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让水仙花开

　　北方冬日的清晨，很冷，很黑。步行街冰冷的大理石地面反射着广告箱猩红的光，很薄，很脆。

　　我走上电梯，失重的感觉让我有些恍惚，我感到我一直坠一直落，啪地停住，我有些急躁地看着那血红的数字，狠狠地戳下去，门开了。一个中年人走上来，他穿西装打领带，四方脸，短平头，稀疏的白发，衣服一尘不染。他略抬头瞅了我一眼，神色倦怠。我看看表，不到6点。我和他一同下去，走了出来，他向前，我向右。在我们正前方，一辆大巴车亮着灯微微躁动地趴在那里，好像一头被人惊醒了美梦不满地喷着响鼻的狗，它通向一条与煤有关的深深而长长的巷道。

　　我坐在教室里，有白色的日光灯，有温和的暖气，面对桌上码放整齐的课本，我却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了。此刻窗外仍然夜色浓浓，好像地下那些冰冷的煤，只有用火引燃，才会有亮，才会有光！我又急躁起来，我想我有太多可抱怨的，就像我面前的书本。我抓过它们却茫然不知其味。就着惨白的光咽下一个个蜷曲着伏在纸上的汉字，猛地抓起来抖着，哗啦哗啦，硬邦邦地砸在桌上，如一具具尸体，触目惊心。

　　又快要考试了，气氛紧张起来，年级有人打架。班里的同学争先恐后地去看，很快围满了许多人，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或含蓄或明显的快意，呼喊声远了。人们满意地散去，我感到有些急躁，想大喊两嗓子却又随同学回去了。我有些绝望，好像我们是魔方，被各种各样的公式揉来捏去，发出各种各样的呻吟，哪怕你有一亿个心思，一亿个想法，在这儿也只有一种情况：前蓝后绿，上白下黄……我们却又像是一个玩魔方的人，明明有一亿种可能，一亿种机会，却又不得不照着公式转出惟一的结果。在这儿，我们每一个人面对同样的定式，将种种异端同化为一种情况，然后——公式。哗啦哗啦地转完，甩在桌上，睨视着满头大汗找色块的对手。一不小心，飞了棱，掉了块，真是悲剧。好像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对这一成不变的公式，不是你玩我就是我玩你，倦了，坏了，就被时光从地上一扫帚拂走了。

　　拂走了吗？3年，很长吗？我从没想过3年后的我会在哪里，会是什么样的人？更未曾想过30年后，我也许会是个畏手畏脚、油光满面的中年人。落在别人的脚步里，望着别人的背影走向衰老。此刻，我坐在位子上，漫无目的地把玩着魔方——上课铃响了。

　　我把魔方甩进位洞，抽出课本，用力展开压平。记得第一次来这栋楼是看我表哥，他们伏着身子做题，有的女生看到小时候的我笑了，很漂亮，她们。自书山后我哥哥抬起头，不自然地摘下眼镜，放下笔走出来。我的哥哥，现在上大学了，今年春节，我的七大姑八大姨们坐在沙发上闲扯。我和他坐在一个角落里，他看了我一眼，很同情地说：“这学期好吗？”我犹豫了下，答：“不怎么样。”挪了挪身子，企图为自己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姿势。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好好学习啊，还两年……上了大学就好了，机会很多……当然，要先考上来……”我有些心不在焉地玩手指，他扭过头去自顾自地说：“高中……很好……没有了……”我扭过头去看他，他不再口若悬河，安静地看手机，让我想起了许多年前的那堂自习课。

　　时间过得总是很快，以各种各样让你无法拒绝的理由改变你，好像你昨天对着今天的你挥了挥手，突然发现两个你已是半个中国的距离。望着眼前的书本，有内疚感，有负罪感，感觉自己亏欠生活太多了。而社会本就是残酷的，玩不起输不起就不要玩，没有什么人，什么世界对不起你，他们的一切总是在他们的理上。可是，无论这个世界怎样贬低你，唾骂你，你都要对得起自己，因为这是你可以争取的尊严。

