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白羽的延安之路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8月26日08:36 张元珂

  抗战中的延安以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和气度,吸纳着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国际友人来此访问、建功、立业。他们不远千里,从繁华的大都市,从压抑的国统区,从沦陷的敌占区,争相奔赴陕甘宁边区,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中国,形成了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他们基于理想与现实的双重考虑,毅然奔赴延安,既是其面对亡国、亡种历史绝境下主动承担历史使命的政治选择,也是其反感国民党专治、积极寻求身份认同的必然选择。

  新潮滚滚向延安,对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

  在1939年年末的延安,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号召。不但明确地指明了知识分子在革命历史中的地位、作用——“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此外,中央还给知识分子预设了最宽松的文化环境——“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1941年“三三制”原则在边区政府广泛推行,初步显示了民主中国的最初模样;更为重要的是,延安形象已经实现了从暴力反抗统治秩序的中心向维护民族利益中心的转变,政权及军事力量的存在都取得了空前的历史合法性。这些都使知识分子对延安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认同。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八路军和新四军各办事处、通讯处,都设立专门接待站,千方百计地把来自五湖四海的知识分子、国际友人送到延安去。对比于国民党及政府的贪污腐败、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及极端的文化审查制度,延安俨然成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圣地,其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刘白羽的延安之路、心灵历程及其文艺实践堪称那个年代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心向延安的典型代表。

  “前延安”时期的刘白羽和何其芳、卞之琳等众多的作家一样,其文艺实践都经历了从小资产阶级意识向工农兵思想快速转换的过程,但是,刘白羽的转换几乎没有后两者在身份认同及文艺思想上的大幅度的游移与剥离。尽管他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但是,家庭的衰败与破落、童年的惊骇与悲苦、成年后的逃离与流浪,让这个缺爱、孤独的青年人与中国底层社会有了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最早萌发于童年,以后扩展于其整个成长历程。家道中落及父亲的弃家,不但让童年刘白羽缺少父爱,还让其觉得母爱也“伴随着无限的惊骇与悲苦”(刘白羽:《心灵的历程》上卷)。在“世合源”粮店当学徒工的经历及在北京前门大街上的见闻,不但让他初识底层众生相,也助长了其平民意识的萌发。家族内日常上演着的财权之争及亲人的颓废没落,既让其过早地体验到人性的阴暗和精神的孤独,也让其较早对“家”这一社会单位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在自家的后园里以花草虫鸟为伴,并在与其亲密接触中获得快乐;他与家中的佣人老王为友,并从其对稗官野史的讲述中获得人生的启迪;他在前门大街上获得《冰心女士文集》,并从中体悟到人生与文学的真谛;他从中学到大学,汲取最多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及俄罗斯文学的涵养,初步形成了对自由、独立思想的追求意识;他在41军教导队的参军经历,让其看清了军阀部队在乱世中浑水摸鱼、残害生灵、扰民伤国的混世魔王本相;1937年宛平城的陷落及日军快速占领北京,不但逼其出逃天津,既而在上海、南京、武汉、郑州之间奔波,让其亲眼目睹了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战乱景象,也让其重新打量自己的人生,寻找救赎之道和理想之路。以上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其人生哲学的第一课。“前延安”时期的刘白羽基于这种特殊经历,其世界观及文艺审美观必然具备以下几个特点:痛恨旧家庭、旧制度,渴望新生活、新秩序;关注社会问题,同情弱者,心向底层,形成朴素的平民意识;有参军经历,初步形成军人情结,擅长书写旧军队生活;感时伤世,有拯世之心,但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的机会;他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反映旧军队腐败生活,反映社会问题,但文学创作基本没有形成自己的鲜明风格。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以下简称《讲话》精神》)强调文艺为工农兵,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来源于生活,这和刘白羽世界观中的“平民意识”、“渴望新生活、新秩序”、“投笔从戎的军人情结”有着潜在的连接关系。而且,“前延安”时期的刘白羽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文艺思想,对人生、社会的认识多停于感性的认识层面,这也为其接受、实践《讲话》精神预设了基础。

