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铸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军旅文学美学风范

　　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发展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实绩，却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尤其需要回答“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中国军旅文学的每一次繁荣发展，都是一次自身觉悟觉醒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中国时代发展主潮，探索重建当代军人精神世界，始终坚持军旅文学发展特殊规律，最终铸就足以代表一个时代中国军人精神风貌的美学风范，为强军兴军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进而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先声。

　　军旅文学美学与中国历史现实境遇

　　纵观中国历史，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美，诸如庄周的旷达飘逸之美，魏晋的风流潇洒之美，两汉的正大堂皇之美，盛唐的雄强庄严之美，两宋的文雅精致之美，并且都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美学内蕴。这些美学风格的形成，无不与那个时代的具体历史境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好比种子，在不同的土壤环境里才会开出形态各异的花朵。同时，我们还会发现，作为中国文学大河之一脉的军旅文学，在将自身融入中国文学发展主潮的同时，也始终保持自身鲜明的美学特征，这缘于军旅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特殊性。当我们悉心研读《无衣》(《诗经》)、《国殇》(屈原)、《秦赵长平之战》《曹刿论战》(《左传》)、《咏怀》(阮籍)、《代出自蓟北门行》(鲍照)、《蒿里行》(曹操)、《出师表》(诸葛亮)、唐代边塞诗(高适、岑参等人)、《前后出塞》(杜甫)、《塞下曲》(李白)、《少年行》(王维)、《吊古战场文》(李华)、《渔家傲秋思》(范仲淹)、《念奴娇》《前后赤壁赋》(苏轼)、《金错刀行》(陆游)、《满江红》(岳飞)、《破阵子》(辛弃疾)、《过零丁洋》(文天祥)、《咏海舟睡卒》(俞大猷)、《马上作》(戚继光)、《边中送别》(袁崇焕)、《次韵答陈子茂德培》(林则徐)、《对酒》(秋瑾)等等为数众多的历代军旅诗文，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判断，中国古代直至近现代以来的军旅文学美学风格始终传承着一个主脉，他们或悲壮激越，或慷慨豪迈；或沉郁雄浑，或气吞万里；或刚劲苍凉，或天马行空。正是由于其独特鲜明的美学风格，使得军旅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也从一个侧面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民族文脉。

　　我们还应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即军旅文学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主潮的不平衡性。在某种美学风格占据主流的时代，诸如汉唐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也较为兴盛，而另一些美学风格占据主流的时代，如魏晋、南宋、晚清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似乎格外艰难，其精神气质中，也多流露出激愤、忧患、悲凉、逼仄的情绪。尽管如何衡量军旅文学是否兴盛繁荣是个复杂的问题，存在着诸多标准，但即使将这个问题存而不论，军旅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客观存在的。深究其原因，军旅文学的发展始终与国家民族整体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这是军旅文学的特殊性所在，也决定了其可以选择什么样的美学风格，不可以选择什么样的美学风格。中国文学的内部存在着根脉深厚的文人传统，一方面，士大夫可以入世普济众生，另一方面，他们又可以出世归隐田园，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出则为长，退则为家”。但是，军旅文学的特殊性却决定了其主流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类的清净、雅致、悠然、随性无缘。我们甚至可以说，军旅文学的特殊性使其具有一定的排他性，过于文人化的精神气质并不利于军旅文学的发展，同时，也不能用过于文人化的文学价值标准及其所谓的“纯文学性”作为军旅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

