番话，杨大爷在电话里连连说：是，是……崔书记，我们听你的。我又对杨荣辰老人说：杨大爷，我对您也有一个要求，毕荣贵到您家赔礼道歉，您和您的家人不能为难他，要互相包容、互相谅解。杨大爷连忙说：我们能，我们能。

　　2月22日，也就是第三天。在外打工的毕荣贵回到村里，把1万元赔偿款交到法院工作人员手中。当日，石家庄中院王正文庭长和案件主办人，以及元氏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闫文剑，元氏县法院副院长谷树文、刑庭庭长崔立中、审监庭长王银菊，东张乡总支委员任德辉，西正村党支部书记王文锤、村长焦荣林等，一起赶到双方当事人家中，给双方做了苦口婆心的调解，毕荣贵专门到杨荣辰老人家里赔了礼、道了歉。之后，法院工作人员当场把1.5万元赔偿款交到杨荣辰老人手中，原告被告双方当即签署了调解协议，杨荣辰的儿子杨会杰表示撤回附带民事部分的起诉，杨荣辰老人也表示不再为此事上访，双方握手言和，都表示做好邻居。

　　接访感触

　　说实话，这起案子虽然圆满画了句号，可我心里很长时间没能平静下来。我一直在琢磨两个问题。一个是，像这样简单的一起伤害案，究竟是什么缺位，导致了十多年诉讼程序空转，没有解决实质问题。如果22日那天的工作，那些不同层面的人物，能够出现的再早一些，还会不会有这段“杨老汉十余年上访不止”的情形？再一个就是，这起信访案件最终能够圆满化解，究竟应该归功那些“迟来的”深入细致的工作，还是应该感谢杨荣辰老人的通情达理、宽容豁达？记得杨大爷说过这样一句话，大致意思是“这么多领导、这么多人为我这事儿操心，我再不领情就说不过去了”。 这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真正伟大、真正应该受到尊重的，正是像杨荣辰老汉这样善良质朴的普通群众。只要我们让他们看到一点点解决问题的希望，他们就会忘记多年忍受的委屈，化解矛盾纠纷。解决信访问题的办法虽然很多，但我感觉关键还是要对老百姓有深厚情感。处理信访问题时，一是要把来访群众当亲人，真正站在信访当事人的立场和角度上看待问题、处理问题，让信访群众感受到我们是真心实意帮他们解决问题的。惟有如此，才能拉近同信访群众之间的距离，最大限度争取他们的理解，促进信访问题的解决。二是要把自己当上访人，进行一下换位思考，多想一想如果自己是当事人，会怎样想、怎么办，希望听到怎样的答复，期盼得到怎样的结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信访群众的苦衷，真心实意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三是要打开信访群众的心结，与信访群众进行面对面、心贴心的沟通交流，挖掘导致他们上访的根源，查找困扰他们的诉求问题，找准最能触动、感化他们的突破口，通过深入细致的解释疏导工作，帮助信访群众打开心结，为促使信访问题的顺利解决创造条件。

　　省委政法委副巡视员陈少军提供的接访故事：

　　事已关己怎还高高挂起

　　2011年9月19日，机关安排我到省涉法涉诉联合接访服务中心接访。大约上午9点来钟，工作人员领来一对夫妇，一进门，妇女就“扑通”跪了下来，嘴里叨念着救救她们一家，给她们做主。陪同我接访的同志赶紧把两人搀扶在沙发上，分别倒了杯热水。

　　再简单不过的案情

　　这对夫妇来自藁城市廉州镇尚书庄村，名叫石路群、张素贞。2009年6月25日晚上9点多，他们的儿子石勇下夜班步行至石家庄市裕华西路与南长街交叉口，被一辆法院的制式警车撞倒在地。经医院诊断，石勇左大臂粉碎性骨折，头部、面部等多处严重挫伤，鉴定伤残等级为9级。石家庄市桥西交警大队认定，肇事车辆负主要责任，石勇负次要责任。

