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新花别样红——重评刘白羽的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

　　1985年5月到8月，短短89天时间，刘白羽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并很快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然而，相比同时获奖的《少年天子》《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等作品，以及同时期的军事题材小说，如《灵旗》《第三只眼》等，《第二个太阳》受到的关注实在不多。进入新世纪之后，一些回顾茅盾文学奖的评论文章在谈到《第二个太阳》时，都用了批评的语调来评价这部作品，或指责小说“在人物性格描写、人物性格语言设置以及作品叙述语言等方面，都呈现出诸多失误”，(邓经武：《“红色情结”的终结——论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或把小说归为典型的旧有五老峰模式小说，认为其存在“细节描写失真”、“语病不少”等诸多弊病。(廖四平：《〈第二个太阳〉综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丛论之一》)为什么这部小说自发表以来就反响寥寥？难道真如某些评论所言，它“与茅盾文学奖的规格极不相符”？(邓经武：《“红色情结”的终结——论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或许我们应该重回历史现场，再次进入文本世界来考察。

　　一

　　《第二个太阳》是一部以1949年武汉解放、新中国成立两大历史事件为主背景的革命历史小说，设置了兵团副司令秦震奉命营救潜入国民党内部的女儿白洁的故事主线和师政委梁曙光寻母梁妈妈，师长陈文洪寻爱人白洁等多条副线，描绘了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中原、建立新中国的宏伟篇章。在谈到《第二个太阳》的创作动机时，刘白羽言称这是自己自1949年创作中篇《火光在前》之后一直心怀的夙愿。写完《火光在前》后，“一种沉重的遗憾就压在我的心上，我觉得我没有把第一个十月一日的深刻含义发掘出来——我只停留在骄阳烈火、暴雨泥泞中的苦苦的厮搏。” (刘白羽：《心灵的历程》，《刘白羽文集》第10卷)作家曾打算再写两个中篇，连同《火光在前》合并成一个长篇，但最终取消了这个想法，而是另外写了一个长篇。个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刘白羽对于军事文学创作认识的转变。这种转变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充满胜利激情的颂歌模式转向对战争历史悲剧一面的认识；二是将书写的重心从军事对抗、战役进程转移到对人物命运、内心情感等方面。先来看前者。

　　如《刘白羽评传》的作者牛运清指出的，与刘白羽过去的小说多以大团圆结尾不同，《第二个太阳》中白洁的死，给整个历史叙述增添了浓墨重彩的悲剧一笔。而这一笔，正是刘白羽“文革”时期痛苦思考的结果。在《心灵的历程》中，刘白羽曾回忆自己当初被关押狱中，渴望一片绿叶而不得时的痛苦心境。正是对嫩叶这种鲜活生命的渴望，让刘白羽对革命历史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历史不应该停留在胜利的狂欢中，“在欢乐的更深更深的内核里还含着沉痛和悲哀。……在第一个十月一日之前，有几千万灵魂为这一新的凝聚、熔铸而奉献自己；在第一个十月一日之后，几亿之众更需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劈荆斩蟒、呕心沥血以至付出生命。”(刘白羽：《心灵的历程》，《刘白羽文集》第10卷)于是，为了表现对历史的深重反思，作家特地构思了白洁之死。白洁是小说主人公，兵团副司令秦震的女儿。秦震父母先后遭国民党暗杀后，白洁被父亲秦震寄养在白姓友人家中，长大后赴延安求学，与陈文洪相恋，在潜伏国民党内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被捕，并在新中国刚成立时被杀害。这是个有着坚定信仰，将生命无私奉献给革命，将爱情无私奉献给爱人的纯真女孩，正是因为她的年轻明朗和赤诚高洁，她的死才让人无限扼腕，也正是因为她的死是“在黎明门槛到来之后”，(刘白羽：《心灵的历程》，《刘白羽文集》第10卷)才让这道在十月一日狂欢中刻画出的血痕如此永恒和悲哀。而这样的永恒和悲哀，将“唤起崇高、唤起力量、唤起希望，鼓舞人民勇往直前”。(《创作具有强大艺术魅力的军事文学》，第5卷)