　　一代伟人毛泽东，可以说是古往今来仅见的一位深谙文学艺术及一切文化形态对民族革命及武装斗争的巨大影响，并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而且还身体力行、笔耕不缀，终成一代“正事写史、余事写诗”的领袖级诗文大家。1942年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理论和实践上开启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党和军队的文艺属性的重新认识，明确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命题。此后，部队文艺工作也相应地提出了“为战斗力服务”的要求。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两支大军”(战斗大军、文艺大军)、“两个总司令”(朱总司令、鲁总司令)、“精神原子弹”等说法，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讲话》精神。如果我们不对《讲话》作机械狭隘的理解，也不为某一时期文学创作实践失误失衡(如“文革”时期)所左右，我们就能发现，《讲话》所道出的真知灼见在当时产生了怎样巨大的威力，并且在今天依然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须知，精神也是力量，而且精神的反作用力往往超过物质，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新中国诞生前后的苦难辉煌和波澜壮阔。真正代表历史进步潮流的文学艺术所释放的无穷能量，堪比装备精良的百万军队。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谛造者，不管是戎马倥偬还是日理万机，他都文思瑰丽，气象宏大，给时代和后人留下了一批与中国革命相映生辉的宏文伟词。特别是毛泽东的诗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传诵，不少篇章已然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以其豪迈大气、想象浪漫、文采华美天风海浪般的鲜明美学风格，傲立于中华诗词之林。这种美学风格的形成与那个时代历史潮流奔涌前进的整体风貌相一致，集中代表了其中的精神底蕴，终将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厚重一笔。

　　稍稍审视一下我们身处的历史现实境遇，就可以发现，从19世纪初叶开始，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逐渐成为今天的中等收入国家，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百年以来，因为屈辱沉重的历史记忆，中国梦与强军梦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和最高目标，从未怀疑、从未动摇。只有当我们准确把握了中国的历史现实境遇，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军旅文学美学的探索重建才能扎稳根基。今天，中国军队承平日久，虽然新军事变革持续深入，但国际形势逼人，时不我待。可是有的军旅文学批评研究者却淡化了国家民族命运而强调人的个性与内心体验；忽视了战争的正义性而强调战争的矛盾与冲突；超越了具体历史条件而强调所谓的纯粹文学性。更有甚者，进而认为西方的杰出军事文学大多描述反战、厌战的心灵体验和精神反思，并以此为标准衡量当代中国军旅文学发展的成败得失，对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去军旅文学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是一个曾经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和战争之苦的国家，如果要说有谁最希望和平，那莫过于中国。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也正以实际行动坚持和平崛起。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没有强国强军作为保障，你就无法避免战争威胁。中国要和平崛起，别人却不让你和平崛起，而且还要倒打一耙，高唱中国威胁论，千方百计遏制打压中国。当此之计，一味地忍让回避不是正途。同时，不顾国家利益、民族前途，抹煞战争的正义性，消解军人的荣誉感，以至于自毁钢铁长城的做法，就更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中国的军旅文学美学从来就不是凭空造出，或从西方照搬而来。它总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现实境遇，代表了人们的普遍愿望，代表了时代的热切呼唤，代表了国家的富强梦想。人类的文化精神有机体似乎有着顽强的修复功能，当某些价值取向走到极端时，就孕育着强大的反拨力量。反观一部人类发展史，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即以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为例，当时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一时间商海滔滔，人人下海，言必谈钱，道德失范，信仰缺失，其精神状态恰如一些小说标题所示，心灵世界“一地鸡毛”，人无激情“懒得离婚”。但当人们饱受消费文化之中的物化、矮化、欲望化、恶俗化等消极因素诱惑、扭曲乃至折磨，不堪承受生命之轻的时候，一部《激情燃烧的岁月》悄然火爆，重新点燃了人们血脉基因中对崇高理想的向往，随之《亮剑》《突出重围》《士兵突击》《历史的天空》等一大批弘扬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黄钟大吕之音，重又轰鸣如雷，强势回归，成为了中国走向21世纪伟大复兴的精神先导。

　　如果说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是军旅文学的风范，那么在当下，我们应该更加旗帜鲜明地坚持这个传统，而不是弱化这个传统。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现实要求方面讲，如果中国军人放弃了对国家民族整体命运的担当，放弃了对崇高精神价值的坚守与重建，放弃了对正义战争的追问而堕入虚无主义，放弃了牺牲精神而迷失于个体物欲，那就意味着自身的消亡，意味着军旅文学的消亡。军队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守卫者，军旅文学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守望者，如果他们都委靡了、消亡了，那中华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面对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我们要问的正是：中国军人何为？军旅作家何为？军旅文学何为？