　　石勇，事发当年31岁，大学毕业后在省会一家事业单位找到一份收入不错、很是稳定的工作，当时正张罗着一个月后举办婚礼。肇事车辆属石家庄市桥东区法院。后据该法院负责人讲，事发时该车正在执行公务。石勇的首次手术治疗共花费18万余元，还要进行二次手术。石家庄市桥东区法院在付了83000元医疗费后，一直拒绝支付剩下的费用。

　　一家子遭罪

　　石路群夫妇有一儿一女，儿子石勇的工作称心如意，由于婚期临近，忙这忙那，虽然累点，但那是高兴事；女儿好学上进，聪明伶俐，虽然有些花费，但那是上大学，心里也高兴。突如其来的横祸，一家人平静安逸的生活就此戛然而止。由于这起事故，石勇的右眼视力由1.2下降为0.5，手术后上肢戴着钢板，不能弯曲。原来活泼开朗的性格发生了明显变化，整天一言不发，不愿意与陌生人接触，甚至拒绝治疗，患上了严重的自闭症。由于这起事故，相恋多年的女友再也没有照面，悄然离去。由于这起事故，第一次手术治疗就花光了石路群夫妇多年的积蓄，并开始找亲朋好友四处借债。由于这起事故，为了得到公平合理的赔偿，夫妇俩开始了漫漫上访路，常年在藁城和石家庄之间奔波，到肇事方石家庄市桥东法院更是不计其数，得不到结果后，还踏过不少部门的门槛，怨恨不满、忧愁着急的情绪已是常态。由于这起事故，家里的十几亩地无心耕种，年迈的老人和患病的儿子得不到悉心照料，正在上大学的女儿也开始节衣缩食。

　　肇事方的冷漠

　　第二天上午9点，我在省涉法涉诉联合接访服务中心三楼会议室主持召开此案协调会。省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处、信访处，石家庄市委政法委及石家庄市桥东法院、桥西交警大队有关同志参加。先听取了交警大队的汇报，对事故责任认定不存在问题，因当事人未提出申请，事故处理环节没做调解工作。又听了桥东法院的汇报，说车辆保险17万，只能赔17万，其他诸如往来交通、住宿、误工、精神损失等，对方不能提供合法票据，不能下账，无法赔偿。在听取了另外与会同志的发言后，我讲了四条意见：第一，石路群夫妇是第一次到省中心上访，必须解决在我们这个环节。第二，要充分理解省委政法委领导同志一再强调的几个倾斜政策，其中就有单位与个人之间的矛盾，解决起来要向个人倾斜，机关公务人员与弱势个体发生的纠纷，解决起来要向弱势个体倾斜。第三，不赞成桥东法院提出的让上访人到桥西法院提起诉讼的意见，上访人耗不起，也没有那个必要，要用调解协商的办法尽快解决到位。第四，请石家庄市委政法委认真落实省委政法委的相关规定，一周内约见上访人并跟上解决措施。

　　说实话，这个会开了以后心里不但没有轻松下来，反而更让人忧心。为什么？肇事方的桥东法院带着很明显的抵触情绪、满不在乎的情绪。头一天通知9点开会，其他所有人提前到会，惟有桥东法院来人是在9点30分，迟到半个小时还不解释理由，这是其一。其二，这位桥东法院的同志竟然提出“让他们去告我们吧，法院判多少我们就赔多少”。其三，桥东法院根本没有把会上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当然包括我的意见听进去，最后没表态。态度仍然是要当被告。记得执法监督处的罗云鹤同志当时就提醒了他们一句：法院当被告在我们省没有先例，全国也鲜有。此后几天，我又召集省法院、省公安厅、省审计厅同志了解相关政策规定，给石家庄市委政法委有关负责同志打了电话询问会后的落实情况，电话与上访人保持联系。在十几天时间里，石家庄方面反馈的情况反反复复，今天说约见了上访人，明天说我们这就去；今天说已同当事人协商好了，可以双方签字了结，明天又说还得去桥西法院走诉讼程序。石路群两口子也不断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今天说这样，明天说那样，好像在骗我们。我除了对石家庄督促，对上访人安慰，还真想不出什么别的好办法。唉，看起来简单的事办起来真难啊。