  怀揣彭雪枫的介绍信,经由山西临汾,他来到了延安。

  初到延安,他不过是一位22岁的青年人,被分派到中华全国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这儿聚集了丁玲、萧军、舒群、艾青、柳青等一大批知名作家。他们主张写实,暴露黑暗,深度介入现实生活。他作为“文抗”的作家,不能不受此股潮流的影响,也创作了《胡灵》《陆康的歌声》等表现小资产阶级与延安现实生活发生冲突的作品。他依然保持了“前延安”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基于个人意识之上的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认为这是“把罪恶当作真理”,(刘白羽:《心灵的历程》中卷)甚至他晚年依然坦诚:“参加了这个低劣的大合唱的,实在是一种罪过。”(《心灵的历程》上卷)后来的实践证明,他的反省和自我批判是非常及时、真诚而又彻底的。但也应该指出,他从没有如同丁玲、王实味、萧军等作家那样一度将对现实阴暗面的反映提至应有的深度,而且在光明与黑暗、美善和假丑、体制和现实之间,他似乎虔诚地选择了前者,主观地抛弃了后者。

  与之相对的另一个知识分子大本营——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也是人才济济,汇聚了周扬、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陈涌等作家或文艺理论家。他们主张歌颂光明,与“文抗”针锋相对。两派都是在延安影响很大的文艺群体,但它们之间少有往来,各自为战,且常有矛盾发生。兼任支部书记的刘白羽曾出面和“鲁艺”的负责人周扬商谈、交流,主动出面协调两派之间的关系,为缓解对立紧张关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也可以证明刘白羽确实具备在文化领域内从事党务活动的素养和能力。

  “文抗”和“鲁艺”之间的矛盾与纠纷也说明了这样一个现象:至少在1942年以前,延安方面对知识分子的言论及写作倾向基本不加干涉,其自由程度是国统区任何地方所不可比拟的。这也难怪丁玲说“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乐园。”(丁玲:《七月的延安》)墙报《轻骑队》(中央青委机关的一些青年业余创办,每期7、8篇)将讽刺漫画、批判文字、黑幕消息集为一体,揭批“特权”、“腐化”、“奇言怪事”等延安存在着的一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等文章更是将这种揭批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还有就是,延安文艺界崇尚高雅艺术,主张艺术独立性,满溢着小资产阶级情调,与工农兵的审美趣味大异其道。这些都让延安的干部群众,尤其在前方作战的士兵、军官深感不满。他们基本是农民,农民又是八路军的主力和边区政府赖以生存的依靠力量,因此,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为这个群体的审美需要服务,为其服务,也就等于为抗战大局和边区政府服务。延安时期的“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有其必然的合法性。作为政治家的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为了使文艺能更好地适应边区形势需要,遂着手解决文艺问题。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毛泽东约见了很多作家,征求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刘白羽就是其中之一。一次是毛主席讲,刘白羽听。毛主席将自己对文艺的看法、观点讲给他听,并让其将之传达给“文抗”作家,听取他们的意见。另一次是刘白羽讲,毛主席听。他向毛主席汇报“文抗”开会讨论的情况。“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讲话》中的这句话,就是从这次汇报中得出来的(参见刘白羽《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这两次约见寄托了毛主席对这一年轻人的厚望和期盼,在刘白羽的生命历程中,具有非凡的意义。我或许不无偏执地认为,他能迅速接受《讲话》精神并成为标准化的延安知识分子,无论主观还是客观,都是他心甘情愿的,而较少表现出精神层面的摇摆不定。其原因除了前述几个方面之外,也与这两次接见密不可分。

  刘白羽聆听了《讲话》。1942年的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所在地杨家岭召开,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任弼时、博古等中央领导和延安文艺界共100多人(具体数字不详,但肯定在100人之上)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宣部代部长凯丰主持。5月23日,毛主席做了总结性的报告。《讲话》是对边区广大知识分子发出的呼吁,是政治思想、党派意识在文艺领域内的合理延伸,既有配合现实政治斗争的暂时性的文化策略上的考虑,也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长远的文化战略上的构想。他一定从朱德、陈云、胡乔木、萧军、丁玲、柯仲平、何其芳、卞之琳等人的针锋相对且带有火药味的发言中获益匪浅。此后,刘白羽很快就蜕化成蝶,成为毛泽东《讲话》精神最忠实的实践者、宣传者和继承者。《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1943年12月26日《解放日报》)是其告别过去,开启新征程的宣言书,寄托了他的全部信念和理想,既是其人生的转折、革命的转折,也是其心灵的转折。