　　如果说刘白羽用白洁的死突出了敌我战争的悲壮，那么连长吴廷英的死则是凸显了革命军队内部矛盾的悲凉。为救孩子圆圆，吴廷英杀死图谋不轨的俘虏，却反遭与己有个人嫌隙挟私报复的副指导员白天明的攻击，未查就里的秦震批准了处分意见，导致吴廷英多年英勇作战却未得到应有待遇，并在保卫桥梁时壮烈牺牲。比起白洁的死，吴廷英的死更能引起人们沉重的自我反思。

　　除却悲剧风格的体现外，集中刻画战争中的人也是《第二个太阳》的一大转型。1979年全军文化工作会议在批判《纪要》的基础上，正面提出了写人不要写过程的创作要求。这显然给了刘白羽创作指引的新方向。在《第二个太阳》中，一些论者都已发现，小说一反《无敌三勇士》《政治委员》《火光在前》等小说中重军事、重战争的写作手法，将人物命运沉浮、悲欢离合等情感书写推至前台。小说主人公秦震的人物塑造受到了诸多好评，被称为“是一个圆形的，立体的成功形象”，(范咏戈：《历史与人：经炼狱到天堂之门——评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带有许多新时期新政策的历史特点”，(蔡葵：《用当代意识反观革命历史——读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同样，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如陈文洪、梁曙光、牟春光、严素等，也都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二

　　既然《第二个太阳》在悲剧性和人性两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那为什么还会遭受不断的批判和诟病？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新时期两种军事文学观矛盾、冲突的结果。19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文学场”的向内转，军事小说出现了新的创作观念，这就是以莫言的《红高粱》、乔良的《灵旗》、朱苏进的《第三只眼》等为代表的新革命历史小说。这些小说或从彻底还原人的生命本能出发，或将对历史的观照提升到哲学的新高度，既丰盈了小说的艺术表达内涵，又开掘了其社会思考深度，使军事文学题材得到了超越性的发展。然而，新艺术空间、思考空间的拓展并不是对既往创作品格、思想的全盘否定，而应该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探索，与之前的创作样式并存，呈现军事文学的多样发展。但可惜的是，恰恰在不少评论者眼里，这两种创作观不是齐头发展，而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用新出现的创作观念去批判，继而取代“十七年”期间的创作观，于是，就有了对《第二个太阳》这类在延续“十七年”创作观基础上跟随新时代转型的作品的否定。

　　纵观相关的小说批评，大致包括如下方面：一、认为小说“对战争本身的血腥、残酷、破坏和痛苦等等，也很少正面描写。这就使其生活内容显得过于透明和美好”(蔡葵)；二、“整个作品浪漫的气氛、抒情的笔调”与“清醒的反思难以并存，小说因而产生了裂痕”；(卢敦基：《浅议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不足》)三、“人物的阶级感情和革命的激情与人物的儿女柔情没有真正糅合在人物身上，对女儿对爱人对母亲的情感就成了点缀和附加，游离于人物情感世界之外，显得极不和谐统一”。(毛克强：《文化的解读与文化的冲突——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评析》)除却第一个方面外，第二、三两个方面恰好是刘白羽致力的创作突破，即如何在革命英雄主义的主调中反思战争，在阶级情感外充盈人性，从而达到生活、思想和艺术的深化。

　　从“十七年”到“文革”，革命英雄主义经历了一个纯化到极致的过程，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被极端化成了不切实际的凌空高蹈，狂热的“忠字舞”将反思的可能性压抑至无。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浪漫诗性本身不能容忍清醒的反思。在《第二个太阳》里，刘白羽正是试图进行这样的努力，在用解放军的全面胜利激动着读者心灵、唤起人们为家国未来奋斗豪情的同时，作家又用白洁、吴廷英等革命战士的生命付出，来重新思考战争、历史和人的复杂关系，由悲剧升华出的壮美崇高，与战斗凯歌敲击出的理想激情，交合成一曲震撼人心的宏伟篇章。同样的交合，还出现在对人物情感的书写上。与英雄主义的浪漫诗情和清醒的反思可以熔铸一炉一样，人物情感也并非只有政治性或人性一极，而是可以两者并存。在小说中，几乎处处可见人物情感在家国之情与儿女私情之间的徘徊、碰撞和冲突。这在主人公秦震身上是最为明显的。理智让他作为一个领导、指挥者，必须压抑个人感情，全身心投入统筹全局的规划中，但情感又让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忍受着与爱人分离，女儿下落不明带来的各种痛苦。师政委梁曙光对解放武汉充满迫切之情，不仅在于他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更在于他身为武汉人，武汉还有他的老母亲。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不光只有儿女私情，更应该有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大情感，只有这两种情感都具备，人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们看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刘白羽正是用这样一种新的价值观来书写历史，书写历史中的人，对于这样的努力，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肯定，而不是简单的批评。