　　军旅文学美学与中国军人武德修养

　　不言而喻，军旅文学美学的创造离不开军旅文学创作者这一主体。凡有过军旅职业经历的人，大多会承认这样的事实，历史传统的熏陶、训练任务的磨砺、军营生活的烙印乃至攸关生死的考验都会对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产生潜在而巨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一套带有军人特殊性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观念上升为一个军人特有的完整哲学思想体系，我们称之为武德。军旅文学美学尽管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外部形态，但其思想内核却必须建立在武德哲学的基础之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大致勾勒出军旅文学美学主体创造的基本途径：首先是军旅生涯的历练(修养)，然后是价值观念的形成(武德)，最终是美学风格的创造(铸美)。

　　没有军旅生涯的历练，尤其是基层经历和战争经历的磨炼，一个作家就很难写出军人的精气神，很难把战争写得地道，也很难深入到军人内心世界，从细微处审视他们的所思所想，他所写出的作品也很难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自古而今，写出传世军旅文学作品的人，多有戎马生涯经验，古代有曹操、范仲淹、岳飞、辛弃疾等，现代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他们的军旅文学创作无不是有坚实的战争经历作支撑的。须知，军旅文学当中所透露出的血性、激情、刚健、雄浑、豪壮是无法学来的，也无法模仿，如果说有什么地方专门来传授的话，也只有军队这个大学校和战场这个大天地。毛泽东最优秀的军旅诗词大多诞生于中国革命最艰难、革命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我们可以简单比较一下李白和毛泽东的两首《忆秦娥》(李白《萧声咽》和毛泽东《娄山关》)。毛词脱胎于李词，两者韵脚一样，但风格迥异，一为高古悲慨，一为豪迈沉郁。毛词情景交融，要略胜李词，尤其是结尾八个字，李曰：“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为王国维所激赏：“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但毛曰：“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其格调之悲凉、气韵之慷慨、意境之阔大、画面之壮美、色彩之艳丽，就情感、力度而言，平心而论要比李词有过之。不是说毛泽东诗词整体才华超过李白，而是毛泽东的战争生命体验为李白所未有。李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发思古之幽情，而毛泽东是一个亲历战争的统帅，以笔蘸血，用生命写诗。这也是他和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骚人墨客的最大区别。

　　由此可见，军旅文学之美往往诞生于生与死、血与火的残酷考验之中，而不是诞生在故纸堆、图书馆里，寻章逐句、穷经皓首无法成为军旅文学美学创造的正途。这也是为什么军旅文学能够得以在中国文学大河中自成一脉，并形成了有别于其他类型文学传统(如文人传统)的独特传统的原因。军旅小说家徐怀中不久前以84岁高龄郑重推出了跨文体力作《底色》在艺术上延续了作家悲悯隽永的风格，在精神领域持续思考战争与人性等重大问题，且均有相当突破，不禁令人惊异。究其原因，这与他的战场经历有着密切关系，是生与死、血与火将徐怀中带到了别人难以到达的历史深处和难以企及的思想深度。军旅诗人朱增泉也说过：“我是军人，不是诗人。”细细品味其中深意，是他不看重诗人身份，而更看重他的高级将领职务，仅仅把诗歌、散文当成从政之余的点缀吗？不是，否则他不会在近70岁时还要花整整6年工夫写出五卷本长篇战争历史散文《战争史笔记》。他其实更看重的是军旅生涯，包括他的参战经历和从政经历给予他的军旅诗歌、散文美学风格的滋养，没有这片肥沃的土壤，就没有朱增泉独特的军旅美学风格。他非常珍视中国文学大河之中军旅文学这独特一脉，自觉地以继承和弘扬这一血脉为己任，在强健骨力的同时，也有意识地不让自己的诗歌、散文沾染上随性、柔弱、逼仄、感伤、厌战等习气。我们并不排斥军旅文学借鉴和吸纳新的资源，但过度的文人化、学院化、西方化却不能带来中国军旅文学的真正繁荣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在“化”上下功夫，在为我所用的时候坚持军旅文学的特殊性，更不能放任自流地任“去军旅文学化”倾向大行其道。

