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人民写华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一论述，为我们更好地建设文化强国，促进文艺繁荣指明了方向。

　　回顾我们党的文艺发展史，可以发现，党始终把“人民”二字写在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上，始终把服务人民作为文艺工作的根本指针。早在71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这篇铿锵讲话，开启了中国文艺的新纪元。在座谈会精神的鼓舞下，赵树理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为农民所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周立波亲自带队参加土改，走村串户，与农民打成一片，为后来创作《暴风骤雨》打下了坚实基础；鲁艺师生运用大众艺术范式，将工农兵作为主角搬上舞台，创作了《兄妹开荒》《减租会》等秧歌剧。延安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新秧歌运动，传遍神州大地，唤起了一个民族团结进取、共御敌寇的革命热潮。同时，它也雄辩地证明，这些历经岁月洗礼而仍传唱不衰的文艺经典的诞生，从来不是偶然的，它是艺术家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的结果。

　　70多年过去了，今日之中国与当年的陕北已经有了天壤之别，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开放进入新阶段、社会进入转型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诉求日益多元多样多变，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社会如何进步，以人民为本，歌颂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仍应成为文艺工作者永恒的创作原则。

　　然而，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当下的某些文艺作品和文艺工作者或多或少地脱离了群众。譬如，有的文艺演出、影视剧急功近利，惟票房、收视率是瞻，把经济效益当作最高标准；有的作品把恶搞当创新，视解构为时髦，以戏说为有趣，挑战公共理性，孜孜于穿越颠覆，将严肃的历史题材娱乐化，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低俗化；有的作家整天栖身于“亭子间”，沉迷于私人写作、商业写作、身体写作，堆砌着风花雪月、顾影自怜、浅吟低唱的文字；还有部队的少数作家、艺术家，下不去部队，蹲不住基层，缺乏为兵服务的热忱。如此浮躁、消极、低沉的作品，怎能催人奋进，激励斗志？这样的文艺工作者，又怎能德艺双馨为人们所喜爱呢？

　　过去，群众路线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今天，群众路线同样是实现中国梦的最伟大力量，而文艺工作本质上就是群众工作。建军以来，我军文艺工作始终奔涌在时代的潮头，发挥出熔铸军魂、凝聚军心、教育官兵、鼓舞士气、引领风尚的巨大作用。实践证明，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最为广袤、最为肥沃的大地，只有接“地气”，才能有“人气”，只有充满情感，才能激发灵感。通过在部队的磨砺和服务，不仅可以赢得官兵发自内心的尊重，寻找到价值归属感，还可以勘探到创作的富矿，焕发出创造的活力。可以说，文艺作品在部队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分量有多重，文艺工作者在官兵心目中的地位就有多高。因此，军队作家艺术家们都应当强化“为兵服务”的使命意识和担当意识，不为金钱所累，不为名利所惑，坚守艺术操守，坚持重心下移，为时代立传，为战士放歌。

　　1916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在日本东京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说：“古希腊的明灯在初点燃的土地上熄灭。罗马的威力被埋葬在广大帝国的废墟下。但是建立在社会与人的精神理想基础上的文明仍然活在中国和印度。……正像活的种子一样，天上降下滋润的雨水，它就会抽芽、成长，伸展它造福的树枝，开花、结果”。“为人民”不是一个浮泛的口号，需要付诸于实实在在的行动。作为军队文艺工作者，我们有理由、有责任紧跟时代，植根军营，深入生活，拥抱官兵，让优秀的军事文艺作品抽芽、成长、开花、结果，释放出爱军习武的正能量，奏响实现强军梦的雄浑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