　　三

　　对于第一个方面的批评，即认为小说展示的内容不够真实，“过于透明和美好”，笔者认为，涉及到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就是真实的标准性问题。1960年代开始，围绕历史剧创作，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讨论，这场讨论继而扩大到对整个历史文学体裁创作的真实性问题。进入新时期后，相关的讨论仍有发生，虽然真实标准仍有争议，但大家都认定的一条真实底线，便是基本的史实是不可违背的。事实上，《第二个太阳》不仅没有违背基本史实，并且，作为一部浸透了个人生活经验和情感的著作，这部作品无论从艺术真实还是历史真实方面，都是有一定价值的。将小说与作家的自传性散文《心灵的历程》进行对比，便可以发现小说有相当多的素材是取自作家的亲身经历，尤其是发生在主人公秦震身上的，大到秦震到北京开会，见到周恩来，参加新中国成立大典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等大事件，小到秦震骑马渡河、坐吉普车遇小兔夜奔、寻找车上脱落的螺丝钉等小细节，都是曾经发生在作家身上的真实故事，而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多有对应的，如秦震的妻子丁真吾，有着现实生活中刘白羽妻子汪琦的影子，而姚锡铭看《鲁迅全集》的那一段，显然就是现实生活中刘白羽见到陶铸时的情形。

　　作为一部从个人视角展开的以整个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为书写对象的著作，《第二个太阳》不仅寄托了刘白羽希冀充分表达“创建新中国的深沉内涵”的愿望，还熔铸了一名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新中国建立等所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的亲历者，对党和革命以及马列主义指导思想毫无保留的赤诚情感。早在延安时期，刘白羽就通过彻底的自我改造建立起了这种情感，并把它内化到作家主体深处，成为作家的创作个性。他曾这样说过：“我觉得当马列主义还是外在的东西，还是你脑子中一种概念的时候，那会影响创作情绪；但当马列主义形成了你的哲学，形成了你的血肉和灵魂，形成了你的思想的时候，那是不会影响创作情绪的。”(刘白羽：《谈军事文学创作》)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已经形成了刘白羽以“歌颂激流勇进之美”为奋斗目标的美学追求。对于一位坚持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作家来说，创作“向上的文学，鼓舞人们前进的文学，给予人们以理想的文学”理所当然地成为他毕生为之奉献的文学使命，浪漫诗性也就成为他创作的独特个性气质。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创作个性气质在1990年代之后不再流行，但至少我们必须承认，它作为曾经影响了数代人的美学范式，不仅在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并且，在我们的美学愈来愈走向日常、平庸的时代，再反观这样充满诗性、充满理想，富于浪漫色彩的美学风格，其依旧震撼人心的力量将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启迪和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像《第二个太阳》这样被遗忘在历史角落的优秀作品并不是个案。例如姚雪垠的《李自成》，便是一个更明显的遗忘。(当然，近年来亦有一些批评家开始对《李自成》进行重新评价，这证明优秀的作品其价值终究不会被埋没。)它们的被遗忘或者被批评，根于它们对五六十年代文学美学风格、思想品格的承继。文学创作的风格不应总是被设置为二元，不断走向狭窄的对立，而是应该以宽广的态度，修正旧的，接纳新的，只有这样，无论是艺术创造还是价值建设，才能在积累更多财富的基础上，走向更为辉煌的明天。