　　一种美学风格总是有着哲学底蕴的支撑。杜甫诗歌之所以表现出沉郁风格，与他感时忧国的思想境界密不可分；岳飞诗词中所流露出的激愤之情，是他的理想与现实相冲突的产物；毛泽东雄浑豪迈、宽广瑰丽、桀骜不驯的诗风与他本人坚定的革命信仰和顽强的革命意志息息相关。因此，坚持和弘扬军旅文学美学的中锋正笔，就必须有健全的武德修养，而我们在进行军旅文学美学创造时遭遇的困惑，往往与我们对武德哲学的深入探索不够有关。

　　钩沉传统文化精神，我们会发现中国传统武德修养是一种放眼六合、雄健血性的哲学思想。在儒家哲学中，人类共处的最高准则是“天下为公”，最理想的状态是“和而不同”，而实现手段是“王道”，代表了中国传统文明构建理想人类社会形态的主流价值。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又有刚健的、强调人的精神能动性的向度，如《易经》有云：“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中国传统武德修养即坚持这个主流价值，又兼顾战争活动的特殊性，形成了战争与和平辩证统一的完整价值体系。《孙子兵法》提出了战争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个原则即保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价值之中“止戈为‘武’”的和平理念，又强调了战争的最终目的。中国当下奉行的和平崛起方针和战略威慑手段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在对其进行整体把握的时候，不能仅仅落脚于“不战”，更应认识到这个“不战”背后要有一个国家民族发展谋划的总体战略意图，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做支撑，更要有将士用命、无坚不摧的强烈求胜欲望为保证。因此，“不战”与“伐谋”、“贵胜”不仅不相矛盾，而且相互砥砺，彼此更加强健而有所作为，这是中华民族民族性的可贵之处，也是中国传统武德修养的真正血脉所在。

　　就当下现实境遇而言，我们大致可以从三个层次来把握武德修养。最高一层是信仰，即对一种价值理想的执著坚守；第二层是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在遇到危难之时勇于牺牲；第三层是对军队的热爱，包含着对上级的信任和对战友的深厚情谊，以及与战斗集体共存亡的决心。在一个健全的武德修养内部，这三个层次内容是协调统一的，并且最终会迸发出巨大的战斗力。回顾历史长河，我们也的确可以发现在某些历史境遇之下，这三个层次的内容并不协调统一，甚至极端矛盾。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放弃对健全的武德修养的追求，尤其是在当下的现实境遇之中，更没有道理依照所谓纯粹“文学性”的标准，无节制地强调战争的矛盾性、悲剧性，无节制地强调军人的个体性和虚无感，甚至提出反战、厌战这些主要以两次世界大战为思想背景的西方化的文学理念。审视当下泛滥成灾的消费文化，当年作为思想解放先声的对人性的探索，现在成为对人性的物化、矮化、禁锢和扭曲。人们沉迷于娱乐、物欲中无法自拔，放弃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放弃了对战争正义性的追问，实际上也放弃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追问。须知，没有信仰的个体就失去了自我的意义，失去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就可能沦为叛徒，没有与战斗集体共存亡的决心就会成为逃兵。其实，我们还可以发现，在这三个层次之上不讲具体历史现实条件地大谈普世和平的理想，或在这三个层次之下一味突出纯粹的个体都是不合适的，无限夸大不仅有损于战斗力，也无助军旅文学发展。这两者都是形而上学，前者使人怀疑一切战争的正义性、合法性，最终循入虚无主义，后者割裂军人的社会属性和集体属性，最终导致极端个人主义。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传统武德修养与西方现代文学中的所谓“反战、厌战”有着本质区别。前者代表了中华民族民族性中博大强健的一面，而后者则有销筋蚀骨的现实危险，也不会得到人们的认同和理解。理清这些认识上的误区，追问战争的正义性，追问军人的价值，追问崇高精神的意义所在，我们才能有一个健全的武德修养，我们的军旅文学美学创造才能弘扬正气，而不至于走向褊狭乃至病态。

