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学的发展之需

　　胡俊博士花了3年时间，研究蔡仪美学思想，终于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写成了一部30余万字的专著。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蔡老是我的导师，胡俊又是我的学生，评论这部专著，似乎非我莫属了。铺纸提笔，顿时思绪万千。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学界风云变幻，历历在目，所见所思，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著称的蔡仪，从上世纪20年代投身于大革命运动起，一直到40年代在国民政府国防部二厅做抗日宣传工作，都是左翼知识分子阵营中的一员。20世纪4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蔡仪，自觉地把自己定位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家的地位，终其一生，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而奋斗，其精神、其努力，都是值得继承、学习和研究的。

　　在当代中国，经过了近30年的几乎是全盘西化的精神浸润后，当代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和反思，既是认真彻底的，又是有偏颇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从20世纪50年代的“显学”到现在的“偏门”之学，经历了艰苦的思想历程，至今仍然没有脱离它的旧有的轨迹而获得飞升。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蔡仪有其特殊的意义——它可以成为我们进入历史和书写新的历史的契机。

　　20世纪中国的文化命运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密不可分。还是那句话：历史是不可假设的，当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能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社会主潮，能成为该时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圣灯”，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我一直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需求，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中激发出来的，而不像现在有人企求论证的那样，是“强加入中国社会的”。它的真正的历史合理性在于它的价值理想：追求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这是鼓舞千千万万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投身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真正精神动力。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它首先是与20世纪中国，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苦难中国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的。它不是孤芳自赏的、玩世不恭的、纯艺术的，而是战斗的、革命的、大众的、理想的。所以，蔡仪在20世纪上半叶所信奉和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与中国的审美实践结合在一起，是一件了不起的开创性的理论事业。蔡仪做了，而且，以《新美学》《新艺术论》两书，奠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历史地位。

　　蔡仪的这两部著作，出版于上世纪40年代。这个风雨飘摇苦难深重的特殊历史年代，需要以从劳苦大众根本利益出发的、战斗的、明快的，“意识形态”的美学，它毫不讳言“艺术属于人民”的宗旨，毫不犹豫地将“审美”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这是历史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光明中国的需要，一种美好的乌托邦理想激励着这一个时代追求真理与社会解放的知识分子。

　　作为一门社会性很强的学问，美学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在人类的阶级社会中，特别在风雨飘摇的历史大变局中，艺术已经成为战斗的武器，审美怎么可能远离意识形态呢？但美学不单纯是意识形态，它还具有自身的自然科学性的特征：如审美思维、审美心理机制、美感的形式因素、美的知觉的自身规律，等等。蔡仪在上世纪40年代完成的两部专著中，对此已有所涉及，并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进一步研究中有所拓展，如关于形象思维的特征的系列论述等等。

　　从上述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关于蔡仪美学中备受争议和诟病的一个观点：“美是典型”的问题已经并不重要，这并不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核心的和基本的观点，尽管“美是什么”是美学体系中一个基本范畴。可以这样理解：蔡仪在上世纪40年代站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先进潮流一边，用构成美学理论的办法回答了“如何形成与时代合拍的审美精神”问题。

　　胡俊的这部专著，详细梳理了蔡仪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它的内在逻辑，并站在当代知识体系的立场上对其进行了评析。难能可贵的是，她发现了蔡仪美学思想中迄今仍在熠熠发光的宝贵内核，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时至21世纪头1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审美风尚已经今非昔比。然而，意识形态困局却日益凸现，社会道德体系已呈溃败状态，这是我们在十多年前就预言的态势，可惜今日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现实。蔡仪美学思想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更显示了它的力量和生命：需要注入新的意识形态性，而不是消解审美理想的意识形态性——这是时代之需，也是美学的当代发展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