　　努力，永远不会有人看不起你。就像这个世界抛弃了你，你也要看得起自己。

　　我想这样说。

　　那天，我到我常去的东风发廊去理发，看见发廊的窗台上养了一盆水仙，亭亭玉立的叶，拥出了孤傲的花，雪白的花瓣，鹅黄的蕊儿，傲然却又几分娇羞地挺起胸膛，出于平淡，美在高洁，我却看痴了。发廊老板是个很会说话的女人，她打趣我：“喜欢吗？喜欢就端走吧！”我脸红了起来，周围有人轻声笑了。我坐在转椅上，她看了看我，问：“还上学不？”“嗯。”她又问：“哪的？”“老八中的。”我如实回答。我看见她眼神突然黯淡了许多，坐在沙发上说话的大妈们也把目光放到我身上。末了，她轻轻说：“我儿都大学毕业了。很辛苦吧，高中？”我想点点头，发现我在理发，于是用力嗯嗯两声。气氛一时平静，每个人各怀心事，只有我不时地说话提醒她哪儿要留长点。她剪着剪着，伸出食指点在我发心上，左右看了看，狐狸一样笑了：“怎么，找女朋友去？”我脸又红了，“不，不是，校庆。”“嗯？”“哦，是我们学校60周年校庆。”她没有吱声，倒是角落里一个大妈激动地站起来，从上衣兜内掏出一个对折的信封，大步向前迈了几步站在屋子中央，像是宣告似的对所有人大声说：“上星期我那滕州的高中校庆让我去，我寻思着老头子不好，也没去。”说着说着声音小了下去。理发阿姨用梳子敲敲剪刀：“好了。”我站起来。“啧啧，这孩子头发真好，真好！”“唉！年轻真好！”我推门出去，在玻璃门旋过的吱呀声里我似乎听见了“那时候，真好！”

　　她们让我想起了楼下自行车店里的大哥哥，店不是他的，他说白了只是个打工仔。我第一次去时，他穿白衬衫，牛仔裤，长长的黄头发，嘴里叼了根烟，坐在半人高的台子上用下巴指指我的车：“怎么了？”我委屈地回答：“扎带了。”他从台子上跳下来，捎带甩一下头。如果我只是说打气，他会用他的下巴指一个角落：“自己来。”而此刻，他半跪在地上，头放在车下面为我检查车子，汗珠从他额上沁出，粘湿了头发，白衬衫有些脏了，满手油污，不一会儿他站起来，拍拍手，头一扬，吐出快被咬成两截的烟头，一屁股坐在地上，用“枣普”说：“你看你自行车脏的。”我语塞，搪塞道：“没时间，上学。”他看了我一眼，“把车子当成女朋友就OK了。”我脸红了，腼腆地笑了，他也痞痞地笑了，抽出支烟，“吸不？”我立刻收回了笑，摇摇头。他用衬衫擦擦汗，没在意手有多脏，说：“你一定是个学习好的学生。”我不好意思起来，虚荣心没让我辩解，我想着他给我这么一个夸奖我也得表示点什么，于是我四下里用眼睛找了找，说了句：“你自行车修得挺好，我骑着很舒服。”他没理我，蹲在地上抽闷烟。我正犹豫着要不要走，他却站了起来，对我尽量认真地笑了笑，从地上拿起抹布给我擦车：“好好学，女朋友可以以后找。”他说着拂掉了挡泥板上的沙砾，顿了顿，用手抹了下脸，“我才上到高中，不上了。”后来，后来的话我再没有听到。因为他站起来大声说好了，我逃也似的离开，看见他满是油污的脸上赫然印着两畦晃眼的忧伤。

　　出了门，风吹得我想哭。

　　后来我再去那儿，他不再同我说那些话。可我又总是想起那些话。而今，我站在冬日的寒风里，泪终于流了下来。

　　现在我是高二的学生了，再有半年我就是高三生了。当我看到自己的成绩时，我会有一种冲动，一种世界崩塌后你一个人站在岩浆遍布的大地上想纵身跳入的冲动。而我没有，我只会在这里软弱地哭，像16年前的那个自己一样。用大人嚼烂的话说：“他还只是个孩子。”我一遍一遍地原谅着自己，好像置身于一个大澡堂里，耳朵里灌满了水，我听见雾气中对面的人群里有人对我大喊着什么，我拼命地听，可什么都听不见。于是我继续拼命地去听，拼命……哗，耳朵里的水流走了，刹那间，吆喝声、水流声，各种嘈杂的声音一起涌来了，但我依旧听不见，甚至失望地发现那人不是在对我说话，我痛苦地蹲下来忍受这巨大的噪声，可是没有办法，它们钻进我的耳朵里，骨头里，恣意地碾压着我。我跪在地上第一次看清了我所逃避的本该属于我的责任。当我发现自己因一直逃避而在丧失力量时，我沮丧地意识到我怎么也背不起自己的责任了。我哭着，我捶打着，晚了吗？我也不知道，我像一个疯子一样冲出澡堂，流着泪，连滚带爬地下楼，像个真正的疯子一样，跑在街上唱着歌。