　　军旅文学美学与当今时代风范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现实境遇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形态。虽然这个时代还仅仅初显峥嵘，却真正是一个大的历史时代，足以承载我们重铸军旅文学美学风范的理想追求。那么，什么是具有时代特色的军旅文学美学风格呢？我们说，随历史进步而呼之欲出的中国军旅文学美学风范首先应该是中国的，其次应该是时代的，最终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强音和文化先声。说它是中国的，意味着它应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代表了民族强健文脉，并始终坚持其不可改变的核心价值取向。说它是时代的，意味着它必须脚踏中国大地，体会时代脉动，介入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的历史进程，表现当代中国军人的精神魂魄，进而形成自身鲜明特色。说它是精神强音和文化先声，意味着它理应成为引领时代风气的先锋，走出靡顿低矮的文化困局，产生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力，以自身的巨大魅力打动人、感染人、鼓舞人，最终在中国文学史和精神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此为要求，当前军旅文学发展面临形势之严峻不言自明。从外部大环境看，当下政治文化环境异常复杂，主流核心价值表达还不够有力。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强势崛起，迅速占领大片文化空间。另外，伴随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导致社会形态剧烈变迁，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受到巨大冲击。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军旅文学的创作和批评还没有在文化战略层面作出富有成效的应对，拿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有力地将自身的核心价值表达出来。而反观欧美、日韩影视产品，不仅大量进入中国，而且携带西方价值观念，在文化输出方面形成强势。本应是双方对话变成了一方独语，本应是代表我们独特价值的文化输出却变成了文化媾和。这种形势，不能不让我们深感忧虑。从军旅文学创作方面看，我们从事原创性创作的队伍在萎缩，富于突破性的作品在减少。在中短篇小说领域，主要是一批诞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在坚持创作，并且相当程度地存在创作格局过小、历史纵深不够、思想力量单薄、创作风格单一的问题。在长篇小说领域，相当部分诞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熟作家的创作热情有所减退，创作方法的创新突破不够，对时代的把握深度不够，有明显的僵化、退化倾向，甚至大批转行从事影视剧本创作。如果进行纵向考量，相比于莫言、朱苏进等人30岁左右就叱咤文坛，站立于当代文学发展潮头，新生代作家的成长显然略显缓慢。与屡获国家级大奖的一批地方“70后”青年作家相比，则相形见绌。客观而言，在当代中国一线作家队伍中，几乎不见军旅新生代作家的身影。如果进行横向考量，近年来，足以震动文坛的重量级军旅文学作品还不多，甚至没有。尽管我们的评判标准难免过于严苛，但现实形势却足以令人警醒。从军旅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看，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建设的困惑和学院化倾向。当我们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学习各种文艺理论，却愈发有种水土不服的感觉。那种让我们感动的英雄主义，让我们魂牵梦系的雄健美学竟然离我们渐行渐远，更无力建立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另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主流视野之下，军旅文学批评研究该何去何从？是将自身毫无保留地融入进去，还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笔者曾对“当代文学史”的“去军旅文学化”进行了思考，认为对曾经号称中国当代文学半壁江山的军旅文学无限缩水、淡化，甚至“被缺席”有失客观和公允。与此同时，也不可忽视院校机制所产生的批评研究成果中存在的问题，比如现实感弱化，对现实和历史的介入意识不强，而对当下文学发展动态漠然处之；比如艺术鉴别力粗糙，不能深入到作品的细部，将作品的本真面貌勾勒出来；还有就是对理论吸纳不加鉴别，把新潮理论作为点缀，没有对文学史发展的真知灼见等等。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对策：