　　气势汹汹的电话

　　那是在那段时间的一个周末，手机铃声频繁响起，接通后涌进耳朵的是一个男人暴躁的声音，质问声声，质疑阵阵，暗带威胁：“你们省里懂不懂基层实际？我这儿要车没车、要人没人，让上访人来市接访中心谈还不行？到他家里去他更有理！”“你们收了他什么好处？怎么就这么大劲儿呢？”“你们要这样，这事没法办。”“你们省里的规定没道理，也不符合基层实际，我得找傅书记说说。”

　　由于我笨嘴拙舌，电话中间任由他发泄，插空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对啊，现在人家不送礼，谁还会给人家办事啊。”一句是：“我也告诉你，这件事既然我接了，我会一直盯着办到底。”最后还有一句：“你要找傅书记，我帮你联系时间，我比你方便。”放下电话，那真是血涌心头，着实憋了一肚子气。事后想来，还真得感谢这个电话，他又给我打了气。虽然他在放下电话不久后又来电话给我道歉了。

　　突然的转机

　　怎么办？周一上班，我当然把我接到的这个电话的情况向傅书记作了汇报。傅书记当即表示，那就安排时间，约谈刘志鹏。我没作声。当时我想，石家庄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志鹏刚刚到任不久，对下面的情况可能不是很清楚，只是让他干着一股子急。他一着急不要紧，给我打电话的人可能要有点麻烦。思前想后，我对傅书记讲，铁力书记刚从石家庄调来，我搬他出面吧。

　　张铁力是刘志鹏的前任，不一样的是，铁力来前还同时兼任市公安局局长，现在的职务是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还真不出所料，虽然也周折了一番，但铁力书记的电话比我的协调会还好使，10月21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上访人石路群签订了息诉息访保证书。据省中心的同志讲，第二天，石路群夫妇带着感谢牌匾去了中心，坚持要亲手交给我。

　　回访上访人

　　年底我又专门到石路群家进行回访。石路群一家拿到了赔偿款，石勇也做了第二次手术，身体功能状况恢复了许多，基本上能像事故发生前一样与人沟通交流了。令人欣慰的是，石勇的婚姻大事也解决了，在腊月里和外县的一位姑娘结了婚。石路群夫妇高兴地领着我们去看石勇的新房和结婚照片。夫妇俩一直说着感谢的话，临走步出他的家门，还一再挽留我们一行在他家吃午饭。

　　我的追问

　　至此，这个案子总算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双方最终能达成调解协议，我觉得最需要感谢的是石路群夫妇，感谢他们的真诚、淳朴、实在，没有得理不饶人，狮子大张口。但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第一，如果事故的被害方是法院领导，哪怕是一般工作人员的亲朋好友会怎么样？从小就听母亲讲，理怕打颠倒。在协调会上我也曾讲过，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在座各位家里、我们的亲戚朋友发生了这种事，是不是也像石路群夫妇那样提出28万元的赔偿要求，我们会给亲朋好友出个什么样的主意？没人吭声。

　　第二，这起事故情况、上访人的诉求放到网上会怎么样？按照现在这种网上舆论潮，警车撞人这种事会很抓眼球，舆论一边倒不会只是我们的预想，会有不少人给受害者支招，赔偿的速度会加快，赔偿数额比现在只会多不会少。而且网民还会一追到底。晚上9点多，只一句“正在执行公务”能搪塞过去，网民信吗？舆论风暴形成，有关方面深究，领导就没有连带责任？

　　第三，法院怎么那么愿意当被告呢？我亲眼见过一起事故，一个政法部门领导的车被追尾，因等待交警处理，暂时离不开现场，司机下车就把车牌摘掉了。我分析，虽然该事故完全是对方的责任，但当事人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们有时也这样，开车出了鸡毛蒜皮的剐蹭，即使自己有理也委曲求全，不与他人较真。可回头看看桥东区法院，自己的人开着自己的警车把人撞了，自己负主要责任，两年多时间不能解决，到头来还口口声声让人家去告，这样的心态，这种方式，实在不可理解。

　　第四，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且不说我们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至少要有起码的良心和道义。端着公务员饭碗，就得端起责任和义务。不找不办事，不请不送不办事，遇到事先看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这决不能成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思维惯性。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很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