　　沙哑哀怨，像是在埋怨这个世界。不，不对，你怨的是你自己，要埋怨的也只有自己。

　　我现在越来越恐惧我会变成我身边那些我遇见的一事无成的青年、畏畏缩缩的中年人或消蚀自己健康的劳动者。我发现我走在一条没有指向的路上，我在路途中尽情地挥霍享乐，却没发现未到终点余粮便已罄尽。我对自己很绝望，更多的是对数字的绝望，又或是对自己的。我感到我快要承受不住了，想大叫几声给自己放放气。如果我足够残酷，我想我会对自己说：“你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

　　为此，我的父母，我的师长一直很苦恼。可我却像头不怕开水烫的猪，淡定地看生活褪尽了我最后一根毛。无论是他们的苦口婆心“学习就是未来”，抑或是山东大汉一声吼的“学习就是钱房子女人”，我都像颗油盐不进的豆子——煮不烂。作为当事人，我只会没用地唉声叹气，努力摆出兴趣探讨我为什么变成这样。

　　所以，我现在终于为我浪费时间而感到惶恐时，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可笑，或许那些大人会觉得更可笑吧！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感到自己像是一台机器，过早地被废弃在了一旁，贴上了“报废”的标识。我一边看着路上的行人，觉得他们都很欠揍，一边还念念不忘给向我翻白眼的狗一个鄙夷的眼神。路过银行，我很想像个大人物一样进去说，给我取一千万，我想我会被礼遇有加地请进贵宾室，香茶和笑脸伺候。可是，我没有钱，我只是个高中生，这个想法给我泼了一盆凉水，迅速将我拉回了现实，我发现我此刻站在一个水仙花摊前。

　　摊主是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人，大鼻子，小眼睛，厚嘴唇，瞟了眼我没动弹。我一看这架势心里就冒火：怎么看不起我是个学生，怕买不起你的花？然后给他一记上勾拳，甩张红色的毛爷爷走人。可实际上我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只是蹲下来看花，不去管内心有多么撕扯。他迈着八字步走过来：“小兄弟，我们这都是漳州的上品，就你眼前这棵……好看不？”我没理会他的一通闲扯，只是低头专心地看面前的水仙。我感觉她就像一位亭亭少女一样站立在青花瓷盆中向我招手。我对她似乎怀着一种初恋的情愫，远远地望着，不敢近近地靠拢。我想我该对她说些什么，但最后只是傻气十足地说了句：“你真漂亮。”于是，她笑了，远远地笑了，我感到我的心一下子静下来了，仿佛所有的火气都被这笑容拂散了，我站起身来，冲着对我这个客户失去兴趣的老板招呼。他趿拉着鞋走过来，这时来了另一个人，他从车上下来，细细地看着面前的花。老板再次抛下了我，我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他俩，感觉卖花老板一会儿像是在给太君滔滔不绝地汇报工作的翻译官，一会儿又变成了只会“嗨嗨”点头的伪军小队长。我没心思看他们表演，只是看着身边的花。而他们似乎也终于敲定了一个水仙头，那是一个笨笨的葱头，被泥土包裹着。我突然想到了我自己，不禁哑然失笑，我初生时不也像这样笨笨的吗？包着生命的泥土看不见本质，但所有人都会对我送上未来的祝福。就像此刻老板转着圈地对那人指点着哪儿会发芽，哪儿会开花一样。谁也不清楚未来会怎么样，却又不明就里地将全部的宝押在它上面。就像我的父母，我成人成才还犹未可知，他们却费尽心血地将我拉扯大，义无反顾，像是一路走到黑。成也认了败也认了，这是世界上不求回报的最无私的事，只为我有出息。我有些想哭，看着他用手掰开泥土，露出雪白的茎块来。他用手比画了一下，拿出一把明晃晃的刀来，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只见他用刀在茎块上利落地划出几道口子，解释着说是为了让芽可以拱出来。我看着伤口流出的淡青色液体感到心在流血。我的父母都不曾放弃过，我又放弃什么呢？这些苦，这些痛算什么？为了自己能见到阳光付出些风雨又怎样？不要轻易放过自己，此刻我觉得我自己手中拿着刀，看着面前的水仙头，凑近一看：嘿！这不是我自己吗？我想我会闭上眼拿起刀，在我身上雕刻出美丽的凌波花朵。

　　“喂，想要什么？”他问我。我指着箱子里的一颗小水仙头说，“那个吧。”他露出了不快与不屑的神色，一把抓出它来，看看说，“换个吧，这个不一定开花哟。”我摸摸口袋里的钱，它像我所剩的时间一样，不多了呢，我于是对他笑了笑，“就那个吧！不用割了。”

　　他抬起头，露出惊讶的神色。我捧过笨笨的葱头，对着他一字一句地说：

　　“相信我吧！我可以让水仙花开！”

　　(王慈航，16岁，山东费县人，现为山东某中学高二年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