  座谈会结束后合影时,有两件小事有必要作一交代。这将有助于丰富历史的面貌。一是刘白羽坐坏马扎之事。会后合影时,他坐前排。当摄影员吴印咸拍侧面照时(一共照了3张,今天我们看到的为合成照片),他坐的破马扎突然坏了。这意外的“咔嚓”声引来众人的目光(包括毛泽东、朱德在内),而就在那一瞬间,吴印咸已按下了快门。这样,刘白羽低头看马扎的形象、众人射向他的目光,就被定格成了历史的一道风景。但也有学者认为照片是郑景康拍摄的:“自己带相机站在一旁的郑景康,按下快门,抢拍下这个场面,留下座谈会合影照的另外一个版本。”(朱鸿召:《70年前,那场“生动鲜活”的文艺座谈会》,2012年5月24日《东方早报》)照片到底是谁所拍,此文姑且不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合影是在一个很轻松的环境下进行的,这一镜头存在着多个版本。除了毛泽东、朱德外,大家随便坐,摄影师可以随意拍。有人想和主席挨在一起,结果没有争抢上;有人因为到厕所解手,结果失去了合影的机会。二是毛主席撵狗事件。一只狗闯入摄影师的镜头,拍摄被迫中断。毛主席站起来,一边撵狗,一边高声冲康生喊:“康生(社会部的负责人,专管反特、走狗),管好你的狗!”众人皆笑。(孙国林:《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细节和花絮》,《湘潮》2008年第1期)这些略显滑稽而具幽默色彩的历史细节和场景给人留下无尽的意味和想象,也给严肃的正史和延安严峻的政治形势增添了一抹暖色调。

  延安之于刘白羽的叙述与想象,不论政治的还是生活的,都是富有诗意的。其原因有三:一、初到延安,即受赏识。毛主席也约见过他一次,向他交代护送埃文斯·卡尔逊到大后方游击区视察事项。事实上,这次护送是一项政治任务,而他是第一负责人。他当时才22岁,这对他的鼓舞是巨大的。二、延安入党,走向政治成熟。他26岁在此加入中国共产党,三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与问询,受北方局委托撰写朱德传记,被派往重庆宣讲《讲话》精神并留在《新华日报》工作,这都是一个青年人政治思想快速成长并渐趋成熟的标志。不论作为“中华全国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支部书记、《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和随军记者,还是作为几万延安知识分子中的普通一员,他始终将党性原则、《讲话》精神与文化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三、延安热恋,收获爱情。他和爱人汪琦之间的恋爱本身就是一首诗。延河跨在杨家岭和大砭沟之间,他们在彼此的护送与细语中,将革命年代的爱情演绎得单纯而美好。从春天到秋天,延安的夜晚月朗星稀,波斯菊在窑洞口开放,他俩的“波斯菊之恋”将“革命+恋爱”的成长模式展现在世人面前。爱情和政治的结合也再一次将人们对于延安的想象和美好未来的期盼推向一个崭新的层次。

  延安之于刘白羽的召唤与影响,不论当时还是后来,都是深入灵魂的。他一生都把毛主席的《讲话》作为文艺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其颂歌体、政治抒情体写作模式(以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为主),不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里汇入歌颂新时代、新国家、新秩序的旋律里而轰动一时,而且也在新时期直至2005年他去世的20多年中捍卫了自延安《讲话》以来的工农兵文学的正统地位,并以惊人的创作力实证了中国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道路而让人惊叹不已。《大海》(27万字)、《第二个太阳》(28万字)、《心灵的历程》(90万字)、《风风雨雨太平洋》(85万字)……这样的速度、数字及创作激情是多么的惊人。他对时代精神、战斗激情和英雄光彩等宏大叙述精神的坚守与书写也足以让人肃然起敬。他几乎囊括了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所有国家级大奖。但是,人们的阅读趣味、新时期以来文学现场的场域特点、文学史的筛选机制都不可能再眷恋于这位世纪末的老人。他晚年的写作不被接受,获“茅奖”的《第二个太阳》被说成是“五老峰小说”——老题材、老故事、老人物、老观念、老方法。(邓经武:《“红色情结”的终结》,《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3月第3期)这至少说明,他的审美观念似乎依然停留在“十七年”文学时期,任凭外界文学如何变迁,他都稳如泰山;他缺乏王蒙那类老作家灵知文学潮汐起伏的灵敏度,他和文学现代化的步伐整整错了一个节拍。这样,他的坚守固然让后人敬佩,但多少有点悲壮的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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