　　一是承传军旅风骨。军旅文学有着悠久而厚重的传统，也有着美学上的特殊风骨，逾五千年而源远流长，足见其生命力之旺盛。我们应该从古代、现当代军旅文学传统中汲取精髓营养，把其中的风骨学到手。事实证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受一时一地西风之魅惑，而剑走偏锋，远离正途的创作实践，多是不能很好地理解和坚持这个传统，自然也是昙花一现，得不到人们的认同。军旅文学美学风格可以、也应该是多样的，可以是刘白羽的高昂激越、徐怀中的深情隽永、李瑛的博大绵长、周涛的豪气磅礴、莫言的天马行空、李存葆的粗犷悲壮、朱苏进的冷峻犀利、朱秀海的深邃广阔、朱增泉的赤烈澎湃、周大新的悲悯深沉、徐贵祥的桀骜凛然、阎连科的悲苦激愤、苗长水的忧患担当、柳建伟的思深力遒、裘山山的温婉真切。但我们发现，他们的美学风格都内含风骨，且风骨强健。我们也应大力借鉴世界战争文学经验，诸如苏俄文学的博大、拉美文学的瑰丽、欧美文学的深刻。但我们却不能因此销蚀了军旅文学的风骨，只有强筋健骨，才能海纳百川，最终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美学风范。我们还应在理论建设上正本清源，做好“化”的工作，即在消化吸收多样化理论方法的时候，坚持为我所用，坚持军旅文学的特殊性。这样，我们才能有自己的美学理论，有自己的美学标准，有自己的军旅文学史观，也才能真正在当代文学史上有自己的地位。我们还应有自己的经典系列，可以以“红星经典文库”的形式，收入反映我人民解放军近百年苦难辉煌且经过时间检验的文学经典，毫不含糊地将黄钟大吕之音载入中华民族的奋进长歌之中。

　　二是锤炼武德修养。军旅文学美学风范创造所能达到的高度，决定于创造者本人武德修养的厚度。新世纪以来，一批诞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军旅作家和批评家逐渐崭露头角，他们有新锐的眼光、丰富的学识、敏锐的艺术感觉和熟练的语言能力，也确实使得军旅文学创作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质。但这一批作家和批评家生活经验较为单一，基本上是从军校或地方大学毕业入伍直接提干，相比较他们的前代作家如李存葆、朱苏进们近10年的连队生活历练，从战士、副班长、班长、排长，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走过来的溶入血液、深入骨髓的兵的体验，比起朱秀海、徐贵祥们的参战经历，在炮火硝烟中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刻骨铭心，他们基本付之阙如。如此一来，他们写兵的那一股子血性、豪气和精神就还差点意思，同样，要把最枯燥的单兵训练如立正、稍息、四面转法和拔正步等等机械动作审美化，看出妙趣写出神韵还不那么容易；要把冷冰冰、硬邦邦的枪炮写出体温和脉搏，就更需加把劲了。也不止一个军旅文学批评家不无警示意味地提醒，作为一个大国的军旅文学，应该拒绝小格局、小家子气的东西，如果沉迷于这种小新意、小感受，那是无论如何成不了大器的。纠正这种倾向，应从军旅生涯历练的基础做起，在基层生活的磨炼中对战争的历史意义、军队的历史命运、军人的历史价值等一系列当代军人安身立命之本的大问题进行深入追问并忠实践行，这是年轻一代军旅文学作家和批评家急待补上的一课。

　　三是沉入军旅生命。审视当下的军旅文学创作，一些创作者似乎仅仅满足于表达自己所熟悉的那块不大的经验范围，却没有胆量跨出半步，更不用提更大的历史纵深和更广阔的观察视野，说到底是缺乏对时代生活理解的力度。诚然，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和政治文化语境的空前复杂，增加了文学表达的难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其实这也是一个机遇，预示着变革的前夜。新世纪以来，人民军队在科技强军道路上飞速发展。如此情势之下，国人的国防意识骤涨，尤其是数以千万计的军旅发烧友对今天中国军队的现状深切关注，但是我们的作家们能告诉他们什么呢？比如“歼十”、“航母”、精确打击、电子对抗等等新兵器、新战法，我们的作家了解多少？他们获得相关资讯的渠道又有多少？这一课不补上，又如何向国人交出及时反映人民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的艺术而又雄辩的文学答卷？我们不能龟缩在现有的小阵地上，还自以为保持了所谓的“纯文学性”而沾沾自喜。应积极有效地组织青年作家深入生活和把握前沿，到最新最快最酷的发射场、遥控室、飞机和舰船上去，真正成为这个庞大躯体中的一个细胞，之后才可能和他，以及和他的每一分子感同身受，同呼吸、共命运。

　　最后，若要回应开篇的问题：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的回答简单明了：我们是中国军人，是中华民族的钢铁长城；我们从传统中来，扎根于五千年民族文化的深厚沃土；我们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明天迈进，并为之高歌，为之拼搏。因此，重铸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军旅文学美学风范，我们责无旁贷，我们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